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蔡英文政府拒絕香港殺人疑犯赴台投案

司法審判權是政府主權(governmental sovereignty )的重要成分。如果一個政府對發生在管轄區域內發生的殺人案拒絕審理,甚至鴕鳥心態地拒絕嫌疑犯投案,這樣的政府還說自己「顧主權」,根本是無恥。

可笑的是都有一群水母腦可以在三年斷交七國的狀況下堅稱主子最懂外交了,這場無恥無腦戲還會繼續演下去。

不過換過角度想,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5條:「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轄。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審判更為適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轄。」

蔡政府如果自認是中國的地方政府,那要求香港政府審理就說得通了!

不虧是我心目中的急統派小英啊!哈

WIPO 2019年全球智財權申請狀況報告

聯合國底下的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發佈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19 ,其中幾個數字重點摘錄:

  • 專利(patent)

2018年全年中國勇奪世界專利申請數量最多國家,高達154萬件,佔全世界總專利申請量46.6%,第二名美國為597,141件,第三名日本313,567件,第四名南韓209,992件,第五名歐盟174,397件。前五名國家總合佔世界總申請數85.3%。

全世界2018年有效專利數量為1400萬件,其中310萬件在美國、240萬件在中國、210萬件在日本。

較去年同期,中國專利申請量增長11.6%,歐盟增加4.7%,南韓增加2.5%,日本減少1.5%,美國減少1.6%。

  • 商標(Trademarks)

2018年全球約有1090萬件商標申請案,較去年同期增長15.5%。

其中中國勇奪世界商標申請數量最多國家,高達740萬件,跟著是:美國640,181件、日本512,156件、歐盟392,925件與伊朗384,338件。

2018年世界上有效活躍的商標約有4930萬件,中國佔1960萬件、美國240萬件與印度190萬件。

  • 設計專利(Industrial designs)

2018年全球約有100萬件設計專利申請案,較去年同期增長5.7%。

中國繼續勇奪世界設計專利申請案最多國,高達708,799件,佔世界總量54%,歐盟108,174件,南韓68,054件,美國47,137件,德國44,460件。

世界有效設計專利共約400萬件,年成長6.5%。中國佔160萬件、南韓344,560件,美國336,116件與日本257,157件。

  • 植物品種權(Plant varieties)

2018年植物品種權申請件數中國依然奪得冠軍5,760件、歐盟3,554件、美國1,609件、烏克蘭1,575件與日本880。

相較去年同期,中國成長29%、烏克蘭成長17.1%、歐盟3.9%、美國3.3%,日本倒是衰退-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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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坊間的假財經專家常跟著美國政客起舞聲稱「中國不尊重智慧財產權」,試問一個智慧財產權制度不成熟、不被重視的國家,為何申請量、有效量與成長率均是世界前茅?

這些假財經專家其實根本多是智財權大外行,連專利的claim為何物都不懂,何德何能評論一國智財權制度是否完善。

b. 我們談過多次,智財權本質都是「屬地主義」的國家特許壟斷權,而且權利範圍相較有實體的財產而言非常模糊且難以事先正確判斷。換言之,沒經過法院訴訟的智財權多半不值錢。

而根據經濟學的Allen-Alchian定律(此定律我在預言中美貿易戰下中國產品水準將突飛猛進一文中詳細解釋過),多數智財權所有者會在「商品終端消費市場申請」,因為成本效益最高。從這點也可以看出來,申請、維護乃至於訴訟費用均不便宜的智財權(以我先前工作的大型研發機構為例,一年專利維護費就破億元新台幣),如果不是因為中國市場夠重要,全球多數廠商也不會拿真金白銀出來賭身家。

與此同時,如果中國智財權制度真的很糟糕,那麼這些商人也不笨,根本就不會選擇在中國申請如此多量智財權。

我看送餐員車禍事件

幾個重點簡單談:

  • 從法律和法律經濟分析角度看,均不構成「僱傭」契約關係。

其重點在於「外送員可否拒絕工作機會?」若可自由決定是否接單,則「僱傭契約」是不可能成立。

而法律上嚴格來說,依照台灣法律其實應該很接近「靠行契約」(常見於貨車司機與公司)的類推適用;但就如我曾談過,英美法體系下沒有類推適用,我偏向認為類似的問題發生在美國應該法官會獨立造法處理。

  • 為何會有這種契約安排?

請先參閱我以前這篇「有關加班的簡易經濟分析」(https://tinyurl.com/y5yo5orf),理解一個重點:

所謂僱傭契約其實也是一種承攬契約的變形;而之所以會出現僱傭契約,根本上來自於工作內容複雜化以及工作成果量度費用提高。

一個生產線工人、一個設備工程師、一個IT人員、一個秘書、一個法務乃至於一個總經理,在一家公司中對於「收入的實質貢獻比例」的量度費用是不一樣的。這也使得某些人員或單位比較容易使用「利潤中心制」來衡量貢獻,但某些單位就很難這樣做。

這也是說,回頭看契約安排這回事,當量度費用夠低時,選擇承攬契約(看成外包也行)的數量會高過僱傭。而這個契約安排從經濟分析角度是以實質內涵論,不要去管契約叫啥名字,那是無聊法匠在搞的。

過去不存在UberEat或Foodpanda這類服務是因為媒合的訊息費用過高。但在現今IT技術與人人有智慧型手機的侷限條件改變下,媒合費用大幅降低,因此這類服務與從業人員大增。但這件事本身並不影響外送服務工作成果量度費用不高的現實,也因此這類服務天生就傾向以承攬而非僱傭的契約安排。

  • 風險分擔與風險貼水

a. 請先參閱我這篇「颱風天外賣服務的經濟分析」(https://tinyurl.com/yygjgpow),就能知道即便是單一店家僱傭的外送員,其薪水本身也已經包含風險貼水。

而UberEat這類透過「分紅制度,且接單越多分紅率越高」的安排本身更是內涵風險貼水 — 接單多者風險高、成本高,所以以更高分紅率貼水。

b. 本案關鍵問題是在於「保險公司拒絕理賠營業行為發生的車禍」。

但就這點保險公司也是站得住腳,因為當初承保時,保險公司是以「一般交通風險」去計算保費,而外送員機車騎士的營業行為的確超出保險契約當初的預設風險。當受保人本身行為會提高風險時,依照保險法的基本法理,保險公司的確可以拒絕履行契約。

c. 更重要的是,帶風向媒體怎麼不去問問撞死人的汽車駕駛,其保險是否理賠?侵權行為人又該怎麼依法損害賠償?肇事責任歸屬呢?這一塊明明法律已經可以處理,但媒體似乎講得好像「機車保險不理賠就天底下大家都不用賠」呢?

  • 政府介入的扭曲

政府強制改變原本就很有效率的且風險分擔合理的契約安排(不合理一開始就根本找不到送餐員),其結果必然就是這類外送平台會把本該給送餐員的風險貼水收回來以備不時之需,送餐員實質收入減少,風險貼水從真金白銀變成「某種法律承諾」。

收入減少,願意供應勞務者也將減少,送餐服務不再如此便利,可能消費者也會減少。惡性循環下,最壞的狀況就是送餐服務平台發現無利可圖,放棄臺灣市場。

太好了!失去收入的送餐員再也不用擔心風險!政府官員也少了一個潛在被罵的項目!媒體繼續找下一個可以炒作的議題!廢青繼續一方面要求大有為政府保護人民、怒叱自由市場資本家剝削底層人民;一方面又相信民主,相信市場制度下無能的個體可以拿張選票就做出正確決定。

關於普通法的義憤殺人(on voluntary manslaughter at common law)

外行又可笑蠢蛋,自以為跟法律系室友住四年就自動懂英美法?
會拿provocation來說嘴很明顯只是一知半解。
Provocation is no ground for exempting one from criminal liability for one’s act, but only maybe ground for mitigating the punishment.
(義憤從來都不是阻卻違法事由,只能當做法官減刑的參考之一。)
如果連這點都不知道,還敢出來扯,就真只是丟自己跟法律系室友的臉。
關於義憤 provocation在英美法上的進一步討論,我就懶得翻譯成中文了:
At common law, provocation will sustain only if met four tests:
a. the provocation must have been one that would arouse sudden and intense passion in the mind of an ordinary person such as to cause him to lose his self-control;
b. the defendant must have in face been provoked;
c. there must have been no sufficient time between the provocation and the killing for the passions of a reasonable person to cool; and
d. the defendant in fact did not cool off between the provocation and the killing.
Usually, the rule would be applied narrowly onto limited scenarios, such as ” a personally serious battery,” “a threat of deadly force,” or “discovering one’s spouse in bed with another person.”
In this case, the taxi driver may claim provocation for that he had been surrounded by angry riots with possible threats of deadly force. This was why I said that the taxi driver may be incriminated as murder or voluntary manslaughter.
People could claim self-defense on the behavior of dragging the driver out of the cab. However, these attackers can never successfully claim that they were defending themselves by using such brutal violence on the driver in a coma. Of course, the “provocation rule” does not apply here. Since once the driver had been out of the cab, there was no provocation at all. And the violence they used exceeded the necessary standard of self-defense.

何謂市場的自由?

「市場的自由」是一門困難的學問,無論是定義與量度方法。

我認為沒有幾萬字甚至十幾萬字都難以講清楚。

最簡單的角度,可以以「契約結構的主給付義務、從給付義務與風險分擔的選擇安排自由」來理解。但法規、慣例的限制與法規的理解成本、複雜度與執行可預期性等等方面也必須考慮。

舉幾個最簡單的例子:「論件計酬(piece work)」這種現今仍常見於台灣與大陸兩地的勞動契約安排,在美國實質上被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of 1938給禁止了。(以一種價格管制模式禁止此種契約)

又例如許多契約在傳統common law體系下被允許或被禁止的安排,被聯邦政府的Uniform Commercial Code (UCC)給改變了。但,傳統契約法屬於州政府的統治權範疇,再加上並非每個州都完全同意UCC全部內容,所以在美國會發生不同州適用的契約法有所不同。我們很難想像中國每個省有自己的民法。

又例如傳統佃農分成契約本身以較高交易費用的方式吸收了地主與農夫雙方面對「收成不確定的風險」;但當年的台灣政府以375減租條例強迫壓低當年普遍約6成的分成率至37.5%,造成地主總體租值收入降低與農戶邊際勞動收入降低的雙輸局面。

再加入工會、保險、環保法規、勞工安全、消防法規、土地使用限制、證照制度、反托拉斯法或消費者保護法…等各種對資源使用限制的法律,以及如中國大陸「騰籠換鳥」或美國「貿易戰壁壘」等等政策干擾,我們必須對多種且多國法律有一定熟悉程度,並具備相當好的經濟觀察力與邏輯,才能正確判斷「市場的自由」。

有些難以探查的行內契約安排,左右著市場自由而許多人渾然不知。例如人人都知道中國政府對電影內容有審查權,但較少人知道美國其實也有針對電影內容審查的「film censorship boards」,名義上為產業自我管理,但實質限制了許多種自由;而更少人知道,美國電影產業的特殊保險制度,保險公司對電影劇本內容也是有相當影響力的。再加上美國影業下各種工會(演員工會、導演工會、編劇工會…等等)又各自透過各種法規限制著電影拍攝的契約安排自由。

這是說,膚淺的覺青或多數台灣知識分子程度只看得到顯眼容易被注意到的中國電影審查制度,卻沒有能力看到藏在各種眉角、魔鬼細節的美國電影市場限制,後者其實也並非全然自由。

「中國市場自由度高過美國」是我的個人判斷,而此判斷背後的學問,遠非法律經濟外行人以為的那麼簡單。沒空寫幾萬字講清楚,就簡單提出重點給具備經濟感受的讀者參考即可。

經濟分析簡論人權

先前我引述美國憲法本文Article one說明:「自由人(通常是白人)才算人,非自由人(通常是黑奴,但其實也有白奴喔)算3/5個人,印地安人有繳稅的才算人,沒繳稅的不算人喔!」

有讀者反應:不可思議!美國不是人權立國嗎?


請參閱此照片,攝於1906年,紐約的「人類動物園」展示難得一見的菲律賓兒童與其家人!

美國真是人權立國!我都還沒提美國政府怎樣設計與實施屠殺印地安人的制度呢~

此例重點不僅僅是點出美國怎樣雙重標準,更是要說明「人權」的概念本質其實是一整組錯綜複雜的權利義務內涵,更準確的說是一種「express and implied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而權利範圍的釐定與真實可執行背後都要付出「成本」!也就是我一貫主張的:當整體社會財富不夠,人權喊得再高大上實質上根本做不到也就沒有任何意義;當整體社會財富夠支撐某種程度的契約組合時,人權自然會逐漸獲得改善。

(當然更困難的還有許多基本權利並未明文在憲法之中,而是寄生在他種基本權利之內,因此其權利範疇的劃定又受到他種權利的影響,這一塊我不打算深談,我簡單舉一例:可能多數人並不知道,「墮胎權(abortion)」在美國憲法結構中並非明文的基本權利,最早是從「隱私權(right of privacy)」下派生出來。
「閱讀色情物品(freedom to read obscene materials)」也是從隱私權為權利基礎衍生,這使得此權利早期被認為不包含散佈、販賣或購買的自由。這是說:若此權利一開始被認為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則權利範圍劃定將大為不同)

此論點我自己從兩方面獲得印證:

1.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後到今日,其人權條件明顯隨著經濟財富的跌宕起伏有所改變。尤其是三年大饑荒後到文化大革命末期,單以言論自由來看,因為產權結構改變,政治言論正確性與收入甚至生命牽上關係,即便貴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照樣被虐待至死,連姓名都被剝奪被當做無業遊民。

2. 研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立國以來200多年間對於外國人(aliens)的人權權利保障邊界與同時期美國經濟發展有相當關連性。

進一步我要強調:

a. 「財富累積改善人權」是指整體改善,我很厭倦老是有人拿單一個案強調是反證,而其恰恰是邏輯不清的蠢證。這猶如當我說明私有產權制度搭配自由貿易,整體社會財富會增長,而你硬扯「但是這個社會還是有人餓死」一樣可笑荒謬。
是的,當美國已經富裕到每年幾十萬人死於肥胖時,你還是可以硬扯有人依然死於飢餓,從而推導出「所以美國跟當年殖民地初期一樣,依然是不毛之地」的蠢論。

b. 人權改善是變動且緩慢進步的過程。這在哪一國都一樣。與此同時,「權利組合不存在最好」,這是說,不考慮真實侷限條件,光只會聲稱「某國更有人權」是一種愚蠢的論點。
任何權利組合在不同侷限條件下造成的整體社會租值/效率都會不同,而在低交易費用下,人權的權利範圍應該會往最高租值/效率的方向演化,但此演化不見得人人都能接受,特別是那些象牙塔裡的學者或是其實並無思辨能力的法匠。

從管轄權看送中條例(以美國法為例)

蠢覺青多數無力回答下述美國管轄權問題:

一、假設一 class suit,其中80名加州居民與592名非加州居名,共同聯合在加州聯邦地方法院控告於Delaware州登記設立,總部位於紐約州的某製藥公司產品造成傷害,試問加州聯邦地方法院可否審理此案(有無管轄權)?

二、假設一華盛頓州居民長期透過書信向一德州登記營運的保險公司購買人壽保險,該居民死後居住於加州的子女未拿到保險補償,於是在華盛頓州州地方法院控告該保險公司(該公司於華盛頓州無任何營業活動、辦公室或員工/代表),華盛頓州地方法院可否受理?

三、AB為紐約州人,C為德州人,三人共同於德州聯邦地方法院控告XYZ(XY為佛州人,Z為德州人)common law的權益事項求償$100萬美元,德州聯邦地方法院可否受理?

四、A為加州人,在華盛頓州寫下誹謗B之文字,並於麻州被列印刊行,試問哪個州的法院有管轄權?

五、A在紐約州家裡反覆安排練習謀殺B的計畫,並於某夜開車到紐澤西州誘拐殺害B,並將之載回紐約州棄屍;但事實B被殺害未立即死亡,是被掩埋後才因無法呼吸死亡。試問紐約州或紐澤西州法院有管轄權?是州法院還是聯邦法院有管轄權?

如果這些問題答案你都無力回答,甚至連問題癥結都看不懂,那其實你沒有啥專業資格談送中條例問題。

管轄權(jurisdiction)是個純粹的法律技術操作的領域,關心的是「某個法院對於某個司法案件(無論民刑事或特殊領域相關)是否有『可以合法審判』的權力,進一步還有該法院應該依照哪裡的法律審判(Conflict of laws)之疑問」。

而「送中條例」本質其實就是個純粹的管轄權問題(姑且不管移送澳門與台灣這部份,單論移送大陸)。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二十五条 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六条 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审判。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

此二條基本上與多數國家(無論英美法系或大陸法系)一樣,多是以「蒐集證據費用最低的『犯罪地』法院管轄」為原則。

這是說,如果有個上海人跑到北京殺人後,又躲藏到廣州被捕獲,依法是會被移送到北京的人民法院審判。

這也說明,這種司法權對於個案管轄權的判定從來都是法院自己決定;且此判定本就是國家統治權(sovereignty)的展現。就像前述,美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之間如何決定罪犯該移送往哪個法院審判,是美國一國自身絕對統治權的一部分,容不得他國干涉。甚至專屬於司法權,美國總統也不得干涉。

香港送中條例設計成由法院與特首共同決定,本身就已經夠好笑夠荒謬了,竟然還有一堆無知覺青質疑香港法院不應該有權力決定?拜託!全世界這種管轄權問題都是法院自己決定。

而香港全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依基本法本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之一部分。如前述,一個國家對領土內司法管轄權本就有100%的決定權,且是法院決定即可。

所謂的「送中條例」,不過是把「原本有問題的管轄權制度修好成跟世界多數國家一樣的法律制度」。

以美國這麼複雜的管轄權制度,就我所知未曾見過任何人會因為這種純粹法律技術問題出來抗議暴動,可見覺青有多蠢。

PS 有讀者誤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是全美國所有法律案件的終審法院,這是錯誤的。某些案件才是(而且範圍挺狹隘的),很多案件的終審法院就是州最高法院而已,特別是commom law領域的。

關於人權與覺青隨筆

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當年拿著中國憲法照樣被批鬥到死;相較現在中國網路只是不讓一般民眾貼某些文,正好印證經濟學理論—財富增加過程人權會隨之改善。

人均收入看中國才剛剛富起來,當然不可能一步到位地各項人權都滿分。

某些人只會看缺失,卻無能理解短短三十年內改善幅度有多巨大。其實可悲可笑的是這些人。

此外,覺青們怎麼嘲笑中國人權問題都無助於改善問題。

說過了,讓中國增加生產力、更加融入全球市場,使得言論對他人收入(特別是政客官員)影響力下降,言論監管費用增加而效益降低,自然會慢慢好起來。這層漸進式的改革思維,我不期待腦袋糨糊的覺青能理解,但真正做過事或創過業的人都知道我在說什麼。

改革越要一蹴可及,成本與動盪越大(對這點有疑惑的請先讀過A. A. Alchian 經濟大師1959年的『Cost and Output』與1968年的『Cost』兩篇鴻文,理解生產速率如何影響生產成本)。很可能你付出巨大代價只換來一點點進步(甚至其他面向因此退步)。漸進式改革不夠動人,卻是真正造福多數的作法。

話說回來,事實上覺青們根本不想幫助中國人活得更好,他們只是想自以為站在高點享受嘲笑與歧視他人的樂趣。尤其當他們發現經濟方面已經不能繼續嘲笑中國,所以只剩這點可以歧視。

換言之,口口聲聲講人權的,裡頭很多人根本不尊重人權發展的侷限條件與進步各有不同的現況,只是想滿足自卑而生的鄙視他人之慾望。

中國濫用引渡制度?看看統計數字吧!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簽署6週年回顧與展望成果展的資料顯示:

“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議題涉及主權及管轄,確實有一定難度,但當時協商的進度相當順利,民眾也有將近8成支持度。而協議簽署迄今,在兩岸相互請求司法協助的6萬7千多個案件中,已經完成了5萬5千多件,成功率高達81%,就全世界簽署司法互助的案例中,能做到這個程度的「非常少見」。特別在兩岸聯手打擊犯罪方面,這6年來總共破獲141個案件,逮捕6,200多人,同時相互遣返雙方通緝犯405人。” (https://tinyurl.com/yylzbsdd

這可是陸委會的官方新聞稿呢!

六年才互相遣返通緝犯405人,相對於台灣2千多萬人口、大陸十幾億人口來說,何來覺青口中「濫用制度、胡亂栽贓引渡」之有?

重說一次昨天的老話:「販賣恐懼是好生意,自古有之。只是最好你有本事當賣家,而不是被賣了還幫忙數鈔票的傻子。」

PS
其中從台灣引渡回大陸的罪犯根據該成果展報告指出的有:

1. 大陸武警張○清在陸犯案後,游泳偷渡至金門,旋遭內政部移民署查獲,並於98年9月26日遣返張嫌回陸。

2 大陸女子黃○隨團來臺觀光,隨即脫團行方不明,嗣黃女遭查獲賣淫, 並坦承冒用偽造身分證申辦來臺,移民署於99年2月間遣返黃嫌回陸。

3 移民署會同刑事局、海巡署等單位查獲在陸涉犯重大走私毒品案之陸籍通緝犯錢○南,並於99年11月10日將錢嫌遣返回陸。

4 移民署查獲在陸涉犯重大經濟犯罪案件之陸籍嫌犯葉○榮、何○等2人,並聯繫陸方,於101年12月17日將該2嫌遣返回陸。

5 移民署查獲在陸涉犯重大經濟犯罪案件之陸籍嫌犯曹○正,聯繫陸方後,於102 年6月28日將曹嫌遣返回陸。

6 移民署與法務部調查局合作查獲在陸涉犯重大經濟犯罪案件之陸籍嫌犯周○ 英,並聯繫陸方,於103年1月17日將周嫌遣返回陸。

7 移民署查獲在陸涉犯非法經營罪(婚姻仲介)之陸籍嫌犯薛○欽,聯繫陸方後,於103年 12月31日將薛嫌遣返回陸。

最高法院也認為中國司法可資信賴

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一○一年度台上字第九○○號》:「惟大陸地區已於西元一九七九年七月間,公布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嗣於西元一九九六 年又對上述刑事訴訟法作大幅度修正,其修正內涵兼顧打擊犯罪 與保護人權,並重視實體法之貫徹與程序法之遵守,雖非完美無瑕,但對訴訟之公正性與人權保障方面已有明顯進步,故該地區之法治環境及刑事訴訟制度,已有可資信賴之水準。」

連早在2012年的中華民國最高法院就認為中國司法已進步到可資信賴。

佐以昨天我指出:「世界經濟論壇的2017~2018司法指標,香港的司法獨立性是亞洲第1, 全球排名第13, 台灣是亞洲第11, 世界第48, 中國大陸的司法是亞洲第10, 全球排名第46。」

不曉得「咬死中國司法就是不可信任」的覺青證據何在?法律專業程度有比較高嗎?

看到某些人堅持世界經濟論壇報告是中國花錢買的,試問這份中華民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也是中國花錢買的嗎?科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