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將停用Qualcomm晶片?

Apple 與Qualcomm為了專利授權費引發的一系列法律戰,終於燒到商戰囉!華爾街日報最新報導:「Apple Is Designing iPhones, iPads That Would Drop Qualcomm Components

Apple一年光支付專利授權費(不包含晶片採購費用)給Qualcomm就高達$28億美元,佔Qualcomm EPS的30%。

面對這樣的大客戶,Qualcomm態度硬得讓我有點匪夷所思耶。

的確,專利是一種人為擬制的壟斷權,是一種privilege。但美國法上,專利的權利範圍還是有其限制的。除了專利本身claim的範疇之外,反托拉斯法也會限制專利權的應用。

最常見就是當專利權被認為構成industrial standard時,專利會被迫開放使用,也可能由法院決定什麼叫做合理授權費(reasonable royalty)。目前看來Qualcomm的聲明與訴訟都很聰明地避開,宣稱被Apple侵害的都是非行業標準(non-industrial standard patents)。

可究竟是不是?其實是由法院認定。

另一方面,就算被認定不是,只要法院說你有或意圖濫用壟斷地位(to or intent to take advantage of monopoly power),則一樣可以認定專利被濫用而以判決限縮之。

講白話,就是即便Qualcomm擁有世界上最大、最好、最豐富的無線傳輸技術相關專利,不代表專利侵權訴訟贏面就大;甚至反過來,正因為專利池(patent pool)太大,被法院認定濫用專利壟斷的可能性也隨之提高。

如果是我,面對最大客戶態度上應該不會這麼硬頸。

不過話說我以前跟Qualcomm接洽的經驗,他們還真的挺囂張…所以可能囂張習慣了吧 XD

新消息指出Apple可能新產品會全面停止使用Qualcomm晶片,改以Intel為主(可是Intel在這一塊不是比較弱嗎?)

聯發科會漁翁得利受到Apple關愛眼神嗎?(話說聯發科4G之後不是又更弱嗎?)

現在唯一能確定的是,消息一出Qualcomm股價立馬下跌6.77%。Apple則沉浸在iPhone X可能大賣的樂觀氛圍,繼續維持這幾天的漲勢。

Qualcomm 在中國北京法院提出對Apple的專利訴訟

Qualcomm 在中國北京法院提出對Apple的專利訴訟,要求禁止Apple在中國銷售與生產iPhone。

Qualcomm宣稱Apple侵害了該公司三項關於電源管理與3D Touch技術的非標準核心專利(non-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而今年初Apple也在美國FTC提出對Qualcomm濫用專利的訴願,同時也在美國法院控告Qualcomm濫收授權金。同時Apple及其供應商一同停止支付Qualcomm相關權利金。

Qualcomm這邊則在美國提出專利侵權訴訟,要求美國政府禁止進口iPhone與iPad相關產品。

現在中國也成為專利訴訟戰場的一部分,Q&A兩家公司的法律戰估計可以養肥很多律師與專家證人

專利權本身就是一種法律擬制的特許壟斷權,但權利範圍如何劃定與行使卻是一大難題,因此專利權與反托拉斯法的競合是塊很複雜也很有趣的領域,剛好是我先前工作的主要內容。

有空再多談一點這部份的判決案例吧。

地下錢莊業者:恭喜老爺!賀喜夫人!

2009年我就曾為文分析:「強制降低最高利率限制,是拯救百姓亦或圖利地下錢莊?

文中就已經明白說了,利率是一種價格,是一種提早享受的價格。法律強制利率不得超過某個數字,就是一種價格管制。

當價格管制發生,租值消散一定跟著發生,新的遊戲規則也一定被採用。

也就是說,當正規受檯面上政府管制的銀行,被迫用低於成本的利率來做生意,銀行很可能乾脆選擇不借!

立委(我2009年就已經點名賴士葆被稱為財經立委實在是個大笑話)與無知律師操弄下,台灣竟然真的通過下條利率限制的法案?

表面上說要照顧卡債族,殊不知這些卡債族之所以借款利率如此高,就是因為他們債信不足!是銀行擔心他們還不起錢,才針對這群人提供高利率借貸,在大數法則下才可能不賠錢或獲利。

當未能清償人數高到某個程度,就算卡債利率高達100%銀行一樣會虧損甚至倒閉的。

為什麼頂新魏家可以借到99%成數,貸款利率又如此低?還不是因為銀行相信魏家債信夠堅強?!銀行會不會判斷錯誤?當然會!市場就是用虧損才懲罰判斷錯誤或管理失當的銀行。

經營過公司的人都知道,如果公司財務健全且獲利能力也不錯,那每年或每隔幾年,總會遇到不少銀行經理來拜託借款。明明不缺錢,銀行還是用人情攻勢希望公司或多或少借一點。奇怪,為什麼有些人借不到錢?有些人卻是不缺錢,銀行也要硬塞?

「債信」二字而已矣!

換言之,邏輯上很清楚點出:若卡債利率被強迫壓低,那銀行審核債信的程序就會更加嚴格,以避免自身虧損。更嚴格的債信審核程序即更多需錢孔急卻債信不佳的人從正規管道借不到錢,只好投向地下錢莊。

經濟學驗證上,我們可以相信在法規生效之後1年內,報紙分類廣告地下錢莊部分會增長;如果再來一個不景氣裁員,那地下錢莊廣告甚至可以蔓延到蘋果日報網站首頁全版廣告!

你說,假如你開的是地下錢莊或討債公司,現在豈不是該彈帽相慶?!

一如我在2009年的結論,這裡再次使用:

只要能討回來利息,甚至只要討回來本金,大於付出的討債成本,就有人願意冒著風險去幹那些狗屁倒灶之事!

但這一切渾帳事是誰促其發生?正是那些口口聲聲愛民如子的政客搞出來的!

沒有足夠的知識,只憑一股善意、好心的行為,往往只是災難的開始。更甭提善意表面的背後要是不堪入目時,又是怎樣了。

種族主義乎?

像這種討論種族主義的文章,本身就充滿偏見與歧視。

文章中舉美國前陣子發生的「Trayvon Martin遭槍殺」一案,直接認定:a. Martin因為是黑人所以被懷疑且射殺;b.陪審團都是種族主義者。

2012年2月,美國佛羅里達州有個17歲的黑人孩子Trayvon Martin,穿著一件戴帽T(hoodie),跟父親到一個有保全管理的社區去找朋友。嘴饞的他繞去超商買果汁糖,遇到了George Zimmerman,一個西班牙裔的白人,也是該社區的守望相助隊員。Zimmerman看見這個把手放在口袋裡的黑人孩子,聯想到社會新聞、好萊塢電影裡的危險黑人形象,從而衍生猜疑與恐懼—這個外來者闖入我們社區幹什麼?口袋裡藏的是槍還是毒品?他以「正當防衛」之名開槍殺了這個孩子,斑斑的血跡滴在口袋裡屋鮮豔的果汁糖上。2013年7月佛羅里達法庭宣判,缺乏種族多元性的陪審團判定Zimmerman無罪開釋,在全美各地引起譁然與抗議。歐巴馬總統在事件發生後語帶哽咽地說:「Trayvon Martin could have been my son(如果我有兒子,也可能發生類似的遭遇)」。

結論當然是得出:Martin是種族主義的受害者。

可台大社會系藍佩嘉此文壓根沒有提法庭證據顯示:

案發的情形是,辛默曼駕車回家途中路上看到馬丁,感覺他不像這個社區的人,再加上馬丁沒走人行道,而是在房子之間的草坪穿行;當時下著雨,可馬丁卻不像要急於回家避雨的樣子,形跡可疑。由於該社區曾多次發生盜竊案,所以作為社區義務保安員的辛默曼打了911報警電話。辛默曼以前曾9次報警,其中5次犯案嫌疑都跑掉了。所以這次他下車跟蹤這個引起他懷疑的人。隨後90秒發生了他們兩人扭打、搏鬥,最後辛默曼開槍打死馬丁的悲劇。

無論是最早趕到現場的警察拍的照片,還是好奇鄰居拍的照片,都顯示辛默曼後腦勺有兩條傷口,鼻子出血;而且頭和後背都沾著草沫泥土(因下雨),證實辛默曼的描述:他當時被馬丁壓倒在地。」

更甭提該文章誤導性地主張「…缺乏種族多元性的陪審團判定Zimmerman無罪開釋,在全美各地引起譁然與抗議…」

事實上如美國哈佛法學院教授Alan Dershowitz在接受BBC受訪時即表示:

the verdict was “right” and that there was “reasonable doubt” as to Zimmerman’s guilt. In regards to the prosecution, he said to Mike Huckabee: “She (State Attorney Angela Corey) submitted an affidavit that was, if not perjurious, completely misleading. She violated all kinds of rules of the profession, and her conduct bordered on criminal conduct. ….

ABC電視台的法務長Dan Abrams甚至主張

ABC chief legal affairs anchor Dan Abrams called it “the right legal verdict”. He said the prosecution had a tough case from the start, and, “as a legal matter, I don’t see how they [the jury] could have reached another verdict, considering how the law works with regard to self-defense

我並不否認美國有種族主義,事實上,如著名歌舞劇Avenue Q 中一首歌:

我也認為的確人人或多或少都有種族偏見。

但刻意忽略某些事實,然後直接將該判決結果劃入種族主義後,加以主觀批判一番,這種做學問方式我不懂;讀者豈能不慎?

從台灣中國服務貿易協議看教授們的邏輯

最近公事進入緊鑼密鼓階段,詳細的長文沒時間寫,摘要思緒如下:

6月底時,我已寫過一篇「關於服務貿易協議」,其中重點有三:

i. 任何貿易壁壘或限制的降低與取消,對社會多數人民都是益大於弊,這是經濟學早有的共識與基本邏輯。對此提出質疑的所謂經濟學教授們,經濟學懂深不懂淺,把基礎邏輯給丟了。

當然,任何貿易限制的取消,一定會有一群人受損,即在原本限制之下享有租值的人。例如原本在限制下的供應商,當然享有相當高的租值,如今拿掉了,直接要面對財富下降的結果。這群人自然會起身抵抗,但如果只是為了少數人而繼續貿易限制,實證告訴我們其實是拿多數人可以省下的錢,去餵養少數人的租值,得不償失。

現在檯面上的政客或學者,完全忽略此點,只為了保護少數人而要多數消費者付出代價,這種民主很可笑。

ii. 就算開放服務業,以台灣市場規模而言,大陸廠商還不一定想來投資。利弊分析,是所有商業行為的基礎,以台灣市場規模來看,進入市場須投入的直接成本不見得低於大陸市場,但是每單位投入帶來的可預期收益,很可能會低於大陸市場。若是如此,幹嘛去台灣找死?

這是基本商業感受與經濟邏輯,不懂的教授們….看來一輩子也不會懂。

只是讓我想到Milton Friedman說過,學經濟學不是在於你懂多少理論,而在於你經濟感受力好不好。想透過學經濟學來更懂商業,進而致富的同學,對於這些胡說八道的教授們,多小心吧。

iii. 就算要來,依據經濟學大師Alchian著名的定律,同樣一次功夫,能塞多少是多少,帶到國際市場上看,就是一樣的出口投資,打高不打低為上策。真實世界不會有人千里迢迢大張旗鼓到他國,只是為了開一家小麵攤、小理髮院。除非這人是走投無路,如早期許多破產跑路到美國開小攤販的一樣,才有可能。但即便如此,回到第一點,這對台灣人民並沒有什麼不好。

可預期的是真有大陸商人要來,也會是以連鎖體系的大商號為主。在台灣,會是財團對財團的戰爭,小商家邊上看,如有歸屬租值的,則壓根不受影響。

此點,也是多數經濟學教授忽略的了。

而今日台大法律系教授顏厥安一文「服貿協議該如何審查(顏厥安)」,更讓我深感不只經濟學教授,連法律系教授在論事用法上,連基礎法學邏輯都忘光了?!

顏厥安主張:

所有的審查標準都與一個基本原則相關:重要性理論。也就是涉及人民的權利義務越重大,牽涉到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越深廣的議題,就需要有越嚴格的審查標準。

服貿協議衝擊數百萬的就業人口,連同家庭可能超過千萬,六、七成的GDP,牽涉金融、資安、社福、醫療等議題,對重要性這麼高的協議,立法院當然要以最嚴格的標準來把關審查。

憲法從第九條起,到基本自由原則的第23條:

第 9 條
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

第 10 條
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

第 11 條
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第 12 條
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

第 13 條
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

第 14 條
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第 15 條
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第 22 條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

第 23 條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可以看出來憲法列舉了一些基本自由權,而在第23條概括說除了四種原因,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我再強調一次,是「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也就是說,憲法邏輯上,當政府要推一個限制人民自由權的法案,無論是酒駕加重處罰、軍法改為違法一律死刑或低收入戶無投票權….等,屬於「限制人民自由」之法律,都需要經過第23條四種判斷因子的審查,審查強度如何區分,就如顏厥安所言,是憲法的「比例原則」或「重要性理論」這種騙騙小孩子的玩意了。

反之,如果政府是開放人民自由,例如80年代的解除黨禁、報禁,那就毋須引入嚴格審查標準,甚至根本毋須引入違憲審查。

服務貿易協議內容是什麼?是開放台灣人民在某些條件下赴大陸投資某些行業;同時也開放中國人民在某些條件下,可以來台灣投資營運某些行業。

總結來說,該協議如在台灣真成為法律生效,其效果是:減少對台灣人民與特定外國人的限制。

剛剛前面說過的法學基礎邏輯是什麼?是如要限制台灣人民,要通過憲法的違憲審查,第23條是一定要過的。(當然,真實世界通常也沒這樣做;政府一堆限制人民自由的法案壓根過不了第23條審查,一樣在實施在限制或處罰人民)。

服務貿易協議本質並非「限制人民自由」,相反的,是「開放人民自由」。這個大前提沒搞清楚,顏厥安就大放厥詞地要引入「嚴格的審查標準」。

顏教授,你這樣憲法邏輯不及格喔。

我上篇文章與本文前段說了,開放貿易限制,亦即開放人民自由,勢必會影響原本因限制而享有租值的人,但這在憲法邏輯上不構成必然須引入「嚴格審查」的結果。

如開放黨禁報禁,必然造成國民黨高幹或當年的壟斷報業的財富大幅下降,而這個下降事後諸葛來看,是非常明顯的。但一樣毋須引入違憲審查,來審視開放黨禁報禁,更枉論嚴格審查。

本文重點就這麼一點。

關於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從該協議內文來看,特別是第二章第四條的規定,如果雙方有任何不公平或不符合WTO精神的制度,他方可以要求改善。

換言之,就法論法的角度來看,如果這個協議真的對雙方有拘束力,則郝先生所擔心的情況不會發生。

我們要問的是中國假如真的霸道不講理,片面不開放而只有台灣開放,那會是怎樣的狀況?

一、郝先生跟多數媒體都錯了

依據經濟學大師Armen Alchian所發明的經濟學定律,出口到國外的水果往往遠比當地販賣的來得品質更好,其原因在於成本效益,後來張五常更於著作「經濟解釋」中補充了「寄託量」的概念:假設一個箱子的運費是固定的,則多數人都會選擇將一個箱子塞得越多越好,使得每單位成分所分配到的運費最低。真實世界裡,台北市隨袋徵收的垃圾袋,塞得永遠比其他縣市來得滿,這是這個經濟學定理的體現。

基於同樣的邏輯,大陸商人真要來台,其主打的也不會是中低階層的,自然也看不上小生意的蠅頭小利。正確的經濟邏輯,既然要跨海做生意,一定要打高階才值得這些成本。換言之,大陸商人開放之後真的來台,受衝擊的應該是台灣大規模的連鎖企業,或者走高檔精緻路線的商品/服務業。

實證來看,當年台灣開放美國連鎖企業來台,第一個進入的是美國龍頭麥當勞,在當年打的也是高貴的美式生活享受,而非打低階的大眾飲食。即便到現在,台灣麥當勞相對於一般沒品牌的小吃攤售價,仍然是較貴的。更近一點,大S的婆婆來台灣開餐廳,也是打中高階市場,可不是打平民的川菜小館(當然,”想打xx市場”與”能不能打下xx市場” 是兩碼子事)。

從麥當勞等眾多美國速食業進入台灣這段歷史來看,財大氣粗的美國財團,並沒有把台灣的陽春麵攤給消滅掉,反而其中央廚房的新穎觀念,造就了台灣如「鬍鬚張」這種淬鍊過的傳統小吃企業。

二、中國商人也不見得想來台灣市場

台灣不是什麼大市場,特別在影視與出版業這一塊,相較於中國,是小得非常多的;這點從中國能有許多冷門翻譯書存在,但是台灣沒有,就略知一二。

而出版業乃至於影視娛樂行業,規模經濟的效應是遠遠高於其他種行業,其原因來自於「相較於其他行業,此二種產業存在非常低的邊際成本」。這就是為什麼中國選秀節目經費遠比台灣多,一來因為觀眾多所以廠商願意出更高價買廣告;二來,在節目上的投資,其邊際產出遠大過台灣的。我們假設節目不賣廣告,改如HBO之類衛星節目般依頻道收費 — 同樣花1000萬製作一個節目,假設在兩岸收視率均百分百,一人收1元,在台灣也不過收到2300萬元,在大陸可是能收到10幾億!「人多好辦事」,在這兩種行業是非常明顯的。

以張五常經濟解釋卷二中所舉的出版社例子:在2000年於香港出版500本書與8000本書,其平均印刷成本(包含材料、印刷、油墨、過膠…等費用),分別是15.89與4.93港元。前者是後者的3倍!著除了讓我們知道市場大,平均成本大降之後,出版商可以多賺多少;也讓我們知道暢銷書作者有多好賺!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如果我是大陸出版商,我有什麼誘因非得到台灣投資出版不可?

從經濟學成本角度來看,大陸出版商在大陸既有的出版體系、印刷設備乃至於經銷渠道(包含需要取得的證照以及須打通關的賄賂),都已經是付出過、投資了的租值,邊際上每出一批書號的書,其成本包含:a. 上頭成本(不開張也得養活的員工與廠房的租金等)與 b. 直接成本(印書所需付出的版稅及物料成本等)。

但是大陸出版商來台灣,則得重新建立新的,亦或學習、融入台灣既有的出版體系、投資新的印刷設備,建立或融入既有的經銷渠道。這些,全都會變成大陸出版商來台投資時所要面對的直接成本。而正常且理性的商人,除非他預測他在台灣的收入能大於等於這些即將付出的投資成本以及未來發行的直接成本,否則他一定不會進入這個市場。

當年黎智英成功將壹傳媒轉入台灣,是天時地利人和下的產物(簡單說,當時臺灣的報章雜誌太弱了)。我不認為就台灣的出版業來說,還有類似當年黎智英所看到的機會。

因此,在台灣出版或娛樂傳媒環境先天失調(因為市場較小)加上既有競爭對手已經非常多,我不認為開放台灣市場會讓大陸出版商躍躍欲試。當然,少數有利基市場的,可以或以為可以克服前述的直接投資成本的商人還是會前進台灣,但多數應該會理性地撇開不管。

三、低價傾銷只是神話

「削價競爭把競爭對手殺光了,然後坐地起價大賺其錢」是一段完全禁不起邏輯與實證的神話。

經濟邏輯上,如果你要透過削價競爭,你必須要有非常粗的本錢,因為當你賠錢賣的產品越受歡迎,你要賠的金額絕對會越多。但別忘了,你的競爭對手一者不見得沒有本錢,二者,如果真的是小型商店,則他的轉型成本高,留下來殘守租值的成本低,你如何削價競爭,你的小競爭對手還是在那裡,不會走。

若你遇上的是聰明的競爭對手,那你只是更快被市場淘汰。真實例子就是許文龍的奇美實業,早年從事壓克力生產時,其競爭對手財大氣粗,採取削價競爭手段要把許文龍趕出市場。許文龍很快發現,競爭對手論斤秤兩地賣壓克力版,是致命地錯誤定價 — 面板大或小,其所需要的工繳是不一樣的;論斤秤兩賣,顯然是忽略了不同規格所需製作成本不同。因此,許文龍乾脆將工繳高的壓克力版售價翻倍,讓其客戶通通倒給該競爭對手,沒兩年,該競爭對手破產倒閉。

更極端的例子,如經濟學家張五常曾舉過的例子:連鎖商店想要把地方雜貨店趕跑,採取恐怖的流血殺價,但是大殺四方之後雜貨店依然屹立不搖。連鎖店長假冒顧客,好奇地詢問雜貨店老闆為何不怕連鎖店的削價?老闆答:「它價格殺得比我進貨成本還低,我就乾脆換供應商,改到該連鎖店買貨,便宜又省事。」

反托拉斯法上,對於「傾銷(dumping)」的看法是充滿謬誤。學術上往往來自於學者對於成本觀念缺乏或錯誤,造成誤認某物以低於邊際成本價格販售;政治上則根本是來自於既得利益團體的抵抗反對,所提出的一種貿易障礙(trade tariff)的藉口罷了。另外一種由政府補貼所達到的傾銷,對於被傾銷國的消費者來說,更是利大於弊!他國願意犧牲自家利益,讓我們享受便宜的產品服務,有何不可?從來沒見過有消費者痛罵百貨公司折扣季的。假若一個國家長期補貼產業傾銷另外一個國家,等到後者產業死光了,前者要坐地抬價也是不可能。因為一旦抬價夠高,有利可圖,後者的業者很快就能重起爐灶;甚至抬價越高,起灶越快。我不是否認這中間沒有陣痛期,但有利可圖,市場就能有效率地解決問題,何勞政府操心?

現在所謂抗議”服貿協議”激烈的中藥行,憂心8成中藥來自於中國的結果是自己沒有議價權。熟識中藥行的都知道,台灣中藥行(特別是台北迪化街)的毛利之高,令人咋舌!以同樣品質的白人參(未經過附子炮製曬乾人參即白參,性涼補;傳統常見的高麗人參,其實均經過附子炮製,所以顏色偏棕紅,藥性屬較燥熱)為例,迪化街報價可以是中部鄉鎮報價的3倍以上價格。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中藥商人如能來台設點販賣,其帶來的效果是…..

四、消費者權益

如前述,如果中國中藥商發現台灣中藥售價過高,顯然能克服我在本文第二點所談的那些成本問題,進入台灣市場依然有利可圖。在競爭之下的結果,是台灣民眾能享受比過去廉宜的中藥,試問台灣社會難道沒有得利?

因此,蘋果日報社論「蘋論:馬的服貿息肉好大呀」主張:

陸資連鎖店低價殺進,小民的競爭力薄弱,很快就遭殲滅。肥了富商,瘦了小民,是馬政府的歷史罪惡。

綜合我前述三點,蘋論是完全不符合經濟邏輯的。

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忘了,如果開放大陸商人來台投資做生意,則台灣的消費者可以獲得許多過去沒有的選項。目前我們不知道消費者得利的總合,是否大過受影響產業的獲利損失?但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開放競爭之下,消費者得利會是遠遠大於後者損失的。台灣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電信產業的開放,消費者享受的電話品質、服務態度、便利性與費用,都遠優於過去電信局時代。

同樣的,開放大陸商人來台,假設是老人醫療照護業者來台(包含可以來台的大陸勞工),則許多老人可以享受到新的選項、新的服務,免於現在排隊等候之苦。競爭之下,現有業者的服務品質也會跟著提昇。也就是說,蘋果日報宣稱的「瘦了小民」,是完全忽略消費者得利的。

至於蘋論又宣稱:

陸資的假民營印刷廠以極低的價格殲滅台灣的印刷廠後,台灣出版商只好給陸資印刷廠印,此時印刷廠可拒印不利於中共的書,只印有利於中共的書,台灣還有什麼言論出版自由?

更是可笑至極的謬論。

一者,印刷廠高階與低階兩種差異極大,後者往往三個人一台機器也能開廠,我不認為大陸商人千里迢迢來台灣投資,是要跟台灣在地低階的印刷廠競爭。此處我在第一點的經濟原理解釋已經說過 — 媒體跟郝先生的假設,根本是空穴來風,實證上也站不住腳。換言之,蘋論作者所假設的「極低價格」幾乎不可能站得住腳。

至於台灣高階印刷廠,其承印的不僅僅是書籍,還有許多商業的DM、彩盒或其他與政治言論無關的印刷品。這些東西的色準等品質要求極高,很少有專業廠商只是因為報價極低,就敢輕易將多數訂單移轉給新進大陸廠商。

就算大陸廠商品質直逼台灣高階廠,則刻意殺價競爭,只是賣越多賠越多。中國並沒有富裕到專養賠錢貨,自然中國商人也不會笨到如此。

二者,如同我在「旺中投資蘋果日報案」一文已經闡述過 — 假設真有媒體或印刷廠,拒絕印刷不利中共言論書籍雜誌,這表示其他台灣民營的、願意印刷此類刊物的印刷廠就有利可圖!更仔細來看,市場上不可能是等到「反共印刷廠」倒光,才出現反共言論;而是一直有反共言論書籍存在,養活市場容許的印刷廠。在此前提之下,蘋論宣稱的「殲滅」根本是無的放矢。

總體來看,蘋果社論所擔心的「言論自由受打壓」只是杞人憂天。如果只是為了杞人憂天而犧牲消費者權益,這種利弊分析我不懂。

結而言之:

說開放中國商人來台,台灣小企業小商店會受創,根本是胡說八道的經濟分析。事實上台灣連鎖企業與高檔產品服務公司反而比較會受創。但這些人也都客戶忽略或輕視台灣商人到大陸去經營的實力。明明不少成功的服務業台商在大陸發光發熱,這會兒倒被刻意忽略。本文未討論此點,但請讀者記得,台灣商人如果這麼弱,那就算不開放大陸入台我們也該死了。

媒體論者也忽略了,中國廠商來台灣的成本,非常可能大過預期收益;則這些商人一開始就選擇不來。

低價傾銷只是神話,真實世界裡從沒有人可以靠純粹的殺價競爭來逼退對手。黎智英的蘋果日報,自己也清楚知道甫上市的低價,只是為了降低消費者的訊息成本,讓他們有較高誘因嘗試新報紙。那是行銷手法大過競爭策略了。

最後,多數媒體與幾乎全部的政客,都刻意忽略消費者可從更開放的競爭環境得利。這些自詡正義者,這時候倒不約而同為少數利益團體發聲了。有趣至極。

PS 至於網友”康”問到有關「文化是不是商品?」的問題,我想我過去在「教育就是商品」一文中已經有過經濟學上的討論。經濟邏輯來看,只要是能賣錢的,都是商品。主張不是商品的,只不過睜眼說瞎話。最簡單的測驗:你找個畫家請他畫畫,然後都不付錢,看他會不會抓狂?會,那文化就是商品。同理也適用於作家、音樂家、雕塑家….等。

ITC轄下的OUII駁回Google的「公眾利益」主張

Apple透過ITC主張Samsung侵害其專利權,發動「進口禁令」讓Samsung涉及侵權的手機無法進入美國市場。

Google在這件事情上因為乃Android系統所有人與共主,不得不提供相當的法律協助。其中,Google於禁止進口令下達之後,在ITC回擊主張「禁止Samsung手機進入美國會侵害美國公眾利益」。

基本上專利法跟其他智財法背後主原則都是 — 貫徹專利權保護才是維護公眾利益,除非有例外情形發生。ITC的下的Office of Unfair Import Investigations表示

“With respect to non-party Google’s arguments, OUII first notes that the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an exclusion order would ‘advance’ the public interest (see Google Comments at 1); rather, the statute states that the Commission ‘shall’ issue an exclusion order ‘unless’ the public interest dictates otherwise. 19 U.S.C. § 1337(d)(1).”

也就是說,法律的邏輯並非「這個禁令可以怎樣促進公眾利益」,而是「除非發佈禁令會侵害公眾利益,否則就該發佈」。換言之,Google在這一點上跟ITC打仗,得先證明美國人民會因為禁止Samsung特定手機進口而受侵害,才有可能說服ITC取消禁令。

同時,另外一個重要法律邏輯:「要嘛你證明專利無效,沒本事就想辦法繞過它,別嘰嘰歪歪!

所以OUII又說:

Moreover, Google’s contention that the patents are not ‘inventive’ and are easily designed around, even if true, actually shows the lack of impact on the public interest – once Samsung designs around the patents, then its products will no longer be subject to exclusion.

簡言之,Google認為Apple的專利不具備「非顯而易見」這個創新性要素,而且很容易就能繞開。OUII質問:若真如Google你所言,那麼基於此專利而來的進口禁令,本身對於公眾利益影響也不會太大囉?(言下之意即 — 那你Google現在主張公眾利益受侵害是主張爽的嗎?豈不自打嘴巴?)畢竟照Google的邏輯,其實Samsung繞開專利設計成本也不用太高,事情不就完滿落幕?也用不著你Google來這幫腔啦。

最後,Google又主張禁止Samsung部分手機進口,會影響美國手機市場,造成不公平競爭或減少競爭(這顯然是衝著Apple來)。OUII也回應:

Google’s arguments concerning the lack of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place (see Google Comments at 3-4) are contradicted by both the publicly-available information cited above and the Commission’s findings in other recent investigations involving similar products.

你Google主張的顯然與事實不合 — Android手機又不是只有Samsung一家在賣。

本文簡略Apple與Samsung(加上背後的影武者Google)所打的專利訴訟,其中一場戰役攻防到目前為止的局勢。

論"強迫加入公會"的合憲性

商業團體法第12條規定:

「同一區域內,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取得登記證照之公營或民營商業之公司、行號,均應於開業後一個月內,加入該地區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其兼營兩業以上商業者,應分別加入各該業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

前項會員應指派代表出席商業同業公會,稱為會員代表。」

如新設立公司不加入當地公會,依據同法第63條:

商業團體對不依法加入為會員之公司、行號,應以書面通知限期入會,逾期不入會者,報請主管機關通知其於三個月內入會;逾期再不入會者,由主管機關處一千五百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商業團體對不依法加入為會員之團體,應報請主管機關通知其限期入會,逾三個月仍不入會者,依第六十七條之規定處分之。

這是一部侵害人民基本權益甚重的法律。

所謂商業團體,亦即常說的商業公會,地位是一種法人,屬於一種莫名其妙的機關。

以我已經參加過的塑膠同業公會來說,除了每年參觀某些會員的工廠,吃吃大餐之外,就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在以台中縣商業公會來說,一年的會費最高達2000元,且加入第一年得繳4000元。這對剛設立的小公司來說是個莫名其妙的負擔。

又同法第14條規定:

公司、行號非因廢業或遷出該會組織區域,或受永久停業處分者,不得退會。

整部法律強迫人民新設立之公司,必須加入該公會,必須繳交會費,同時在沒有極端理由下不得退會?

憲法第14條:

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學過法學緒論都知道,憲法上之自由同時具備消極與積極意義 — 積極自由權,意指人民可以主動發起集會結社之活動;消極之自由,當然只人民可以拒絕參加任何集會或結社活動。

台灣的商業團體法,顯然就是違反憲法第14條之精神,剝奪了人民集會結社上的消極自由。

而依據憲法第23條: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商業團體法本身就是「妨礙了他人自由」,絕不可能是「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自然也跟「避免緊急危難」或「社會秩序」扯不上半點關係。至於「增進公共利益」,一來就我的經驗,根本不知道這種同業公會能增進什麼公共利益,二來我也極度懷疑他們是否有能力增進半點公共利益。

舉例來說,本法第一條宗旨曰:「推廣國內外貿易,促進經濟發展,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

一者,我國內外各種貿易展參展看展,從來沒透過公會;同時我也知道,有許多民間旅行社專包這種商務旅遊,價廉物美效率高,也輪不到這類公會插手;二者,經濟發展靠的是自由市場、國際貿易,更與公會無關;三者,同業關係有啥好協調的?真要「協調以增進共同利益」,豈不是坐實了公平交易法所禁止的「聯合行為」?原來商業團體法之宗旨就是要違反公平交易法,失敬失敬!

再看看商業網站所宣稱提供的服務,民間銀行金融機構或教育補習單位都做得更多更好。

在我來看,依據我之前談過的「貪汙的一般性原則」,就是一種制度性貪汙 — 用法律強迫人民必須將部分所得或財產,移轉給特定人,更糟的是,在此法下特定人並無義務提供任何商品或服務。

談談經濟分析吧,假若人民有自由進出公會的自由,則競爭之下公會才會真的提供有用的服務;因為服務差的會因為入不敷出而被市場淘汰。

但是台灣的法律卻是規定新設立公司:一定要加入,不得退會,拒繳或延遲繳納會費還要罰鍰。

這種壟斷性法律直接把公會排除在市場競爭之外,形成一種攔路要錢、坐地分贓的路霸土匪。這,就是透過公權力保護的制度性貪汙。

說過了,人類有史以來的自然壟斷都是好事,唯有透過公權力合法暴力壟斷,經濟分析肯定是弊大於利!商業團體法包庇公會合法搶劫,就是一例。

6/4補充:
本法創於民國60年代,充滿政府管制的陰影。

但今時今日,網路、各類通訊乃至於政府資訊電子化都已經十分成熟,所有的新設立公司均得向經濟部商業司、國稅局、勞保局與健保局等做詳實之資料登記,同時這些國家機關也能輕而易舉地和地方政府交流資訊,更枉論聯繫廠商之容易,實在看不出來政府還需要透過公會與廠商聯繫之必要或價值所在。

網友uniself特別提到該法第五條,只是讓人對於公會之角色與潛在貪汙可能性更起疑竇。

境外侵權網站是你智財局管的嗎?

智財局擬修法直接跳過法院,自己審查外國網站是否符合其所定義之「重大侵權網站」,若符合就透過台灣ISP封鎖。見新聞稿

我認為這是違憲的法律草案,同時也存在許多爭議。

網路上已經有很多很好的分析,周欽華律師的「智財局擬修法封鎖境外侵權網站:違憲、危險、愚蠢」,其重點我摘錄如下,括弧內為我個人意見:

1. 「明顯重大」在法律上是一個沒有經過定義的詞彙,沒有人知道什麼叫做明顯重大?一個100G容量的網站,與一個1G容量網站,如前者侵權內容有50%,後者有90%,那究竟哪個是明顯重大?
(這邊我再補充一點:兩個容量相同的網站,一個49%侵權內容,另一個51%侵權內容,如何判定哪個重大?從容量?從內容數量?亦或者從內容的受歡迎程度?)

2. 違憲:違反憲法比例原則。

3. 理應透過法院來處理的私人糾紛,卻故意繞道為之,其問題有:
1) 法院才是判定侵權的單位,訴訟固然曠日廢時,但也是因為要透過雙方提出之證據來探求事實之真相。行政機關何德何能,可以代法院做判決?
2) 管轄權明明是政府態度問題。(如果政府繼續像處理菲律賓事件一樣自我矮化,那永遠也甭談管轄權)

4. 例外準則讓人摸不著頭腦。

5. 智財局的「權利人」究竟是誰?讓這些怕死的公務員甘願冒險?太詭異了。

6. 會議竟然不找網路業者?

7. 網路速度快早是舊聞。

以下是我的簡單法律經濟分析:

1. 侵害著作權並不一定有相同的損失,用同樣的終極手段去禁止,是違反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

著作權與一般資產無異,其價值來自於未來收入之折現值總合。換言之,假若一個著作內容其未來收入很低甚至沒有,則其權利受侵害,要求得損失賠償,是不可能的。

這邊也延伸出一個問題:如果一個著作權沒有可預期收益可言或很低,則動用政府力量介入,同時犧牲消費者利益,經濟學上是一個淨損的行為。

除非在交易費用之下,我們為了一視同仁地保障產權以取得人民信賴與未來安全感。但,這是法院做的事,並非行政機關!

為何應是法院,理由如下:

a. 基於三權分立,如果行政機關球員兼裁判,那是很恐怖的事情。
b. 權利人到法院主張權利,要付出不少成本方能有結果;但是跟行政機關檢舉成本卻少得多。前者權利人經濟行為會想清楚、有充足證據方敢為之,但後者卻是可肆意為之,成本由全民負擔。
c. 法院經過繁複的證據呈現與當庭詰問,行政機關沒有。就探究事實而言,法院遠比行政機關來得更仔細、更令人信服。

此外,我在此不斷強調的,就是行政機關若賦予過多權利與法規限制,則特定族群的人與該行政機關就有更多誘因去進行貪汙賄賂。這在台灣已經發生很多次了,為何同樣愚蠢的錯誤要一犯再犯?

2. 受侵害著作權人,其所受損失多半來自於廣告或版稅,其租值之降低可視為被侵權行為人所侵害,則如此典型民法侵權行為之私法關係,理應由權利人尋求私法救濟,透過法院的判決來取得損害賠償。

假設A權利人被侵權,其減少廣告收入僅有幾百元(多數blog作者我相信其文章被違法轉載,所受損失微乎其微),這時透過司法救濟效益很低,反之,政府就大動作將該侵權網站封鎖,成本效益合理嗎?前一點已述。

但更重要且難解的是:許多初出茅廬的新人(無論是作家、諧星或歌星)或新節目,透過網路非法轉載的力量使其暴紅後,收入大增,那如此的侵權行為所造成的究竟是損失?還是利益?若是後者,豈非輪到侵權行為人來要求權利人分享收益?

此看似荒謬的提問,其實正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nald Coase的「牛與麥田」之例:牛偷吃了麥,是牛主人要賠給麥田主人?亦或麥田主人要賠給牛主人?Coase說:二者皆可,只要交易費用夠低,柵欄會在同一個位置,Pareto最佳點一樣會達到。

這是一個經典且轟動武林的法律經濟分析案例(理論發明者拿到諾貝爾獎,還不轟動?),放到智財局草案,我要問:假若境外侵權網站結果是讓一些素人或C、D咖藝人/節目翻紅,那是誰要賠給誰,方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3. 封鎖網站之後,多數人如真需要侵權內容,多半會選擇租用常見的翻牆技術–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經濟分析是簡單的:如果租用VPN的費用低於消費者一一購買內容產品的成本,在低訊息成本條件下(因為大陸台商教翻牆的網頁已經多到數不清),消費者不用VPN就是腦袋有問題了。

試問除非智財局如周欽華律師所言,一一檢視每個網路使用者的封包內容,否則智財局如何得知我是從哪個網站下載什麼內容東西回來?智財局真檢視,那就是侵害人民隱私權與秘密通訊之自由,依據台灣的「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

 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並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者,得發通訊監察書。
 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條第二項之預備內亂罪、第一百零一條第二項之預備暴動內亂罪或第一百零六條第三項、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二百零一條之一、第二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第三百條、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或第三百四十六條之罪。
  三、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項或第三條之罪。
  五、藥事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或第八十三條第一項、第四項之罪。
  六、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或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七、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二條或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八、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或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之罪。
  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項之罪。
  十、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或第四十七條之二之罪。
  十一、漁會法第五十條之一或第五十條之二之罪。
  十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五項之罪。
  十三、洗錢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十四、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後段、第六條或第十一條第三項之罪。
  十五、陸海空軍刑法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七條第三項、第十八條第三項、第十九條第三項、第二十條第五項、第二十二條第四項、第二十三條第三項、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十八條第五項、第六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前項通訊監察書,偵查中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以書面記載第十一條之事項,並敘明理由、檢附相關文件,聲請該管法院核發;檢察官受理申請案件,應於二小時內核復。如案情複雜,得經檢察長同意延長二小時。法院於接獲檢察官核轉受理申請案件,應於二十四小時內核復。審判中由法官依職權核發。法官並得於通訊監察書上對執行人員為適當之指示。
  前項之聲請經法院駁回者,不得聲明不服。
  執行機關應於執行監聽期間,至少作成一次以上之報告書,說明監聽行為之進行情形,以及有無繼續執行監聽之需要。法官依據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自由心證判斷後,發現有不應繼續執行監聽之情狀時,應撤銷原核發之通訊監察書。
  違反本條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情節重大者,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於司法偵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均不得採為證據。

和第六條:

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犯刑法妨害投票罪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七條、第八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擄人勒贖罪或以投置炸彈、爆裂物或投放毒物方法犯恐嚇取財罪、組織犯罪條例第三條、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三百二十六條、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三百三十條、第三百三十二條及第三百三十九條,為防止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急迫危險,司法警察機關得報請該管檢察官以口頭通知執行機關先予執行通訊監察。

其涵蓋的罪行都是重大犯罪、組織犯罪、洗錢罪或殺人、強盜、搶奪、強制性交等罪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之罪,並沒有賦予著作權上可能侵權就讓政府可以發動監聽。同時,著作權法上的刑責(這是台灣很莫名其妙的規定,以後再論)也都是三年或兩年以下,怎能符合監聽法之規定?

再者,智財局是有多大的人力物力來做封包監聽這件事?假設政府真的不計代價,硬要戴著鋼盔往前衝,試問權利人所受總損失,有大過你智財局所花費之成本加上視聽大眾失去內容享受與租用VPN之代價?

要知道,智財局為了保護少數權利人,卻要多數人付出更多代價(包含要增加的稅金),值得嗎?在經濟不景的現在,強迫多數人使用網路時負擔額外成本,是一種消費強迫轉移,在經濟分析上肯定是淨損。

題外話一句,你智財局因為人手不足,專利審查老是延宕多時,你為什麼不把資源擺在聘請更多審查官上?而是要放在這種莫名其妙且侵害人民權利的事情上?

本站作者我,在美國研究所就是專攻智財權的反托拉斯行為,因此本站一直很強調智財權的保護,在經濟分析上有其重要利益與意義。但這種過度保護,付出重大代價卻不見得能賺回多少利益,甚至讓政府習慣黑手插入原本是私法糾紛的私人關係中,此例一開,對台灣經濟與文化乃至於人民個人獨立性,都是弊大於利!

馬政府,剩三年,別下台前真蠢到在歷史上留下臭名!

從成本看毒品問題

近日轟動的屍體塞鐵桶灌水泥的殺人案,背後彰顯的是毒品交易的龐大利益。

聯合報報導

…毒梟販毒也吸毒,常做出瘋狂的行為,一發生買賣糾紛,便動員押人討債。刑事局與彰化警方,數年前在彰化市查獲以洪國豪為首的販毒集團,逮捕洪國豪及手下張志堅、吳義烽三人,起出海洛因毒品,各式手槍7把及各式子彈90發。警方查出,洪國豪因一宗毒品買賣被黑吃黑,帶領手下持槍尋仇,並強押毒販及仲介的男子返彰化,逼迫吐出100多萬元貨款後才放人。

警方說,販毒讓人一夜致富,但殺身之禍也常伴隨而來,歹路真的不可行

販毒普遍認為具備高獲利(不過Freaknomics一書認為低階第一線的販毒者不見得都享有高獲利),我好奇的是:販毒的高獲利從何而來?

經濟學說,高租值代表某種程度的壟斷(亦即面對的是覓價市場)。先前我提過二種天經地義且難以改變的壟斷來源分別是:天生資質與商譽/技術/智財權/經濟規模累積。

顯然,多數的毒品交易並非第一種(因事實上煉毒沒那麼難,學有專精的化工系畢業生願意嘗試都做得到);有信譽的毒梟或許多多少少享有第二種壟斷利益,但也不可能大到那麼誇張。

唯一能合理解釋販毒暴利的,就是過去我批評多次的「公權力壟斷」!

販毒何來公權力壟斷?事實上是有的。舉例來說,台灣的毒品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一項: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五條第一項: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如此高刑度的法律禁止,其實創造出一種壟斷條件:膽敢鋌而走險的人反而享有繼續販賣的特權(直到被抓之前),換言之,這個嚴刑峻罰把潛在欲進入毒品販售市場的供應者都給排除了。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台灣的法律其實是減少供應者:減少供應,若需求不變,則毒品價格必然攀高。

另一方面,台灣法律一個很奇怪的設計:

毒品防制條例第十條第一項: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這條法律牽涉到的是需求者(享受毒品之人)。需求者所負擔的行為成本,遠小於供應者。代價低則欲行為者多,需求相較於供應被打壓得相對較少;反過來看,表示在這套法律設計之下,需求很可能會遠高於供應。毒品價格焉能不高?

刑法學者會說販售毒品者惡性較為重大,理應處刑較重。這種直觀且毫無邏輯內涵的法學思維,充斥在台灣的刑法教科書裡。然而如此膚淺的思維所誕生之法條,恰恰是鼓勵更多已經犯罪之人,繼續鋌而走險來享受公權力劃出來的壟斷租值。英語曰– unexpected consequence是也。

另一方面,如此法律設計也只是讓司法單位逮到持有毒品之人時,還要去證明他「意圖販售」。更極端者,欠缺績效的司法人員也可能有誘因去栽贓純粹持有毒品之人意圖販售。這讓我想起在法院看過刑事局數個幹員分別作證被告持有毒品,並主張所有毒品都是在同一個藏匿處查獲。但法官分別詰問之下,各個幹員宣稱找到毒品的位置天差地遠,從餐廳、客廳、臥室到頂樓金爐裡,應有盡有。客官你說,怎解?

補充一點,經濟學家中也有不少主張吸食、販賣毒品除罪化的,例如諾貝爾獎得主Milton Friedman就主張人民應有享受毒品之自由

I’m in favor of legalizing drugs. According to my values, if people want to kill themselves, they have every right to do so. Most of the harm that comes from drugs is because they are illegal.

這套論點也是很有說服力,雖然我不盡認同,但美國於20世紀初期所頒佈的禁酒令(The Prohibition)後來衍生出諸多問題,甚至養育出美國黑手黨(The Mafia),其所享受的驚人利益和犯下的諸多罪行,不正也是來自於禁酒之法律?

另外Friedman提出不少值得深思的論點:

1. 自願交易的買家賣家,只是因為所買賣物品被人為規範成「違法」,就要付出額外刑事代價,這是不是對人權的侵害?竊盜、搶奪、強暴等,都是有一個受害者;但毒品交易、性交易,受害者何在?

2. 因為自願性交易下,買賣雙方都不會像一般刑事犯罪受害者一樣主動通報司法單位,造成司法單位必須以更激進、極端的方式來偵防,其結果是不是也會造成更多人的人權受害?同時,毒梟因為財產權不受保護,隨時受執法單位威脅,毒梟唯一保障自己之道就是擁兵與武裝,這麼看來,治安問題是來自於毒梟的惡性重大?還是來自於法律的咄咄逼人?

3. 司法人員的激進偵查與法律創造的毒梟壟斷利益,為了生存後者不得不嘗試賄絡前者;前者長期享受賄絡,豈不是會更支持毒品有罪化?同時也會產生貪汙制度化的現象。(這部份請參見我的文章:貪汙的一般性理論()、())如此一來不是反而創造更多問題?同時,稅金與賄款養這些司法人員,徒增社會交易費用,益處何在?

至於我不認同Friedman最大的一點,在於就我所知,不少毒品都會造成吸食者有攻擊傾向,這是一種很高的外部性成本。目前我想不出比政府更有效的手段來降低這個外部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