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禁止維尼熊?

在上海迪士尼樂園裡明明就有「維尼歷險記」設施,結果台灣無腦民眾還能瘋傳「中國禁演維尼熊電影」這種謠言,罔顧中國針對「普通分帳片(通常為北美電影)」有一年20部的配額制(其中6部必須是”非美國電影”),在此配額制下,廠商自由選擇進口電影,使得票房預期不如其他強檔名片的維尼熊淘汰出局。

話說台灣自己也對中國電影採取配額制,可見台獨信仰(或任何政治信仰)與腦殘之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哩~

中國電影更大的問題明明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第十七條的「內容審查制」,也因為內容審查的存在,大陸國產電影經濟誘因制度被扭曲為崇尚「包裝販賣明星」與「大場面大電腦特效」這種比較能確定吸睛和回收投資的安全牌。

這跟台灣1949年後,因為政治審查而陸續拍了一堆台語文藝愛情片、三廳電影、武俠片甚或許不了類的鬧片是一樣的誘因制度扭曲下的必然。

美國從1909年起也存在電影內容審查制度,到了1922年更是由幾大電影公司共同成立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MPAA),通過Hays Code,禁止「對公眾道德產生影響」之電影上映。

1915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甚至於「Mutual Film Corp. v. Industrial Commission of Ohio 」此案中判決「電影不享有憲法第一修正案之言論自由」!承認Ohio州政府可以合法地內容審查電影。

但即便如此,Hays code的道德標準在保守天主教徒眼中依然是下流淫穢不堪,因此1934年起,天主教徒Joseph I. Breen負責主持新的Production Code Administration (PCA),20年間許多電影(特別是被宗教團體認定有”性暗示”)均被刪改,例如著名的Betty Boop的短裙被強制改為家庭主婦長裙;超級大片北非諜影(Casablanca)中任何明示男女主角在巴黎有過一夜情的片段、台詞均被改為暗示。

飛機大亨Howard Hughes拍攝的”Outlaw”中有一幕聚焦女演員乳房的鏡頭, Hughes花了相當力氣終於說服Breen「這個鏡頭並沒有違反PCA」,至於怎麼說服的,各位自己想像吧。

PCA也常有政治審查,例如華納兄弟曾打算拍攝德國納粹集中營相關主題,就被PCA否決禁止而作罷。1938年之前,PCA一直禁止「反納粹」主題的電影拍攝,直到FBI介入才放行。

終於到1952年,聯邦最高法院才又於「Joseph Burstyn, Inc. v. Wilson」一案否決1915年判決,承認電影同樣享有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與此同時,1950年代大型電影製作廠與一條龍的營運模式不再是票房保證,器材的成本下降催生許多獨立電影製作公司,觀眾口味改變也讓這些獨立製作公司得以生存,PCA的影響力逐漸式微。

1960年代,MPAA開始轉變整套制度為「電影分級制」,並於1968年11月1日正式上路。不過禁片依然存在,例如1969年的瑞典電影”I Am Curious (Yellow)”就因過於色情而被禁止(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才終止禁令)。

然而這套電影分級制依然受到許多批評,裡頭一堆黑箱作業一樣讓許多人詬病。

美國花了將近100年也沒搞定的電影審查,身為全球第二大市場的中國還在「摸石子過河」就被批評得體無完膚?而且批評者還是用假新聞?這種雙重標準還真難懂哩,科科。

你笑對岸政治審查,反過來,當今若有人拿「主張兩岸統一」的劇本去找蔡英文政府申請國片輔導金,有通過之可能嗎?嘖嘖。

反托拉斯法的特色(Features of the anti-trust law)

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的幾個特色:

1. 售價比同行高 — 濫用壟斷地位,開罰!

2. 售價比同行低 — 掠奪性定價(predatory pricing),若是國際貿易還多一條「傾銷(dumping)」罪,開罰!

3. 售價跟著同行走 — 聯合行為/串謀定價(conspiracy pricing),開罰,而且罪更重,要是有參加什麼「同行公會」「業內聯誼會」被抓到,還可能有刑責!(友達那幾個高階經理人就是被控告串謀定罪抓去關的)

不曾參加任何同行聚會搞孤僻就沒事?錯!價格跟著同行走,法律上政府照樣「擬制」你有勾串通謀行為,照樣開罰照樣抓去關!

4. 透過政治黑手,以政府力量達到壟斷效果(例如工會聯合談判勞動條件、行業組成證照制度、規格標達到少數廠商才可能得政府標、透過工廠法/衛生法規排除財力不夠的競爭對手…等等行為) — 不罰!

5. 反托拉斯法最重要的眉角 — 市場定義(market defintion)

可以把市場定義得很大,你就顯得很小,就沒有monopoly power;也可以把市場定義得很小,你家巷口的水果攤都可以構成濫用壟斷地位!

不信?有個美國經典判決,被告是在某州經營滑雪場的,法院硬生生把市場定義成:「就是被告所在的那個山頭」,罔顧該州還有幾十座山都有人經營滑雪場,然後認定被告漲價行為是濫用壟斷地位,開罰!

當年我在美國法學院讀碩士,我的反托拉斯法老師就是Obama的顧問之一。當時常私下找我談各種經濟學相關問題(我這老師經濟學真是很弱)或參加反托拉斯相關的智庫會議,有天在其辦公室談到Google有沒有濫用壟斷地位。

我反問:「這要看你怎麼定義Google的市場範圍?如果僅限於資料搜尋,Google的確很大卻是間接收費,使用者免費使用,相對於路透社、WestLaw或Bloomberg這種都提供專業特殊領域且收費昂貴的資料搜索服務之對手來說,你很難說『免費提供』究竟侵害了消費者什麼權益。

如果用廣告業來看Google,全部廣告業都納入的話,Google還不到壟斷地位;但如果僅看線上廣告,Google當然有壟斷地位,但並非沒有競爭…」

教授打斷我:「我們(咦?)已經決定開罰了,市場定義當然不能太大,而且要定義在Google有拿錢的廣告業方向…」

科科

反托拉斯法真是好棒棒,養活一堆律師、法官跟擔任專家證人的經濟學家們哩~

歐盟處罰Google$50億美元

結果出爐,果然超越去年的€24億歐元,直衝$50億美元罰款!計算基礎是Google 2017年全球淨利$126.2億美元的40%。

理由是:Google不應該濫用Android地位,試圖誘拐消費者在Android手機上使用google搜尋引擎與Chrome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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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

蠢到死的意見。

2005年Google花費$5千萬美元買下新創公司Android,並開放原始碼,提供Apache免費開放原始碼許可證方式讓許多手機硬體製造公司百花齊放,其目的一開始不就在財報中說得很清楚?Google就是希望開創mobile advertising這一塊新收入啊!

沒有Google如此大方提供免費作業系統,哪有如今眼花撩亂的各種mobile apps與智慧型手機?

這部份巨大的「消費者盈餘(comsumer surplus)」歐盟官員完全不看,與此同時,靠Android的軟硬體廠商所獲得巨大利益,歐盟官員也看不到。

單單只針對Android系統上預先裝載的Chrome瀏覽器與預設的google搜尋引擎,在在顯示我學習與鑽研anti-trust law的心得 — 這部法律並非法律,純粹是政客或政府攔路搶劫的藉口,這藉口多爛都行。

不過奇怪的是:

1. 行動廣告收入僅佔Google的總收入44%,為何今天歐盟官員針對Android系統有意見,卻拿總收入為基礎來罰款?

2. 根據財報,2017年Google從歐盟、非洲與中東地區創造營收為$360.5億美元,僅佔全球營收$1360億美元的26.5%,為何歐盟有臉面罰款基礎以全球淨利來計算?

還是老話一句,搶劫為真,這些法律藉口都真的只是藉口。

利益迴避原則不是包山包海

從Milton Friedman提出的恆久收入假設(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來看,如果收入改變小到無法改變恆久收入,則人的消費行為不會有所改變。

這就是當年我批判馬英九消費券政策肯定無效的理論基礎。

如今民進黨政府宣稱管中閔可以審核台灣大哥大副董事長蔡明興的薪水,所以違反利益迴避原則。

姑且不論薪酬委員會在法律制度下只是一個附屬於董事會的機構,其「建議」尚須經董事會同意方得以生效,更暫不提管中閔不過是台灣大哥大數位獨立董事之一,並無「一人定奪薪酬」的權力。

依據107年度台灣大哥大年報顯示,該公司董事年報酬約1千萬台幣,而帳面上蔡明興本人、配偶與未成年子女持股數達99297159股,107年配息5.6元來計算,蔡的股利收入達5億5千多萬。這還未計入實際持股更多的蔡家投資公司,如台聯網投資、福記投資、台信聯合投資…等等。

嗯~假設我帳面上年收入5億6千多萬,其中1千萬由薪酬委員會決議,然後三位獨立董事之一的管中閔對我年收入影響力粗估千分之六,我怕死了,千分之六耶!牽涉利益大到不迴避不行了?! XD

況且以Forbes推估蔡明興高達31億美元(900多億台幣)的身價,管中閔對蔡明興年收入影響力恐怕萬分之六都不到。

利益迴避?別說笑了 XD

利益迴避原則並非無邊無際,連一點點影響力(remote impact)都可以拿出來主張的,好嗎?一堆法律蛋頭學者大談特談利益迴避,卻沒有(或故意)深究該原則的內涵,這種做學問很可笑,除了搬專有名詞回來唬人外,一點料都沒有。

從Yotaka姓氏事件談美國法下的公然侮辱

有個人堅持自己要改姓「Yotaka」,我指出yotaka在日文辭典與Google翻譯查詢結果均有妓女含意,表達無法理解為何要如此改姓。結果就被一群無知護主狗給小小洗版,還有人宣稱我污辱該名發言人要我道歉?!

區區在下正好是法律專業,我們就來談「污辱」吧!節錄部分我過去寫的法律分析文字:

1. 美國有關妨害名譽(defamation)的案件,主要是透過侵權行為法(torts)來做民事上的處理。相較於台灣民法中侵權行為相關規定,美國法對於妨害名譽案件的處理要件來得更為細膩。

美國法構成妨害名譽的要件簡述如下:被告公然發表妨害他人名譽之語言,內容直指或隱射原告,並造成原告名譽之損失。

何謂公然?和台灣法律一樣,只三人以上能共知共聞。何謂妨害他人名譽之語言?乃指言論本身會造成他人名譽受負面影響。何謂名譽之損失(damage of reputation)?美國法院又再細分言論是透過文字傳播,亦或透過口語二者。

美國法院認為,如果是口語的侮辱性言論(slander),應由原告來證明其所受之損害為何?除非言論內容是美國法院所認定的「當然侵權事由(per se)」,諸如:內容指責他人有違其職業或專業道德的舉措;宣傳他人得了難言之病;宣稱他人犯了道德瑕疵的罪(如指責某會計監守自盜);亦或謠傳某女性性生活不檢點。

換言之,美國法理之重點,在於這類言論將嚴重影響原告,使其難以繼續在同一社區生活或工作下去。如非此類言論,則需要由原告舉證其損害為何。

2. 從法律經濟學分析角度

如前文所言,美國處理妨害名譽案件主要放在侵權行為法下 處理 ,亦即民事法,由口無遮攔的一方賠錢了事 。台灣卻拉到到刑法之高度,動輒施以國家公權力,干預人民言論之自由。如此大動牛刀,是否有違反「憲法比例原則」?實在令人疑惑。

再者,將刑法構成要件標準放在「主觀喜惡」上,也有種錯置個人偏好為刑法所欲保護之法益的繆誤。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nald H. Coase一生研究,告訴我們產權劃分清楚之下,社會成本可以被大幅降低。這點也為多數經濟學者所認同。而美國法架構下也多將妨害名譽案件之重點放在受害人的未來收入或消費行為所受之負面影響上,亦即當事人「名譽所受之損害」。換言之,這樣的客觀標準是另外一種變項的財產權保護制度,保護受害人潛在的經濟利益。亦如美國頗富名望的聯邦巡迴法院法官Richard A. Posner研究指出,美國法下,法官判案存在「降低社會成本」的傾向。我們也能看到,美國法院將許多「這個人很壞」或髒話類的言論,當做是「個人意見(opinion)」,不認為是妨害名譽。因為某甲罵某乙是bitch,除了讓聽者知道某甲討厭某乙之外,並不會對某乙造成什麼潛在經濟利益上的損害。聽者對某乙的名聲自有評價。這是美國法院的態度以及對人民自我判斷能力的信心。

當然,某乙一定不會高興聽到這類批評,但是這類意見無時無刻出現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如果法院不允許此類個人意見存在,豈不是強迫人民只能「歌舞昇平」,不可發「不平之鳴」。如此判決,與戕害人民言論自由何異?可不幸的是,台灣法院似乎動輒將這類個人意見施以刑罰。除了引發社會對司法的不安之外,我們看不到台灣法院在這方面有何「降低社會成本」之貢獻。

3. 本次Yotaka事件

一群蠢蛋指稱我污辱這位行政院發言人,其邏輯之混亂實在可笑。

首先,並非我叫這位資深姑娘「Yotaka」,而是這位資深姑娘自己昭告天下要求大家這樣叫她。侵權行為自始不存在,如何能成立「污辱」?還有人頤指氣使地要我道歉?

猶如有人堅持自己要改姓「Bitch」,他人表示尊重但不理解,何來污辱之有?不僅不構成美國法下的defamation,連中華民國刑法的公然污辱也不構成。

豈知竟然有一堆邏輯零分的笨蛋搞不清楚狀況,就跟風來洗版。稍微一看就知道這群洗版者均非我過去的讀者,99%都是第一次來本粉專留言,嘴裡批判著板主罷凌,其實自己就在做這種群狗圍咬的可恥行為。看著就讓我好笑,哈!人性卑劣的確如此。

有趣的是,這群洗版者的個人臉書多半充斥台獨或反核蠢話。真可悲啊,原來台獨支持者有相當人數是腦袋如此不清、邏輯如此混亂的貨色,難怪錯得離譜的「台灣地位未定論」竟然會有市場,因為買家程度就只有這樣嘛 XD

最好笑的是某位洗版者還宣稱他認為「指稱多數台灣人是從中國移民來的是一種污辱」。WTF?!

再強調一次,有人堅持要用含意不雅的文字作為姓氏,他人表示無法理解,是不可能構成法律上與道德上之污辱的。

口口聲聲說我叫他人妓女的,不只邏輯爛得可以(明明是這位發言人自己要姓這個雙重含意詞),而且其實自己心中瞧不起娼妓,職業歧視得很哩。

美國最高法院認可川普旅遊禁令

2017年1月我寫了篇「關於川普的禁令 (https://wp.me/p9ffS3-uM)」,我認為美國憲法本就不保障「非美國人」的人權,此外何人得獲准進入美國,一直都是總統所代表的行政權特權。

所以川普針對穆斯林的禁令媒體或網上(包含我一堆中外法律同學)都往宗教歧視、種族歧視這方向打,但我從一開始就認定大家都看錯方向。

此禁令不但與歧視無關,而大家都還忽略的前提要件:1.美國憲法本就不保障外國人(世界各國都一樣)與2. 邊境管制是總統專屬權力。

現在最高法院判決出來,使用邏輯就是類同於我一年前的觀點。

看著一堆中外律師同學眼鏡碎滿地,一樂也。

不問利弊只管跟風的法律學者思維–簡論GDPR


知名刑事訴訟法教授林鈺雄投書蘋果日報的:「歐個資法上太空 台原地殺豬公」,就是典型只會跟風、只會「歐美法律都好棒棒」的台灣許多法律教授思維。

通篇文章看不到對歐盟新通過的GDPR(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有何法律經濟分析上可能造成的利與弊,而是直接假設「歐盟通過的法律一定好,台灣不跟就是鳥」的思維。

殊不知國外已有分析指出光是要符合新法標準,歐盟企業總共可能要額外負擔€2千億歐元,而美國企業可能要額外負擔$400多億美元。

如此增加的成本支出,是否真的能保障所謂的「個資權」?以及所欲保障的「個資權」是否在被保障者心中真的那麼重要?憑什麼政客可以代替人民決定「個資比較重要」?

再問,龐大的額外成本負擔,必然造成企業資源分配上的轉變,此轉變對歐盟企業國際競爭力是好是壞?這端視此GDPR是否讓企業把資源放在可帶來未來收益的項目上?就這種虛無飄渺的個資權保障來說,我認為很可能多數投資只是避免被處罰,而對產權保障或未來收入毫無助益。更甚者,此法的模糊地帶還可能侵害了企業主對未來收入的預期確定性。過去我曾討論過,任何人類權利都有邊界,無論是有形產權到無形基本人權,其實都是「權利組(collection of rights)」,當組合邊界過大到影響他種權利實施,亦或是大到邊界模糊的情形發生時,資訊費用與社會成本的增加是必然發生的後果。

這也表示林鈺雄教授之流根本忽略一個重要事實:過去20年來號稱最保障人民個資的歐盟,在其創造的經商環境下卻無任何一家活躍使用人數破億的網路社群或搜尋引擎公司出現。

此外,歐盟這種擅自納入全世界的罰則:「a fine up to €20 million or up to 4% of the annual worldwide turnover of the preceding financial year」,對許多非歐盟地區的小企業或新創事業而言,等到被罰款時直接放棄歐盟市場會是最經濟的策略。而在這種策略之下,這意味著未來許多跨國新興服務很可能直接略過歐盟地區,或是一被抓到違規就停止提供服務等現象將發生。歐盟過嚴苛的個資保護法規究竟保障了歐盟人民什麼,難道不值得深思?

也因此在我看來,本服務看似欲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實則增加既有巨頭(如Google、Facebook)的壟斷力,同時也增加此類大型跨國網路企業對歐盟官員的賄賂機率與金額。

管制必然帶來貪汙,而許多管制的誕生與存在也是為了服務貪汙。這點可參見我寫過的「貪汙的一般性理論 (https://wp.me/p9ffS3-jm)」。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貫徹勞動契約仲裁條款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本週又做出一解決巡迴法院高度爭議的決定性判決:如勞動契約中有個別仲裁條款,則勞工不可未經個人仲裁提出訴訟,尤其不可以提出集體訴訟(class suite)。

聯邦巡迴法院對於勞工是否可以跳過個別仲裁條款,直接針對勞資爭議(wage theft)提出集體訴訟,素來各地標準不一,形成訴訟權上的不平等。而最高法院此判決等於明確地立下判例法,禁止勞工跳過個別仲裁條款隨意提出集體訴訟,最高法院本身以5:4通過此項判決,顯見內部也存在意見分歧。

美國勞動契約可以使用個別仲裁條款的歷史淵源可回朔至柯立芝總統(Calvin Coolidge)1925年簽署的Federal Arbitration法案。此法案本來是希冀減少商業紛爭的訴訟成本,讓「仲裁制度」具備一定法律效力,使得紛爭雙方可以用較低的代價解決。後來一系列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把該法案的效力拓展至消費者與勞工身上。

這也是為什麼本次勞資紛爭在原本勞動契約架構下存在個別仲裁條款時,最高法院認為不可跳過仲裁的重要原因。幾位法官共同指出:過去幾十年來聯邦最高法院不斷盡力地駁回各種本該走仲裁程序的訴訟案件,就是為了維護仲裁程序在法律上的優越地位!本週聯邦最高法院正是以此理由,同時駁回三件勞資紛爭訴訟案。

此三件訴訟案牽涉的勞動契約都有個別仲裁條款,且都於契約中禁止勞工提出集體訴訟。三案的告訴勞工均主張此契約條款侵害他們的司法訴訟權利,顯然最高法院不這麼認為,要求勞工應遵守契約,予以駁回。法官Gorsuch更於判決中寫明:「國家勞工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 Act)只賦與勞工組織工會和集體談判權利,但並未規範法院或仲裁程序怎麼處理勞資紛爭。」

當然,不同意見中有法官認為:「此類勞動契約的個別仲裁條款未得到勞工同意。」(我認為這是明顯左派放屁言論,不同意就要求更改契約條款,或乾脆不要接受這份工作。『什麼叫契約我簽了名但我不同意?』若最高法院接受這種見解,那契約還有任何法律效力可言嗎?況且契約條款並未剝奪勞工在勞資糾紛時尋求第三方公平介入的權利,只是要求先走仲裁程序。事實上走仲裁程序費用還比走法院低廉)

我的看法:

此判決在經濟彈性上給了美國雇主很大的助力,同時也減少美國制度下不必要的社會成本。

要知道,美國有一種contingent fee lawyers,專門沒事找事地利用各種小糾紛發動集體訴訟,藉由代出訴訟費用與事後賠償分成的方式營利。這種律師在美國又被稱為「ambulance chaser」,就知道有多難看。

動不動讓勞工跳過原本雙方合意、契約明載的條款控告雇主,加上此類流氓律師搧風點火,雇主經營成本或營運風險必然大增。即便雇主事實上沒做錯,但進了法院結果如何沒人說得準。為了加班費有沒有算對,雇主浪費在司法程序上的時間費用很可能遠超過短算的加班費,且正經事也因此耽擱,更是機會成本。

釐清「一對一」的紛爭已經很麻煩了,要釐清「一對多」就更加撲朔迷離,尤其contingency之下不排除集體訴訟中塞藏許多「其實沒糾紛者」,要個別挑出排除的耗時耗力,可以想見。這也是contingency律師所圖:因為太麻煩,且面對被鼓譟的群眾,有錢雇主最好妥協支付高額和解金消災;沒錢的主兒就只能宣布破產。美國許多中小企業經營一半就被這類訴訟搞到結束營業。台灣盛香珍在美國的小果凍噎死幼童案,我認為也是被如此操作下結果共被判賠$40億新台幣,盛香珍被迫全面退出美國。

律師這麼沒良心?是的,很多律師就是如此死要錢。

如此運作不但不是幫助解決紛爭,而是副作用地產生的莫大社會成本,我認為這絕對是弊大於利!所以喜聞樂見此次最高法院終於清醒,重申「仲裁的優越地位」與「契約合意本該被遵守」等基本遊戲規則。

PS. 本案其實Gorsuch法官還有項意見,雖是針對Epic System v. Lewis訴訟案本身,但我認為根本是打臉現在的蔡英文政府。該意見強調:「法律之解讀必須以國會立法時的文字為準,而非以法官或行政單位自己的政治立場偏好決定。

法律之解讀必須以國會立法時的文字為準,而非以法官或行政單位自己的政治立場偏好決定。

法律之解讀必須以國會立法時的文字為準,而非以法官或行政單位自己的政治立場偏好決定。

很重要,所以說三次!
#遠目拔管案

#遠目以核養綠公投被駁事件

政治風向偵測球的大法官們

聲請釋憲本來就不可能擋下假台獨政客的預計要大賺特賺的「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及其預算案啦~

都說過大法官們很會看政治風向,服膺最高領導,不然當初也不會被選出來啦。

什麼?有立委主張當初民進黨蠻橫通過前瞻計畫條例,立法程序有瑕疵,主張聲請釋憲!

大法官輕彈手指,發揮2成功力,就順風順勢地駁回啦。

尼看看!擋得多麼地華麗而富有詩意! XD

大法官說:依法立委聲請釋憲必須超過38人,喔~馬上抓出一名立委當時拒絕二審時投票,大法官主觀認定這個人不算數。

有些人本來投票反對,最後又投贊成,大法官主觀認定這些也通通不算數不能提出釋憲聲請。

所以就大法官就不審啦,因為「程序要件不符合聲請人數要超過1/3立委席次」。

(當大法官挺爽的,隨時可以掰理由不工作,然後月領近30萬。

人家機器儀器上面會標明「工作條件」。

台灣大法官是嗆明「不工作條件」。)
http://jirs.judicial.gov.tw/GNNWS/NNWSS002.asp?id=332656

又是顏厥安

這個顏厥安教授為了迎合特定政治目的而發表荒謬法律見解已經不是第一次啦!

當年服貿協議,這位顏教授就主張對於明明是開放限制、增加人民自由的事項要採取「嚴格審查」這種荒謬見解。當時我就寫文章罵此教授法律邏輯混亂不堪。

針對管案此教授再發這種迎合特定政客的言論,非常不意外。

其論點有二:

1. 台大是政府出錢的,所以政府對其校長有審查權

2. 台大校長不是學校的校長,是受人民所託管理台大

此二論點都很可笑。

一者,如果政府出錢就可以對該組織領導人任命有審查權,那台灣政府透過四大基金、國安基金買進的上市私人公司股票,豈不是通通變成公營企業,董事長任命都要經過經濟部審查啦?

此外這種言論根本迴避我一直以來強調的:大學法第九條歷年來修法與當年修法理由,就是要把國立大學校長任命權從教育部手上拿走。顏教授刻意忽略這個特別法的規範,瞎扯「政府出錢要聽政府的」。

試問「納稅人一年繳那麼多稅,政府何時聽納稅人的啦?」

二者,如果台大校長是受人民所託管理台大,那為何不開放全民直選哩?為何法律規定是由「學校成立遴選委員會來做成選擇」呢?

又,把一個產權明確的物件硬式套成「全民所有」模糊其產權規劃,恰恰是無良政客最愛的藉口,好方便上下其手。此乃經濟分析可得知的手段。

可嘆的是此教授竟然忝為「殷海光基金會」董事長,還曾在2010年5月2日馬英九執政時投書中國時報謂:

「…依法行政的目的,是在「節制」行政權的濫用,避免行政機關恣意行使權力,侵害人民的基本權利。因此只有在法律明文或明確授權的範圍內,國家機關的公權力行使才能干預人民的基本權。而這些法律,又不能牴觸憲法的規定,權力的具體實施,也必須謹守比例原則的拘束,盡最大可能保障人民的權利與利益。…」

真是人世間最好笑的反諷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