底特律可以從矽谷身上學到些什麼?

Intel的前任CEO,Andrew Grove於近日投稿華爾街日報,從他在高科技產業的經驗,對美國Obama政府對於汽車產業援助政策進行針貶。

這是一篇相當不錯、有深度且有洞見的文章,我很推薦大家有機會看一看。

不過在討論Andy的文章之前,我在一個多月前,也是華爾街日報上,也看過一篇前共產國家的黨委書記投稿(印象中似乎是南斯拉夫)。
該前任書記談到他們的國家決定要涉入汽車產業,國家領導人主導,指派他為政策執行人員。

在設計汽車階段,國家領導人明白表示汽車只需要一面後照鏡,因為這對「愚蠢人民」來說已經足夠。當然就更別提汽車的性能以及其他設備了。

但是對於該國人民來說,有汽車可買已經是天大的恩惠。

舉國歡騰,人民熱烈愛戴這個領導人。政治上的成功讓這位領導人昏頭地以為他的爛車可以征服邪惡、貪婪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於是乎,這位領導人將汽車稍微改裝得更豪華一點後,就推往西歐與美國市場。

當然,銷售一定是慘不忍睹。

這讓我想到柏林圍牆倒下,東德人開著得排隊15年才能買到的、令他們自豪的「拖笨車(Trabant)」進入西德時的那種窘況。
Trabant
(圖片引自Wikipedia)

拖笨車有多糟糕?柏林市發言人有這麼一段形容:「拖笨車的二行程引擎馬力雖沒比割草機強多少,卻是全世界最會冒黑煙的汽車,噪音也大得嚇人。」

那位前任黨委書記的文章也我相當推薦,因為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政府經營事業是個多麼糟糕的想法,會引發多麼災難性的後果。

回到主題,Andy談到當一個國家的某個產業廠商遇上麻煩時,其實我們很難在當下弄清楚這究竟是這些廠商的競爭力衰退?還是全球整個產業的基本結構重整?

如果是前者,那麼政府的資源或許有機會救救這些公司(雖然事實上我們找不到幾個成功的案例可循);如果是後者,則政府的援助只是阻止國內產業進步力量的發揮,其結果就是整個國家都失去了競爭力。

高科技產業在1980年到1990年代末期,正是經歷了一場大規模的產業結構重整。
整個高科技公司從傳統的垂直整合模式(亦即業者提供從每個硬體、晶片到軟體的生產與銷售),到現在的水平整合(用標準通用零件、套裝軟體組裝電腦)。

一些在過去垂直整合時期引領風騷的公司,如果無法適應產業遊戲規則改變,均以被時代淘汰;同時有些公司成功轉型,適應了新賽局,站穩了腳步,例如IBM與Apple;也有打從一開始就徹底發揮水平整合功力的,例如微軟、Dell等公司。

Andy認為汽車產業現在正如科技產業的過去,正在進行一場由垂直轉為水平的結構調整。

許多在亞洲的(Andy特別指出在中國)廠商,雖然不具備製造整台汽車的實力,但掌握其中關鍵零組件的精髓,例如電動汽車的電池技術。
這些廠商的壯大,以及未來可能出現,像是Dell這種善於整合這類代工廠力量的品牌商,未來的汽車極為可能由一堆標準化的零組件組裝上市。

Obama政府援助的通用汽車,看來卻仍活在過去垂直整合的時代。

或許,或許一時的援助可以保住這些少數工人的工作。但長期來看,援助方案的成本不僅僅只是那些金錢,而是整個國家的競爭力。

最後紅色這句是我寫的,Andy原文是「美國將失去汽車產業的領導地位」。

此點也是許多朋友跟我討論美國援助方案時,我強調的重點:

經濟學上的成本永遠是機會成本!因此援助方案的成本不是那個金錢的數字,而是資源錯置的後果。

這道理適用在台灣的馬政府或中國的擴大內需方案上,都是一樣的。

延伸閱讀:
What Detroit Can Learn From Silicon Valley

Leave a Reply

avatar

這個網站採用 Akismet 服務減少垃圾留言。進一步瞭解 Akismet 如何處理網站訪客的留言資料

  Subscribe  
Notify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