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偽善且自大的假人道主義者

經濟學是一門解釋人類行為的學問,跟其他試圖解釋人類行為的學科,最大的差異在於經濟學特別著重人的選擇 — 一者,因為選擇是得以客觀觀察的現象;二者人的心理與意圖是無從觀察的現象;三者,因為世界資源是稀缺的,面對稀缺,人類非選擇不可。

前述狀況就帶來另外一個重點:選擇意味著人總是必須放棄其他選項。經濟學認為被放棄的選項所能帶來的效益,就是一個人的機會成本。是的,經濟學談的永遠是機會成本,所以毋須脫褲子放屁來強調”機會”二字。

換言之,經濟學從成本的角度(亦即人類做選擇的角度),透過侷限條件的觀察,從價格理論的基本邏輯來預測人類會有什麼行為。這成功解釋為什麼人類要組成公司、為什麼要合作、為什麼有道德教條、為什麼會有政府、為什麼農民一窩蜂種同種作物會導致價格崩盤、也解釋為什麼價格崩盤之後農民要政府出來收農民搞出來的爛攤子….等等。

經濟學是個解釋「為什麼人類會做某種決定」的學問,經濟學並非是一門「”教”人類該怎麼行為」的學問。如果人類行為還需要經濟學來教,那人類早在幾十萬年前就絕種了。

如同Armen Alchian的經典論文「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中所闡述:動物不需要知道物競天擇,也不需要知道基因等東西,就懂得要怎樣生存跟繁衍後代;人類當然也不需要知道經濟學為何物,就知道該怎麼生存與交易。因為這是物種之間乃至於人類之間,因為資源稀缺所產生的競爭壓力之下,所壓出的存活策略;如不這樣做,人類或某物種早就絕種了。

這又帶到,既然經濟學能解釋人類怎樣行為,自然也能知道特定選擇後會有什麼特定結果。

例如社會失業福利太好的國家,會養成失業的邊際勞動力人口選擇乾脆維持失業,因為找到工作就沒有了福利。如果申請福利又困難繁雜,那麼去找新工作的效益會低於繼續失業領福利。反之,如果失業後申請福利補助容易,那麼又會讓邊際員工因為工作辛苦容易動不動就離職。這會造成社會上有一群人長期或反覆失業,且滿足於這個狀況。在這種情形下,這些福利政策養出來的自願性失業人口,跟米蟲無異。這也讓我們知道,過好的失業福利,無助於降低失業率,反而會維持甚至增加。

天方夜譚?一點也不。我的公司就屬於3K辛苦行業,有多少勞工局派來的受訓失業者,大喇喇擺明說他是因為要繼續領失業救濟,所以才來面試;我們千萬別錄用他,不然救濟就沒了。也有來半天,下午就跑掉的。這些實例都代表經濟學的科學解釋力十分驚人。也代表這些假惺惺的偽善人道主義所帶來的福利政策,有多麼害人不淺。

在Milton Friedman等許多經濟學家研究之下,發現有不少社會福利政策,都會帶來同樣的unexpedted consequences。你希望人人享受良好醫療服務,推行健保政策的結果是多數人享受到的醫療都比以前差,同時醫療服務供應者薪資一部分被公務員吃掉。你希望勞工生活有保障而推行最低薪資限制,反而造成工作時間或能力不能配合的邊緣勞工失業更嚴重。

政客希望人人有自宅,透過補貼或法規強迫銀房放款給窮人,其結果就是引發系統性風險,是2008年金融風暴的源頭。

這些經濟學家也發現,政府如果管得越少,則這些問題市場都處理得更好。例如英治底下的香港,各方面問題都遠低於社會福利國家,人民財富增長反而更超越。

這種「無為而治」的高等智慧,在偽善的假人道主義者看來,反倒是大逆不道、十惡不赦了。

他們宣稱經濟學應該為窮人服務。這點根本就錯得離譜。

沒有任何一門學問該為特定族群服務一般;醫學的本質也是探究人類疾病與傷害,乃至於老化等自然現象。醫生才是救人的,但醫學不是。醫生也不見得要救人,例如爭吵多時的安樂死問題,醫生的角色反倒是減輕病人痛苦、一路好走。如果我們先入為主的價值觀,硬認為醫學就是要救人,則整門學問不但被扭曲,同時臨終前重病痛苦者,也被迫不能享受低痛苦好走的服務。這種假人道主義,害人不淺,此僅為一例。世界上也不會有人笨到質疑物理學、化學本質為什麼不是救人或造福人群。

至於認為自由會帶來罪惡,更是毫無根據且邏輯錯誤的判斷。

毛澤東治理中國期間,人民自由是人類歷史上少見的低下,食衣住行無一沒被嚴密管控。試問當時的罪惡就少了嗎?

同時,自由並不代表侵權行為毋須負責,也不代表產權劃定就可以隨便。

反之,台灣早年金融亂象,是出自於政府法規過多,金融業者什麼都不能做;同時許多金融產品或服務也不准人民選擇,更不准人民錢進他國投資,才造成丙種業者的亂七八糟,或地下吸金公司的橫行霸道。

論者把因為法規過嚴產生的混亂行為,歸責於過於自由,這不但是昧於事實,也是基本經濟學理論基礎根本有問題。

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從來都沒有主張「無政府主義」;而是主張政府應該著重於市場無法處理的問題,例如產權劃分、侵權行為的確立與司法執行以及幣值穩定。政府做得沒市場好的部分,就放手別亂管。

市場機制下一定有勝者敗者,事實上你在任何資源分配機制之下都存在。但市場機制下的敗者,一樣會受惠於市場經濟的果實,窮也窮得比其他國家貧者富有。最明顯的,就是美國的窮人還是比中國的窮人來得富有許多。誠如柯斯多蘭尼說過:「資本主義的蛋糕大小不均,共產主義的蛋糕每片一樣大;但是資本主義最小的也大過共產主義的。」

但其他種資源分配機制,人類才剛剛實驗完的,就是中國極端共產。在這個制度下,毛澤東錯誤的農業政策(如改變種植密度以及全民打麻雀),引發的三年大饑荒,死了千萬人,這段時間毛澤東照樣餐餐有魚有肉,試問這種資源分配機制才受假人道主義者的青睞?

更甭提經濟學從來就無關社會分配公不公平的問題。那是個主觀價值問題,根本不是一門科學,當然也談不上是經濟學的內容。

經濟學可以說的,是如果你將收入最高的人或企業課以重稅,稅金大過於遷移的成本,則這些人與企業一定會跑掉,到最後你什麼稅都沒課到。如果關心社會分配公平問題的下場是這樣,那麼這些偽善的人道主義者的確會得到較公平的所得分配,因為富人跑光,只剩窮人,當然公平許多。

Friedman等人正因為關心窮人,才會在乎且研究歷來的社會福利政策究竟有沒有起到當初的效果;科學實證結果是 — 沒有,反而更糟。

如果說,指出國王沒穿新衣的人是冷血沒人性,那你們這些偽善且自大的假人道主義者,就繼續活在你們粉飾太平的錯誤理論與主張裡。畢竟,市場永遠是公平的,中共、俄共當年所編織的社會主義美夢,最後也是被現實淘汰。全民皆窮是客觀事實!我也祝福這些人美夢繼續做下去,畢竟是有認真製造經商的我們,社會上才能養得起寄生在國立大學,領取來自於我們繳納稅金的薪水的你們。這種養老鼠咬布袋的滋味,識者自然能慢慢體會。

境外侵權網站是你智財局管的嗎?

智財局擬修法直接跳過法院,自己審查外國網站是否符合其所定義之「重大侵權網站」,若符合就透過台灣ISP封鎖。見新聞稿

我認為這是違憲的法律草案,同時也存在許多爭議。

網路上已經有很多很好的分析,周欽華律師的「智財局擬修法封鎖境外侵權網站:違憲、危險、愚蠢」,其重點我摘錄如下,括弧內為我個人意見:

1. 「明顯重大」在法律上是一個沒有經過定義的詞彙,沒有人知道什麼叫做明顯重大?一個100G容量的網站,與一個1G容量網站,如前者侵權內容有50%,後者有90%,那究竟哪個是明顯重大?
(這邊我再補充一點:兩個容量相同的網站,一個49%侵權內容,另一個51%侵權內容,如何判定哪個重大?從容量?從內容數量?亦或者從內容的受歡迎程度?)

2. 違憲:違反憲法比例原則。

3. 理應透過法院來處理的私人糾紛,卻故意繞道為之,其問題有:
1) 法院才是判定侵權的單位,訴訟固然曠日廢時,但也是因為要透過雙方提出之證據來探求事實之真相。行政機關何德何能,可以代法院做判決?
2) 管轄權明明是政府態度問題。(如果政府繼續像處理菲律賓事件一樣自我矮化,那永遠也甭談管轄權)

4. 例外準則讓人摸不著頭腦。

5. 智財局的「權利人」究竟是誰?讓這些怕死的公務員甘願冒險?太詭異了。

6. 會議竟然不找網路業者?

7. 網路速度快早是舊聞。

以下是我的簡單法律經濟分析:

1. 侵害著作權並不一定有相同的損失,用同樣的終極手段去禁止,是違反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

著作權與一般資產無異,其價值來自於未來收入之折現值總合。換言之,假若一個著作內容其未來收入很低甚至沒有,則其權利受侵害,要求得損失賠償,是不可能的。

這邊也延伸出一個問題:如果一個著作權沒有可預期收益可言或很低,則動用政府力量介入,同時犧牲消費者利益,經濟學上是一個淨損的行為。

除非在交易費用之下,我們為了一視同仁地保障產權以取得人民信賴與未來安全感。但,這是法院做的事,並非行政機關!

為何應是法院,理由如下:

a. 基於三權分立,如果行政機關球員兼裁判,那是很恐怖的事情。
b. 權利人到法院主張權利,要付出不少成本方能有結果;但是跟行政機關檢舉成本卻少得多。前者權利人經濟行為會想清楚、有充足證據方敢為之,但後者卻是可肆意為之,成本由全民負擔。
c. 法院經過繁複的證據呈現與當庭詰問,行政機關沒有。就探究事實而言,法院遠比行政機關來得更仔細、更令人信服。

此外,我在此不斷強調的,就是行政機關若賦予過多權利與法規限制,則特定族群的人與該行政機關就有更多誘因去進行貪汙賄賂。這在台灣已經發生很多次了,為何同樣愚蠢的錯誤要一犯再犯?

2. 受侵害著作權人,其所受損失多半來自於廣告或版稅,其租值之降低可視為被侵權行為人所侵害,則如此典型民法侵權行為之私法關係,理應由權利人尋求私法救濟,透過法院的判決來取得損害賠償。

假設A權利人被侵權,其減少廣告收入僅有幾百元(多數blog作者我相信其文章被違法轉載,所受損失微乎其微),這時透過司法救濟效益很低,反之,政府就大動作將該侵權網站封鎖,成本效益合理嗎?前一點已述。

但更重要且難解的是:許多初出茅廬的新人(無論是作家、諧星或歌星)或新節目,透過網路非法轉載的力量使其暴紅後,收入大增,那如此的侵權行為所造成的究竟是損失?還是利益?若是後者,豈非輪到侵權行為人來要求權利人分享收益?

此看似荒謬的提問,其實正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nald Coase的「牛與麥田」之例:牛偷吃了麥,是牛主人要賠給麥田主人?亦或麥田主人要賠給牛主人?Coase說:二者皆可,只要交易費用夠低,柵欄會在同一個位置,Pareto最佳點一樣會達到。

這是一個經典且轟動武林的法律經濟分析案例(理論發明者拿到諾貝爾獎,還不轟動?),放到智財局草案,我要問:假若境外侵權網站結果是讓一些素人或C、D咖藝人/節目翻紅,那是誰要賠給誰,方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3. 封鎖網站之後,多數人如真需要侵權內容,多半會選擇租用常見的翻牆技術–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經濟分析是簡單的:如果租用VPN的費用低於消費者一一購買內容產品的成本,在低訊息成本條件下(因為大陸台商教翻牆的網頁已經多到數不清),消費者不用VPN就是腦袋有問題了。

試問除非智財局如周欽華律師所言,一一檢視每個網路使用者的封包內容,否則智財局如何得知我是從哪個網站下載什麼內容東西回來?智財局真檢視,那就是侵害人民隱私權與秘密通訊之自由,依據台灣的「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

 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並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者,得發通訊監察書。
 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條第二項之預備內亂罪、第一百零一條第二項之預備暴動內亂罪或第一百零六條第三項、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二百零一條之一、第二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第三百條、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或第三百四十六條之罪。
  三、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項或第三條之罪。
  五、藥事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或第八十三條第一項、第四項之罪。
  六、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或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七、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二條或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八、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或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之罪。
  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項之罪。
  十、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或第四十七條之二之罪。
  十一、漁會法第五十條之一或第五十條之二之罪。
  十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五項之罪。
  十三、洗錢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十四、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後段、第六條或第十一條第三項之罪。
  十五、陸海空軍刑法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七條第三項、第十八條第三項、第十九條第三項、第二十條第五項、第二十二條第四項、第二十三條第三項、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十八條第五項、第六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前項通訊監察書,偵查中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以書面記載第十一條之事項,並敘明理由、檢附相關文件,聲請該管法院核發;檢察官受理申請案件,應於二小時內核復。如案情複雜,得經檢察長同意延長二小時。法院於接獲檢察官核轉受理申請案件,應於二十四小時內核復。審判中由法官依職權核發。法官並得於通訊監察書上對執行人員為適當之指示。
  前項之聲請經法院駁回者,不得聲明不服。
  執行機關應於執行監聽期間,至少作成一次以上之報告書,說明監聽行為之進行情形,以及有無繼續執行監聽之需要。法官依據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自由心證判斷後,發現有不應繼續執行監聽之情狀時,應撤銷原核發之通訊監察書。
  違反本條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情節重大者,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於司法偵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均不得採為證據。

和第六條:

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犯刑法妨害投票罪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七條、第八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擄人勒贖罪或以投置炸彈、爆裂物或投放毒物方法犯恐嚇取財罪、組織犯罪條例第三條、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三百二十六條、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三百三十條、第三百三十二條及第三百三十九條,為防止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急迫危險,司法警察機關得報請該管檢察官以口頭通知執行機關先予執行通訊監察。

其涵蓋的罪行都是重大犯罪、組織犯罪、洗錢罪或殺人、強盜、搶奪、強制性交等罪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之罪,並沒有賦予著作權上可能侵權就讓政府可以發動監聽。同時,著作權法上的刑責(這是台灣很莫名其妙的規定,以後再論)也都是三年或兩年以下,怎能符合監聽法之規定?

再者,智財局是有多大的人力物力來做封包監聽這件事?假設政府真的不計代價,硬要戴著鋼盔往前衝,試問權利人所受總損失,有大過你智財局所花費之成本加上視聽大眾失去內容享受與租用VPN之代價?

要知道,智財局為了保護少數權利人,卻要多數人付出更多代價(包含要增加的稅金),值得嗎?在經濟不景的現在,強迫多數人使用網路時負擔額外成本,是一種消費強迫轉移,在經濟分析上肯定是淨損。

題外話一句,你智財局因為人手不足,專利審查老是延宕多時,你為什麼不把資源擺在聘請更多審查官上?而是要放在這種莫名其妙且侵害人民權利的事情上?

本站作者我,在美國研究所就是專攻智財權的反托拉斯行為,因此本站一直很強調智財權的保護,在經濟分析上有其重要利益與意義。但這種過度保護,付出重大代價卻不見得能賺回多少利益,甚至讓政府習慣黑手插入原本是私法糾紛的私人關係中,此例一開,對台灣經濟與文化乃至於人民個人獨立性,都是弊大於利!

馬政府,剩三年,別下台前真蠢到在歷史上留下臭名!

是多元視野的經濟學?還是程度太差的經濟學?–論清大教授彭明輝

這幾年清大退休的前機械動力系教授彭明輝真的很愛批評別人的專業,這原本是好事,因為任何專業都需要不同領域視野的人進來,才能進步,例如經濟學史上最有名的一次改革就是Paul Samuelson這位專攻物理數學的天才,為經濟學帶來數學革命,雖然嗣後發展利弊得失兼有之。

但要批評一個學科,你得先成為那個學科的頂尖專家,否則只是隻會叫的野獸,誤人子弟不說,還有沽名釣譽之嫌疑。

這篇「打開經濟學的多元視野」顯見其經濟學程度之粗淺薄弱。

2009年我就曾在這裡談過經濟學的「自私假設」是在說什麼,今天針對彭明輝這亂七八糟東西,我試著解釋得更清楚。

首先,彭教授舉例的牛頓力學與橋樑例子就是錯誤的(剛好我本身也在交大學過土木工程):

牛頓三大定律和虎克定律是「放之四海皆準」的「原理」(principles,而非 truth),應用它來解決橋樑力學問題時,你不需要問這一座橋樑是坐落於哪一個國家,有哪些法律,有哪些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險機制,有哪些親族關係與族群衝突,你只要把抽象分析所需要的生硬數據給我(boundary conditions、loading conditions、material properties),我就可以算出來它能不能承受預期的負載。

光靠boundary conditions、loading conditions、material properties這三個數值,壓根不可能知不知道橋樑承受最大負載是多少,你還得知道橋樑的結構方式、每個joint的形成方式、當地的氣候風向風力、當地的土壤結構、地盤強度、橋樑的地基方式、水泥強度、鋼筋強度…..等等許許多多的因素。這些就叫做侷限條件 — constraints 也。甚至許多工頭在水泥灌漿施工時,為了施工方便會偷加很多水進去預拌水泥中,此種行為會改變水泥的水灰比,從而影響水泥強度,這種行為豈是「抽象分析所需要的生硬數據」就能知道的?

經濟學也是一樣。經濟學要能準確預測推斷某種人類行為,必須要清楚知道侷限條件為何,這牽涉到法律、契約組成、行為人經濟能力、監管費用、執行費用、行為人對未來之預測、無風險利率…等等各種侷限條件,我們才能透過經濟學解釋某種現象。

經濟學大師張五常將上述這些都歸類在交易費用或制度費用的範疇。就如他的佃農理論,推出一套經濟理論之後,詳盡調查台灣1940年代在推出「375減租」前後各地農地、各種作物的產量平均變化,政策執行程度、分成和固定租約兩種契約組成模式與農產品種植方式與成本,從而得出台灣施行此政策之後,農民的工作量在競爭之下增加,但卻也在競爭之下得到較少的收入。

這才是經濟學!

不是彭明輝宣稱的那種:

經濟學對人類交易行為的探討經常是不自覺地假定交易是在沒有人際壓力、風俗習慣導引、人情世故、權力網絡、親族體系等影響下進行的。我把這種經濟學叫做「真空世界的經濟學」,或者「思辨的經濟學」(speculative economics)。這種經濟學像是中世紀繁瑣哲學的後裔,而不怎麼像「實證科學」。

主流經濟學思想最嚴重的根本錯誤在於:假定人類的逐利行為可以跟其他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完全切割開來,所以經濟學家可以完全不懂臺灣產業的實況,只根據一本「工業經濟學」就為台灣產業政策亂開藥方;經濟學家可以不管家庭結構與人際網絡的關係,不負責任地提倡「自由貿易」,還堅持這可以讓弱勢產業倒下去,讓工人轉到競爭力較強的產業,領更高的薪水,卻完全不管經濟因素之外阻擋工人移居、再就業的真實因素,以及失業期間工人的婚姻衝突、家庭壓力、乃至於精神官能症與自殺的可能性。

這些都是經濟學要調查的侷限條件,彭明輝自己遇到的是半調子的假經濟學家,就反過來批評整門學問,犯的是最基本的學問與邏輯錯誤。

同時彭明輝對於經濟學的「自私假設」和科學性也有著可怕且混亂的認識錯誤。

經濟學的自私假設,談的是人在侷限條件下,會對某些東西或服務有「有勝無,多勝少」的行為模式,同時人會願意犧牲某些東西來換取他想要的東西,總合起來就是一條向右下傾斜的需求曲線 — 在侷限條件下,人會傾向越便宜買越多,直到邊際價格等於邊際用值為止

有勝無,多勝少的東西就是稀有財;因為世間萬物不是無窮無盡,所以存在稀缺;有稀缺萬物就得競爭,競爭方式無外乎暴力或交易。

動物求偶存在這暴力(打退其它競爭同性),也存在交易(提供異性感興趣的物品或服務以換取交配機會)就是一例。

上述是經濟學基本名詞定義,如果連這些定義都搞不清楚,這門學問就別搞了。同樣的,如果連刑法上的直接故意、間接故意、過失等名詞定義概念也搞不清楚,那你法律系也別念了。

所有的學科都有基本名詞定義,彭明輝宣稱的:「…那些人只會玩術語定義,而繞過核心理念…」只不過代表其自身對於不熟悉的學科的基本名詞定義認識不清、掌握不足。術語都定義得不清不楚,枉論核心理念?騙肖耶。

經濟學的自私假設,跟牛頓三大定律中質量的假設,以及牛頓萬有引力的假設都一樣,都是一種武斷的假設。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Richard Feynman就曾經對一位哲學系教授表示:「電子是一個物理學家假設出來的理論,這理論好用到我們都幾乎以為電子是真的存在。

所以既然三大定律與萬有引力是武斷的假設,如果要用物理學來解釋物體運動,就得接受這些定義性的原則,否則整門古典物理學就垮台了。也正是三大定律在光子身上無法完美100%解釋,才會出現粒子與波動說的爭議,也才會有後來光電理論出現;量子力學、廣義相對論也都是對牛頓力學的修正。

彭教授,牛頓力學並沒有放諸四海皆準,也是講究「侷限條件」的!你自己也知道牛頓定律只不過是principle,你卻把經濟學的principle當成truth來論斷,如此扭曲手法所為何來?

前述的科學方法論的基本觀念,在經濟學上也是一樣的。更重要的是,自私假設既然是一個武斷的定義,自然會存在套套邏輯的現象。

彭明輝批評的:

經濟學探討的是人類集體行為中的一種特殊行為:交易(實體物資的交易、服務的交易、智慧財產的交易、資金的交易),以及交易背後的生產、消費與供需。它假定人都逐利,而且不自覺地假定逐利是人類所有交易行為的壓倒性推動動力。但是,事實上人類不盡然24小時都在逐利,也不盡然24小時都以逐利作為行為的主要動力,人類更加不是除了逐利之外可以對社會規範與潛規則毫無顧忌的社群動物。

只彰顯他真的不懂經濟學

一者,經濟學不只探討人類集體行為,也探討「我是傳說」這部電影中只剩一個人的行為。二者,交易是普遍存在於動物甚至動物植物之間的,沒什麼特殊性。反過來說,人類在交易以外的行為,還比較特殊哩!三者,什麼事都說是因為自私,那等於沒有解釋,非科學也!

四,經濟學也沒有假設每個人24小時都在逐利,經濟學是假設人喜歡犧牲某些東西去換取他想要的東西,而如果換取的代價越小,其它條件不變之下,他會換更多。

我要再重複三次,免得彭老先生看不懂 — 其它條件不變之下、其它條件不變之下、其它條件不變之下!

其它條件是什麼?彭明輝說的「社會規範與潛規則、人際壓力、風俗習慣導引、人情世故、權力網絡、親族體系」都不過是其中之一小部分,張五常稱之為「交易費用/制度費用」。

彭明輝一副他發現了300年來經濟學家都沒發現的問題,真是可笑到極點。彷彿全世界就他最蓋世英明,300年來參加經濟學發展研究的人都是蠢才一般。這,才是我最厭惡的。

彭明輝宣稱的:

主流經濟學思想最嚴重的根本錯誤在於:假定人類的逐利行為可以跟其他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完全切割開來…

當然也是大錯特錯!

持此論者不是對經濟學真的無知到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就是居心叵測到令人髮指的境界。

歷史上打著慈悲為懷、普渡眾生的大旗,沽名釣譽、混水摸魚、趁機獲取利益的人,比比皆是,希特勒有之、毛澤東有之、蔣介石亦是。希望彭教授只是無知,而不是如此。

事實上,科學都是以實證來測試論者對於一門學問的掌握度。

彭明輝愛批評經濟學,但是他所持理論在2011年預測的石油危機糧食危機,到現在連個屁影子都沒看到。

石油期貨
NY_Oil_Future

小麥期貨
Future_Wheat

玉米期貨
Future_Cron

大豆期貨
Future_Soybean

糙米期貨
Future_Rice-1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nald Coase、Milton Friedman與經濟學大師Armen Alchian均表示過:「要看一個人真正的意向,唯一的方法就是叫他拿出錢來下注。」

彭明輝宣稱石油危機、糧食危機即將到來,那麼我們看看彭大教授敢不敢拿出一半身家財產,賭在這些貨品的期貨價格上?我很期待過個10年、20年,看到彭明輝因為眼光獨到、大賺一票,成為他自己眼中可惡且有原罪的富人。

經濟學邏輯混亂的商學院教授

郭振鶴這位東吳大學商學院的”兼任教授”2013/05/01於蘋果日報投稿,其經濟邏輯之混亂與無知讓人難以相信這是搞商學的。

該文論點有三:

1. “經濟成長與通膨有正向的相關性,台灣經濟要成長,就要付出代價! ”

2. “台灣經濟不振,但是匯率相對偏高,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如央行放手讓匯率自由化,適度的貶值,增加台灣出口的優勢,增加GDP,讓人民、中小企業對未來有信心,給點藉口讓公司企業的員工們加點薪,增加消費、投資的動機與意願。”

3. “另外目前市場的利率偏低,其主要目的是為了鼓勵人家多借錢來投資,降低存款的需求。如果不是財團而是中產階級,真的能夠從銀行借到錢來投資嗎?…假如將利率提高,讓建商減少向銀行借錢來蓋樓或養地的行為,不讓炒房的投機客有機可乘,也讓中、低產階級能夠賺取存款的利率。不要讓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失去公平與正義…”


關於第一點,如果創造通膨就能夠讓經濟成長,那國民黨在大陸發行”金圓券”時期,所創造的一年之內通膨24萬倍,買一石大米要價4億多元的恐怖通膨,理應創造最佳的經濟成長啊?

經濟學大師I. Fisher寫過一本著名的書「Money Illusion」就是在談這種無知如郭震鶴之人,不知通膨所帶來的「假性繁榮」往後要付出的代價。

談談諾貝爾獎得主Milton Friedman著名的「低度通膨目標」吧。

Friedman認為,3%以下的通膨目標是有益於經濟發展。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

道理很簡單,理論上,一個經濟體裡面各個行業,乃至於整個經濟體,都有景氣起落。部分經濟學家認為景氣循環來自於貨幣與實質經濟活動的脫鉤,再佐以資訊費用,造成商人的錯誤投資。如果要素市場的價格都是自由起落,則市場價格訊息自然會引導資源往最佳的方向走。可是偏偏多數國家都存在「工資頑固性」,此頑固性一來出自於一個人養家活口有基本開銷很難減免,二來影響最大的就是勞動法的過度保護以及基本工資。

舉例來說,台灣正在修訂的勞基法草案裡,關於資遣員工部分,將引入「窮盡一切手段原則」。意思是假設你公司有個不適任員工,你不能輕易地解職,依法你得「窮盡一切手段」,諸如:你要教育訓練到讓他”適任”、你可以改變他的職位到”適任”、或甚至,你應該跟他達成共識降薪,讓新的、較低的薪資能夠讓他”適任”。

你是老闆你怎麼辦?既然資遣員工如此麻煩,那不如一開始聘請新員工時要「極盡挑剔之能事」,以免日後給自己造成困擾。在最低薪資的加持之下,青年失業率怎能不高?(這一期經濟學人討論全世界青年失業人數逼近美國總人口,其原因多半來自於此)。

在這個環境之下,利用低度的通膨率,可達到就業人口薪資的「實質降低」,從以達到降低失業率。

所以小結來看,Friedman是因為難以追求勞動法規鬆綁,才退而求其次主張「低通膨目標」以利就業市場。但這始終非萬靈丹,因為勞工也不是笨蛋,他們也會發現實質薪資下降的事實,嗣後要求薪資上漲來彌補之。這就是為什麼大名鼎鼎的Philips Curve有點道理。

回頭看台灣通膨率從2010年到2012年分別是:0.96%、1.42%、1.93%,從2008、2009兩年為通縮來看,台灣央行其實努力地在實現「低度通膨」此目標。

於此我不禁要問問”郭兼任教授”,您的通膨目標又為何?

轉談第二點,更是顯而易見的錯誤:1)台灣是沒有進口行業嗎?匯率人為壓低,肥了出口,傷了進口,更傷害消費者享受外國產品;2)台灣的出口產業原料不都是進口的?人為壓低匯率只是嗎啡,短期振奮出口業,長期一樣是傷害。這麼明顯的錯誤,讓我覺得”郭兼任教授”思維過於偏頗與不周延。

至於第三點,更表現出”郭兼任教授”對於經濟學的無知。

依據I. Fisher的利息理論,所有的資產價值等於該資產所帶來的未來收益除以折現率(一般就是找無風險利率)後加總即是。以房地產來說,其價值等於(未來房租收益 + 房價上漲差額)/折現率後之總合。股票亦然、債券亦然。

照這位兼任教授的意見,台灣政府真的人為提高市場利率之後,依據利息理論,代表所有的資產價格都要下修!房價股價都要跌!

當多數人的資產價值都減損,我實在看不出來為什麼多數人還會對未來樂觀?我也看不出來為什麼你的身價大跌之後你還會增加消費?明明2008年才發生過 — 加上風險之後的實質利率大升,資產價格大跌,二者交互影響,使得一般人乃至於公司都採取防禦性消費:能省則省、欲缺不補、跌價斷頭…而正是這些防禦性動作讓GDP中的消費一欄數字大跌的。

何以2008年才發生過的慘劇變成”郭兼任教授”現在口中的良方?我也不懂。

當然,我更不懂提高利率何以降低貧富差距?2008年不正是貧富差距最劇的一年?當年也不正是近代實質利率最高的一年?更甚者,為什麼貧富差距會是個問題?這是我到現在都想不懂的。當然,我也想不懂建商蓋屋養地為什麼不是GDP計算裡面的「消費與投資」二者?在”郭兼任教授”眼中,似乎建商花的錢就例外不計入GDP?太神了!

“郭兼任教授”身為商學院之教員,其經濟學素養著實讓我大吃一驚,特地為文以告讀者共享之!

從成本看毒品問題

近日轟動的屍體塞鐵桶灌水泥的殺人案,背後彰顯的是毒品交易的龐大利益。

聯合報報導

…毒梟販毒也吸毒,常做出瘋狂的行為,一發生買賣糾紛,便動員押人討債。刑事局與彰化警方,數年前在彰化市查獲以洪國豪為首的販毒集團,逮捕洪國豪及手下張志堅、吳義烽三人,起出海洛因毒品,各式手槍7把及各式子彈90發。警方查出,洪國豪因一宗毒品買賣被黑吃黑,帶領手下持槍尋仇,並強押毒販及仲介的男子返彰化,逼迫吐出100多萬元貨款後才放人。

警方說,販毒讓人一夜致富,但殺身之禍也常伴隨而來,歹路真的不可行

販毒普遍認為具備高獲利(不過Freaknomics一書認為低階第一線的販毒者不見得都享有高獲利),我好奇的是:販毒的高獲利從何而來?

經濟學說,高租值代表某種程度的壟斷(亦即面對的是覓價市場)。先前我提過二種天經地義且難以改變的壟斷來源分別是:天生資質與商譽/技術/智財權/經濟規模累積。

顯然,多數的毒品交易並非第一種(因事實上煉毒沒那麼難,學有專精的化工系畢業生願意嘗試都做得到);有信譽的毒梟或許多多少少享有第二種壟斷利益,但也不可能大到那麼誇張。

唯一能合理解釋販毒暴利的,就是過去我批評多次的「公權力壟斷」!

販毒何來公權力壟斷?事實上是有的。舉例來說,台灣的毒品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一項: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五條第一項: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如此高刑度的法律禁止,其實創造出一種壟斷條件:膽敢鋌而走險的人反而享有繼續販賣的特權(直到被抓之前),換言之,這個嚴刑峻罰把潛在欲進入毒品販售市場的供應者都給排除了。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台灣的法律其實是減少供應者:減少供應,若需求不變,則毒品價格必然攀高。

另一方面,台灣法律一個很奇怪的設計:

毒品防制條例第十條第一項: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這條法律牽涉到的是需求者(享受毒品之人)。需求者所負擔的行為成本,遠小於供應者。代價低則欲行為者多,需求相較於供應被打壓得相對較少;反過來看,表示在這套法律設計之下,需求很可能會遠高於供應。毒品價格焉能不高?

刑法學者會說販售毒品者惡性較為重大,理應處刑較重。這種直觀且毫無邏輯內涵的法學思維,充斥在台灣的刑法教科書裡。然而如此膚淺的思維所誕生之法條,恰恰是鼓勵更多已經犯罪之人,繼續鋌而走險來享受公權力劃出來的壟斷租值。英語曰– unexpected consequence是也。

另一方面,如此法律設計也只是讓司法單位逮到持有毒品之人時,還要去證明他「意圖販售」。更極端者,欠缺績效的司法人員也可能有誘因去栽贓純粹持有毒品之人意圖販售。這讓我想起在法院看過刑事局數個幹員分別作證被告持有毒品,並主張所有毒品都是在同一個藏匿處查獲。但法官分別詰問之下,各個幹員宣稱找到毒品的位置天差地遠,從餐廳、客廳、臥室到頂樓金爐裡,應有盡有。客官你說,怎解?

補充一點,經濟學家中也有不少主張吸食、販賣毒品除罪化的,例如諾貝爾獎得主Milton Friedman就主張人民應有享受毒品之自由

I’m in favor of legalizing drugs. According to my values, if people want to kill themselves, they have every right to do so. Most of the harm that comes from drugs is because they are illegal.

這套論點也是很有說服力,雖然我不盡認同,但美國於20世紀初期所頒佈的禁酒令(The Prohibition)後來衍生出諸多問題,甚至養育出美國黑手黨(The Mafia),其所享受的驚人利益和犯下的諸多罪行,不正也是來自於禁酒之法律?

另外Friedman提出不少值得深思的論點:

1. 自願交易的買家賣家,只是因為所買賣物品被人為規範成「違法」,就要付出額外刑事代價,這是不是對人權的侵害?竊盜、搶奪、強暴等,都是有一個受害者;但毒品交易、性交易,受害者何在?

2. 因為自願性交易下,買賣雙方都不會像一般刑事犯罪受害者一樣主動通報司法單位,造成司法單位必須以更激進、極端的方式來偵防,其結果是不是也會造成更多人的人權受害?同時,毒梟因為財產權不受保護,隨時受執法單位威脅,毒梟唯一保障自己之道就是擁兵與武裝,這麼看來,治安問題是來自於毒梟的惡性重大?還是來自於法律的咄咄逼人?

3. 司法人員的激進偵查與法律創造的毒梟壟斷利益,為了生存後者不得不嘗試賄絡前者;前者長期享受賄絡,豈不是會更支持毒品有罪化?同時也會產生貪汙制度化的現象。(這部份請參見我的文章:貪汙的一般性理論()、())如此一來不是反而創造更多問題?同時,稅金與賄款養這些司法人員,徒增社會交易費用,益處何在?

至於我不認同Friedman最大的一點,在於就我所知,不少毒品都會造成吸食者有攻擊傾向,這是一種很高的外部性成本。目前我想不出比政府更有效的手段來降低這個外部性成本。

從成本角度看勞工抗爭

本文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勞資糾紛的抗爭者,從看似年長者居多?」

排除電視記者為了讓畫面好看所做的取捨,我們從經濟學成本的角度來切入,也可得一個具備科學性的解釋。

一個人的收入是一個人的租值,也是一個人的成本。

假設年利率3%,三個不同年齡的人,假設放棄抗爭再去找工作都找得到,且月薪都是45k,又假設三人都是65歲退休,則三人未來收入折現總額分別為:

costs_of_protest

從此試算可看出來,年紀越小的人,抗爭的成本越大。同時考慮先前工作年資,若抗爭成功所得金額資淺者遠不如資深者,年輕人抗爭的效益是劣於年長者的。

也就是說,從成本分析來看,年長者會更有意願長時間抗爭下去。

如果再考量年輕人多半有幼子嗷嗷待哺,那麼長期抗爭的成本就更高了。

反之,考量年長者失業後要再就業難度較高,表中試算的年長者未來收入可能根本為零,則年長者抗爭成本就會更低。這點也隱含一個重要的經濟意義:低技能或技能過於專門導致難以另覓他職的年長者,會更傾向長期且較激烈抗爭。

經濟學如何解釋人類行為,此為一例,我與先前引起些許漣漪的「死老百姓與公務員收入比較」一文,所用理論如出一轍:利息理論、租值與成本觀念。

要補充的是:本文只考慮個人行為的成本,沒有納入抗爭所造成的社會成本,例如:癱瘓交通對他人造成的損失、調動警方所造成的成本(包含警力成本以及原本需要警力的地方,沒有了之後可能提高的犯罪率)與抗爭所製造的噪音髒亂等等成本。

同時也沒有納入抗爭時帶來收入,例如抗議人士的情緒宣洩,本身也是一種非貨幣收入;背後操作的政黨也可獲得政治上的利益;一些特殊的公關公司營運抗爭所得收入;以及流動攤販可得之貨幣收入。

另外針對這群16年前透過「關廠工人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辦法」取得貸款的抗議工人,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勞委會當初撥款名義就明白說是「貸款」可不是「贈款」。如果還不起錢就依破產法走破產程序,別老想透過群眾運動取得不用還錢的特權。

至於主張「代位求償」的,我個人覺得有點莫名其妙;以下節錄當年的經濟日報新聞可以看出來,當時媒體也報導過這是「貸款」,非「贈款」:

【1997-11-21/經濟日報/06版/企業財務】

【記者姜維君/台北】
聯福製衣廠失業勞工昨(20)日因未如預期申請到勞委會職訓局的「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款項,齊赴華南銀行桃園分行抗議。華銀總行強調,這項貸款仍須依法定程序來辦理,必須要有保證人來辦理對保手續,目前華銀已請示職訓局如何處理。

勞委會職訓局於8月間與華南銀行簽定辦理上述專案貸款,總額度7億元,適用對象為85年元月1日以後關廠歇業而失業的勞工,貸款金額最高為100萬元,但不得超過雇主積欠的法定資遣費或退休金的金額,貸款第一年免息,第二年起按年息3%計息,貸款金額可分六年平均攤還。

昨天首批經勞委會職訓局初審資格通過的聯福製衣廠失業勞工,群聚華銀桃園分行門口,抗議銀行刁難不撥款,而華銀桃園分行主管則強調是依總行規定貸款法定程序辦理,失業勞工因無法提供保證人,或無法辦理對保手續,與勞委會職訓局簽定的貸款委任契約不符,所以無法撥款。

華南銀行總行則表示,華銀必須遵守與職訓局的約定,對其核准的借款戶辦理借、保人信用調查、不動產估價、貸款契約的簽訂對保、逾期欠款催收、訴訟等事宜。

目前已向勞委會申請促進就業貸款的關廠失業勞工,包括聯福製衣、福昌紡織、東洋紡織等總計達近千件案款。

首先了解法律上「代位求償權」是什麼:代位求償權常見於保險法中,存在目的有兩個重要效益– 1) 可以使造成損害的第三人不因為保險制度而免除了損害賠償責任;2)透過代位求償權所帶來的部分收益權移轉,讓保險公司更有誘因去承保風險。當然,國賠法也有代位求償,其目的也接近前述的第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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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反媒體壟斷」這個假議題

談之前,請讀者先看我已論述過的「略談旺中投資蘋果日報案」、「Google躲過FTC之劫」二篇。

然後請再看蘋果日報的投稿「媒體本質在溝通(周宇修)

姑且不提周律師提出的所謂「螺旋理論」沒啥解釋力,以及他將大法官釋憲文中「…通訊傳播媒體是形成公共意見之媒介與平台…,故政府機關應「確保社會多元意見得經由通訊傳播媒體之平台表達與散布,形成公共討論之自由領域」解讀為「買兩份報紙,並不會因此讓兩個觀點開始相互對話,而無法產生出更新的火花。…就此,政府的介入實有必要。」這種莫名其妙的邏輯跳躍與錯誤。

在此我略述一些個人的看法:

1. 媒體在多數時候是消費性內容供應商,並未形成任何公共意見。媒體本身也不存在法律上責任,提供「政治論述的公共空間」。
試圖為媒體披上此枷鎖的學者,不過是將個人偏好硬加在他人財產權上,是一種對他人財產權的侵害!

媒體說穿了不過是一種提供某種類型服務的股份有限公司,是私人所有的產權,與王品集團提供的餐飲服務、鴻海集團提供的EMMS代工服務別無二致。媒體如果提供的服務不受市場口味歡迎,自然要自行承擔財務上的損失,無勞外界來下指導棋。反過來,當政府真如這些學者團體介入指導,侵害其「使用權能」而造成私人媒體公司虧損時,試問這些公務員乃至於學者,是否願意拿出真金白銀來分擔損失?還是屁股拍拍一副不甘大爺的事?這些媒體股東情何以堪?更甚者,政府動不動就要介入市場只會嚇阻更多潛在欲進入台灣市場的其他新媒體,其後果反而是讓台灣更「一言堂」,而非這些學者團體所希冀的「百家爭鳴」。

我於前文已提過:

台灣藍綠媒體市場區隔還蠻明顯的。這不是什麼大問題,美國媒體左派(如NYT)、右派(如Fox News)也是壁壘分明;這也不是媒體邪惡,市場導向、利之所趨罷了。

換言之,從經濟分析角度來看,假設A媒體專攻A’市場,B媒體專攻B’市場;今天若A決定轉向B’,則其最主要的成本就是必須放棄A’所帶來的盈利。例如男人幫(FHM)今天假如要切入商業周刊的市場,在不推出新報刊雜誌的前提下,其勢必要放棄的是男人幫既有市場的利潤。

從這角度看,一家走中立八卦路線的壹傳媒,假如因為幕後老闆換人而要改走親中國路線的藍色市場,則必然新壹傳媒得失去部分既有客戶的盈利,而這就是壹傳媒轉型的成本。此轉型與前假設例子並無差別。淺顯的道理,連路邊攤小販都懂。

而市場觀察告訴我們,頻譜兩端點的觀眾數量相對較少,中間地帶者居多。若蔡衍明等人買下壹傳媒後,將其轉型為深藍媒體,則勢必要面對收入減少;同時,在競爭之下,蘋果與既有深藍媒體(旺旺中時)打起擂台,經濟學告訴我們假若市場結構無太大變化,結果是二者租值都一起降低,首當其衝的損失者是蔡衍明等人。

再想想私有產權,假若有人投資失利,是出於資訊不足、愚蠢或刻意為之,都與非股東的第三人無關。蔡老闆商場征戰多年,如果連這點道理都不懂而產生損失,那也是他自做自受,學生的抗議遊行都顯得無關痛癢。

換言之,周律師宣稱的「…然而,這種需要以溝通、互動才能實現的理想,考量到媒體產業的特性、外部性的交互作用,以及全球化下的市場供需分配,甚而單純的競爭行為,都無法確保媒體事業提供此種傳播內容。…」只是緣自於他自己對於市場經濟的認識淺薄。

如果沒有能力在科學上解釋人類經濟行為,就別奢談改造社會。

2. 壟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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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台灣左派的經濟學是這種程度….

蘋果日報1/29論壇「因應 人類無用論 的勞動環境(簡錫堦)

…論壇中,多數科技專家和經濟學家憂心,消逝的「中產階級工作」一去不復返,因這些工作已被科技搶走。據美聯社趨勢分析,由於智慧型電腦和機器軟體日益精密,準確度和效率勝過人類,取代管理員和技術勞工,「人類無用論時代」已然來臨。 中國工資高漲,缺工、罷工連連。即連傳統產業的「康師傅方便麵」也以自動化生產取代勞力,進入「無人的生產模式」;鴻海大老闆郭台銘亦倡言「以機器人代替勞工」,它們不會拒絕加班、抗拒管理,更不再擔心缺工。
生產三要素:資本、機器和人工,其中「人工」要素漸勢微,只剩兩要素決定生產和競爭力。工作變成稀有,失業率50%恐成常態。「人類無用」將造成「生產無用」。若失業家庭眾多,社會缺少購買力、產品滯銷,危及企業生存,資本主義體系將崩潰。 …

先不談機器人是因人發明與需求而存在,邏輯上機器人有價是因為人類有價。若人類社會崩潰,機器人獨活的機率也不高了。那種The Matrix或The Terminator建構出來的科幻世界,目前尚無這麼高等級的人工智慧,所以別拿出來說嘴。也不談生產要素理論不是簡先生口中這麼膚淺。

先看看2013/1/13日,DONALD J. BOUDREAUX 與 MARK J. PERRY兩位經濟系教授聯名在WSJ上投稿「The Myth of a Stagnant Middle Class 」,該文才是有水準之作,蘋果日報真該檢討:

1.美國有個生產部門,幾十年來因為自動化、機械化的關係,就業人口流失了將近9成以上,這個部門有因此而瓦解?更甚者,美國社會是否有因此瓦解?沒有。這個部門就是農業。而在農業生產自動化的過程,美國創造了上億個新興行業與職業,是20世紀初的人類根本無法想像的。

2. 從絕對數字的平均工時工資來看中產階級勞動力收入是錯誤的,因為許多非貨幣收入是被忽略的。同時,美國幾十年來因為婦女與大量移民投入邊際勞工供給,造成長期邊際工資低檔徘徊。悲觀者認為勞工可憐,但客觀的經濟學家指出 — 可以幾十年來幾千萬人投入職場,代表市場經濟本身的調節能力驚人,能自動創造出這麼多工作。

3. 同時該邊際勞動數字也忽略了早期領邊際薪資的,往往因為經驗與技術進步,早就不是領那筆薪資。

從最近的事件來看:Apple的iOS平台創造了數十萬個10年前不存在或需求沒那麼高的的職業;e-Mail的流行讓很多郵差失業,但同時也創造很多網管、程式開發員乃至於後端伺服器(軟硬體)與前端平台(如gmail、Yahoo mail的使用者介面設計)的工作,這些工作也是1980年代以前難以想像的。Google Map造成許多紙本地圖公司倒閉,甚至連不少紅極一時的行車導航器公司如Garmin收入大減,但是Google Map創造出來的許多新興職業與應用,都是過去難以想像的。

從工業革命以來,認為機器會取代人力造成大量失業的說法不絕於耳,可笑的是這些人預言的這一天始終沒有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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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問一隻鬼值多少錢(兼談搭售行為)?

WSJ 2013/01/14的新聞:Hong Kong’s Real-Estate Boom Conjures a Scary Development

香港,眾所皆知是個挺迷信的地方。事事講風水之外,還很怕鬼。

該篇新聞提到,過去香港凶宅租金與一般差不多條件房屋租金可以差到40%。然而去年香港房地產大漲,凶宅租金甚至漲幅高達60%,許多地方凶宅的買賣價格與正常屋相比,折價已經不到5%。

根據Coase Theorem,產權的定義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三項權能中任何一樣受損或增加,都會影響到權利移轉的代價。麻煩的是,三項權能中任何一項發生改變,往往也會間接影響其他二項。凶宅(或鬼屋)內附的鬼,多半是接近日本「地縛靈」的概念,與宅邸緊密不易區分。換言之,消費者很難買一戶鬼屋,將鬼抓出來說:「這隻我不要,請賣家搬走。」當然賣家可以做做法事,如該篇報導中說香港的權威英文報紙「南華早報」編輯部也曾傳說辦公室鬧鬼,而請法師來驅趕。但信鬼神之說者,也沒幾個可以100%肯定這鬼是搬走了還是沒有。這表示若地縛靈真存在,會影響房屋的使用權(住起來不再那麼舒適),進而影響到房屋出租的租金與轉賣的售價。但另外一個困難點在於:要怎麼知道鬼對房屋三項權能的影響有多少?

經濟學家張五常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中提到了「分成合約」如何透過一個價—分成率—來處理抽象、不易量化甚至事先難以指明的風險,後來該論文又衍生出「合約結構與非私產理論」一文,根本性地否決傳統經濟學「外部性理論」。張五常認為所有的外部性理論都是胡鬧鬼扯,經濟學在這一塊的發展是悲哀的,同時也只是間接證明許多經濟學家的經濟學程度其實不高。張曾針對外部性理論舉例如下:

「经济学者老是喜欢改进社会,老是认为自己聪明人家愚蠢吧。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英国的A. Walters到西雅图华大造访(此君后来作戴卓尔夫人的顾问,改革了英国),跟我在学校的饭堂进午餐时,另一位也正造访的经济教授坐下来共膳。这位不速之客二话不说就批评科斯定律,说狗吠之声扰人清梦,但从来没有在市场成交过,科斯是胡说八道。我心中有气,也二话不说地立刻回应:「狗吠之声天天在庞大的市场成交,教经济你怎可以不知道呢?住有花园的房子可以养狗,但住公寓则说明不准,狗吠之价早就算进住所之价或租金之内。」Walters在旁听着,大声叫对。

说过了,市场是奢侈的玩意。我们不能期望每声狗吠都算价,或声大声小用仪器量度然后统计。就是上文提到的公路,车辆互相干扰,要厘定一个公路租值最高之价不容易。理想的市场不存在,而假设交易费用是零不会有市场。这是真实的世界。说这里那里需要政府干预的外部性出现是说之不尽的。我们知道的,是因为有众多的利益团体存在,外部性的言论可以提供借口,要求政府干预而方便了混水摸鱼的行为。这也是真实的世界。」

從狗吠之價,轉到凶宅的鬼之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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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Mart在印度還得披荊斬棘

India

WSJ 2013/1/14的深度報導:「Bad Roads and Red Tape Slow Wal-Mart in India」一文值得一讀,我簡略摘要如下:

1. 印度道路狀況與基礎建設奇差

從Kheri Shikohpur到New Deli約273公里的距離,約略等於台灣的基隆港到嘉義市,在台灣貨運大概一上午就能送到,而在印度得花上多久?

首先,從Kheri Shikohpur到國有集貨市場約8公里,得花上45分鐘;上了高速公路,約225公里,得花上7小時;下高速公路到另一個集貨市場,32公里要90分鐘;從集貨市場到零售商,8公里得20分鐘。總共約9.5小時。

而更恐怖的,在於印度冷凍貨運車數量很少,相關技工、機械供應不足,造成這200多公里路程多半是用無冷藏設施的貨車運輸。搭配印度奇熱的氣候,蔬果運輸損耗率高達3成,而在美國一批蔬果從西岸送到東岸2800多公里路程,損耗率也僅在1~2%之間,所費時間約略42~45小時。

根據研究,美國貨車跑了800公里所用的時間,印度貨車只能跑300公里。

2. 佔地為王與貪汙

印度其實是由28個小國組成的國家,各省自成一格,甚至老死不相往來。

許多地區治安其差,當地的農民閒時順便當土匪,拿些土製武器攔路搶劫,根據WSJ記者報導,索取過路費的匪徒甚至還開收據給受害人報帳用。報警有用嗎?WSJ記者說:印度當地警察堅持絕無搶劫情況發生,印度治安是很好的

我過去曾提過印度真實司法案件的例子:
某甲發現鄰居侵佔他家院子的土地越界蓋屋,跑去法院告訴,要求拆屋還地(我國民法第767條)。這麼簡單的案子進入印度法院排隊,幾十年過去排到原被告都雙雙撒手人寰,連承審法官也過世了,才要第一次開庭!

甚至有笑話云:在印度某案開庭審理時期,被告律師要求請假因為家裡有小孩出生。法官允許,還恭喜律師當了新手爸爸。爾後該案繼續訴訟審理好幾年,律師又因家裡新生兒要出生又向法官告假。法官雖然允許,但半開玩笑地責備律師不該隔這麼多年才生第二胎;律師提醒法官 — 這次是孫子出生了。

難怪司機跟WSJ記者表示:面對農民搶劫,報警一點用都沒有,給錢比較實在。

印度低能無效率的司法制度、複雜的政治環境與糾葛不清的種姓遺毒,造成印度交易費其高,地方官員明目張膽索賄,地方居民也佔地為王地公然勒索。

3. 國家也將貪汙制度化

我在「貪污的一般性理論(上)」、「貪污的一般性理論(中)」二篇文章中提到: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 Stigler、M. Friedman以及經濟學家張五常均曾提到:管制往往方便公務員貪汙;公務員為了可以貪更多,也常傾向設立更多管制。反之,無法讓公務員貪污的管制法規,往往徒具形式,名存實亡。

管制色情、賭博、毒品,部分官員(特別是司法官、警察)收入就會急速上升;管制進口商品質量、品質乃至於提高關稅,海關的公務員收入就會上升。而這收入急升會帶給相關公務員更高的誘因去貪汙索賄以及設立執行更多更嚴格的管制措施。J. Stigler稱此為「regulatory capture」著實是活靈活現的形容。……

……貪汙是一種收入,這點無庸置疑。若收入可預期,那就不是風落利潤(windfall profit),而是M. Friedman所謂的恆久收入(permanent income)。Friedman在「消費者函數理論」一文證明隨機的風落收入不會改變人的消費行為;恆久可預期的年金收入才會。這理論也是我幾年前用來否定馬英九政府消費券發放的主要根據:消費券只是風落利潤,改變不了當時的悲觀預期,自然救不了台灣經濟。除非,風落利潤高到可以改變一個人一生的恆久收入,例如中樂透,才會改變一個人的消費行為。事後可證,Friedman的學說是正確的。

貪汙若成為可預期的收入,貪官的消費行為當然也會有重大改變,十幾年前我在美國見識到的中國大陸高幹嘴臉,就是一例。不過如果貪汙的收入權利僅限於擔任官職者本身,不受制度保障,則負面影響範圍尚且有限。
但若像台電眾多高層一般,退休後還能轉到「民間」電力行業,同時身兼台電顧問,領薪水之外還能承包台電工程或賣電給台電大賺價差。如此形成制度後,就會形成一批堅強的利益團體,這個團體會有很大的誘因維護既有的壟斷管制(以台電而言就是繼續反對開放電力公司競爭),甚至主動要求更多管制、補助,來充實自己的財富。

歐美的工會組織就是最好的例子。這些工會把持的行業,透過影響立法讓自己取得合法罷工權利,還能於罷工期間阻止潛在競爭者應徵上工,亦即「管制其他願意工作者賣勞動服務給特定雇主」了。工會蠶食企業和非工會勞工之租值,讓前者在面臨不景氣時沒有彈性可調整只能眼睜睜宣告破產,讓後者這些真正可憐沒背景的勞工收入降低、失業率增加,結果只是養肥懶惰的工會幹部。

因此,回到理論觀點,管制引發的租值消散會讓交易關係人基於人性自私假設和客觀競爭侷限之下,採取如貪汙行賄的手段來降低交易成本。然而,公權力代表或特定利益團體如能從中獲利,則自私同樣驅使他們去強化鞏固這一方面的收入,進而形成制度來加以保護。錯誤的管制法例也就更不可能被移除 (deregulated)了。但正因為消散的租值來自於未被界定的私有產權之收入權能,人民的財產權其實是被貪汙制度化地侵害了!

印度就是這樣一個典型透過民主制度,將貪汙制度化的國家。

印度農民不可以將農產品直接販賣給零售商,而是強制必須賣給領有國家證照的中間商,由他們來分配產銷。經濟學說這是一種行政壟斷,自然這群人享受著壟斷利益。

綜合上述的運輸消耗率、過路費、官員索賄以及行政壟斷的中間商,印度農產品產地價與零售價價差高達6~7倍!這都是交易費用過高使然。以台灣蔬果為例,2011年綠蘆筍產地價平均每公斤78.07元,批發價116.1元(但相較於前幾年,該年產量減少),但同年綠竹筍產地價每公斤60.38元,批發價59.1元(因產量增加,批發商就此品項可能是虧損的)。

換言之,台灣相對於印度,是交易費用低很多的國家,相對物價自然也可以低上許多。以經濟學觀點來看,減少租值消散是社會共同獲利,而這一塊得靠政府的行政暴力才做得到(良善的交通建設、高效率的司法服務與自由且受保障的的交易權利)。

然而,政府也可以受影響變成保護特定利益團體的幫手,例如印度的產銷證照制度,保護了領有執照的40幾萬人。相對於印度12億人口,這些人是少數中的少數了。

當然,Wal-Mart要進入印度勢必得克服上述困難,得繞過這個複雜且烏煙瘴氣的國家產銷制度;如同我引用我自己前文所說,這些印度受保護者勢必會抵抗。WSJ記者訪問了這些有執照的中間商,他們也明確表示會抗爭到底。這就是貪汙制度化的後果與實例,值得一記。

圖片引自:marcinbaranowski @ flic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