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灣中國服務貿易協議看教授們的邏輯

最近公事進入緊鑼密鼓階段,詳細的長文沒時間寫,摘要思緒如下:

6月底時,我已寫過一篇「關於服務貿易協議」,其中重點有三:

i. 任何貿易壁壘或限制的降低與取消,對社會多數人民都是益大於弊,這是經濟學早有的共識與基本邏輯。對此提出質疑的所謂經濟學教授們,經濟學懂深不懂淺,把基礎邏輯給丟了。

當然,任何貿易限制的取消,一定會有一群人受損,即在原本限制之下享有租值的人。例如原本在限制下的供應商,當然享有相當高的租值,如今拿掉了,直接要面對財富下降的結果。這群人自然會起身抵抗,但如果只是為了少數人而繼續貿易限制,實證告訴我們其實是拿多數人可以省下的錢,去餵養少數人的租值,得不償失。

現在檯面上的政客或學者,完全忽略此點,只為了保護少數人而要多數消費者付出代價,這種民主很可笑。

ii. 就算開放服務業,以台灣市場規模而言,大陸廠商還不一定想來投資。利弊分析,是所有商業行為的基礎,以台灣市場規模來看,進入市場須投入的直接成本不見得低於大陸市場,但是每單位投入帶來的可預期收益,很可能會低於大陸市場。若是如此,幹嘛去台灣找死?

這是基本商業感受與經濟邏輯,不懂的教授們….看來一輩子也不會懂。

只是讓我想到Milton Friedman說過,學經濟學不是在於你懂多少理論,而在於你經濟感受力好不好。想透過學經濟學來更懂商業,進而致富的同學,對於這些胡說八道的教授們,多小心吧。

iii. 就算要來,依據經濟學大師Alchian著名的定律,同樣一次功夫,能塞多少是多少,帶到國際市場上看,就是一樣的出口投資,打高不打低為上策。真實世界不會有人千里迢迢大張旗鼓到他國,只是為了開一家小麵攤、小理髮院。除非這人是走投無路,如早期許多破產跑路到美國開小攤販的一樣,才有可能。但即便如此,回到第一點,這對台灣人民並沒有什麼不好。

可預期的是真有大陸商人要來,也會是以連鎖體系的大商號為主。在台灣,會是財團對財團的戰爭,小商家邊上看,如有歸屬租值的,則壓根不受影響。

此點,也是多數經濟學教授忽略的了。

而今日台大法律系教授顏厥安一文「服貿協議該如何審查(顏厥安)」,更讓我深感不只經濟學教授,連法律系教授在論事用法上,連基礎法學邏輯都忘光了?!

顏厥安主張:

所有的審查標準都與一個基本原則相關:重要性理論。也就是涉及人民的權利義務越重大,牽涉到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越深廣的議題,就需要有越嚴格的審查標準。

服貿協議衝擊數百萬的就業人口,連同家庭可能超過千萬,六、七成的GDP,牽涉金融、資安、社福、醫療等議題,對重要性這麼高的協議,立法院當然要以最嚴格的標準來把關審查。

憲法從第九條起,到基本自由原則的第23條:

第 9 條
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

第 10 條
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

第 11 條
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第 12 條
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

第 13 條
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

第 14 條
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第 15 條
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第 22 條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

第 23 條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可以看出來憲法列舉了一些基本自由權,而在第23條概括說除了四種原因,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我再強調一次,是「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也就是說,憲法邏輯上,當政府要推一個限制人民自由權的法案,無論是酒駕加重處罰、軍法改為違法一律死刑或低收入戶無投票權….等,屬於「限制人民自由」之法律,都需要經過第23條四種判斷因子的審查,審查強度如何區分,就如顏厥安所言,是憲法的「比例原則」或「重要性理論」這種騙騙小孩子的玩意了。

反之,如果政府是開放人民自由,例如80年代的解除黨禁、報禁,那就毋須引入嚴格審查標準,甚至根本毋須引入違憲審查。

服務貿易協議內容是什麼?是開放台灣人民在某些條件下赴大陸投資某些行業;同時也開放中國人民在某些條件下,可以來台灣投資營運某些行業。

總結來說,該協議如在台灣真成為法律生效,其效果是:減少對台灣人民與特定外國人的限制。

剛剛前面說過的法學基礎邏輯是什麼?是如要限制台灣人民,要通過憲法的違憲審查,第23條是一定要過的。(當然,真實世界通常也沒這樣做;政府一堆限制人民自由的法案壓根過不了第23條審查,一樣在實施在限制或處罰人民)。

服務貿易協議本質並非「限制人民自由」,相反的,是「開放人民自由」。這個大前提沒搞清楚,顏厥安就大放厥詞地要引入「嚴格的審查標準」。

顏教授,你這樣憲法邏輯不及格喔。

我上篇文章與本文前段說了,開放貿易限制,亦即開放人民自由,勢必會影響原本因限制而享有租值的人,但這在憲法邏輯上不構成必然須引入「嚴格審查」的結果。

如開放黨禁報禁,必然造成國民黨高幹或當年的壟斷報業的財富大幅下降,而這個下降事後諸葛來看,是非常明顯的。但一樣毋須引入違憲審查,來審視開放黨禁報禁,更枉論嚴格審查。

本文重點就這麼一點。

有趣的插隊現象

The Atlantic 報導:「Well, This Is Just Awful: ‘Renting’ Disabled People to Skip Lines at Disney World

去過美國迪士尼樂園的讀者,應該都曾被園區內驚人的排隊人龍給嚇過。事實上你可以選擇不排隊優先通關,只要你願意每人多付170~270美元,就能一路暢行無阻,把愚蠢的排隊人潮通通拋諸腦後。

想省這筆錢又想要能合理插隊?簡單,如果你本身或你家人裡有殘障人士,則迪士尼樂園讓你無需額外付費,就能享有前述的特權。

於是乎,美國就有夫妻「租」了一個殘障人士,好讓自己的家庭可以插隊每項遊樂設施,免去動輒1、2個小時的等候。

經濟分析來看當然是簡單的:

1. 只要有人認為自己的時間成本高過170~270美元,就會傾向選擇付費取代排隊時間。比如說在園區內從早排到晚只能玩到5項設施,花費6小時,付費之後可玩到12項設施,免去排隊之苦且可能不到4小時就能輕鬆離園從事其他活動或休息。若後者帶來的益處大過額外費用,遊客就會支付。

2. 若家裡有殘障人士就免去額外費用,這表示兩種狀況存在租值的差異 — 免排隊之益處加節省的費用。換言之,如果租一個殘障人士費用小於額外費用,則遊客就有誘因去租。但這也牽涉到遊客的自責內疚成本(包含他人知情後帶來的譴責的可能性)、尋找願意配合之殘障人士的難度、與陌生人共遊的不適…等其他代價。

3. 經濟學說:不可能存在無主孤魂的租值。只要有盈利存在,就會有人去爭取。前述享受免排隊特權的契約安排,存在有殘障人士與無殘障人士兩種不同的成本付出,二者差值就是一種租值。只要租值存在,就會有人去爭取、榨取。這是人的自私行為所導致。

經濟學家張五常的「The Theory of Price Control」一文認為:價格管制會導致租值消散,引發降低消散的行為。從侷限條件的考察,可以預先推測何種降低消散的行為會發生。

迪士尼樂園的價格安排,是一種價格歧視(price discrimination)– 享受的服務一樣,但是因為你身分不同或成員中有一人身分不同,而有不同定價。價格歧視也是一種price control,差異在於政府發動的價格管制有強制性;而私人企業實施的價格歧視,消費者可以不買單。這也表示,迪士尼的價格安排,雖然存在著租值差異,但是會偷雞摸狗去爭取的人較少。這是因為不願意排隊也不願意支付額外價格,更不願意租用殘障人士的遊客,一開始就會選擇不去。

但為什麼報導作者在文中大做道德譴責?為什麼其他潛在客戶,也要跟著道德批判這些偷雞摸狗行為?

我的看法:照顧小孩的樂園,如提供殘障人士優惠,則除了吸引殘障人士家庭(通常不會只有殘障人士一人來遊樂),還能創造「遊樂園樂於照顧幫助弱者」的形象,對於殘障人士家屬,乃至於同樣需要照顧之小孩的父母來說,有一定的廣告效應。

另一方面,遊樂園開放殘障人士,卻不針對殘障人士與同遊旅客做身家調查,也往往是因為交易費用過高 — 要調查出真相需要相當的費用與時間。此外,一一盤查的作法也可能嚇跑遊客。這如同多數飯店跟客人收了住宿費用之後,並不特別針對旅客的用水、用電額外收費。一者,每個房間單獨裝水電錶有其費用;二者,水電完全是旅客必用的資源,一一計量收費也會給旅客留下壞印象,從而影響商譽。

賣方(迪士尼)不希望有人利用漏洞插隊,理所當然:差額是迪士尼盡收的租值,沒道理被人這樣騙走。同時原有的廣告效應如不處理,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迪士尼不處理都不行。

這個經濟論點驗證上,我們可以看那些「不需要創造願意照顧弱者形象」的商業,例如銀行,一般銀行並不因為某人是殘障人士,所以匯款轉帳手續費乃至於利率都有優惠。

站在被租用的殘障人士立場,既有額外收入又能享受遊樂園之趣,撇開閒言閒語的代價,何樂而不為?

回過頭來看其他遊客。

如果有人利用租來的殘障遊客節省排隊時間,對於沒租也不願意付額外費用的旅客來說是增加了排隊的成本,後者當然要抗議。(事實上對於有付額外費用的旅客來說,也可能增加排隊成本)

成本永遠是未來的選項。還在排隊或者未來可能蒞臨的客人,會受到這種作弊行為而受損失。但是已經排過隊、玩到遊樂設施的人來說,後來的作弊者就無影響。但,這樣的作弊行為同樣適用於任何有提供「殘障優惠」的服務或商品上,如果不引入道德譴責,增加行為者的良心成本,則本來事不關己的第三人,某天也可能成為此作弊行為下的受害者。也因為如此,在這件事情上的道德譴責強度就會提高。而更重要的是,「道德譴責」也是第三者唯一能使用的低費用武器,要透過法院處理作弊行為,一者法源上無請求權,二者法律也不允許對還沒發生的損失與侵權行為進行求償。

舉個反例來說,台灣有多少百貨公司停車場的殘障停車格,被非殘障人士的車輛給佔用?以我自身觀察來看,其實比例非常高。然而因為百貨公司並沒有在消費金額上給殘障者特別優惠,所以對於車位是誰停的,百貨公司其實是不在乎的。對百貨公司而言,來者就是客,自然也沒有誘因去糾正此現象;多數消費者也不因為有人作弊偷停殘障車格,而受多大損失,在這件事情上的道德批判強度自然弱上不少。

簡而言之,從成本角度來看,當其他人的作弊行為會增加自己未來的成本(也可以說減少自己未來的選項)時,則人們傾向痛下殺手,賦予更多的道德譴責;反之,則漠然以對。而作弊行為只要有利可圖,永遠都會有人奮不顧身地做下去。

這邊還能延伸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大眾交通工具要鼓勵年輕人讓座給「老弱婦孺」?有興趣的網友可以自己想想。

水上樂園比基尼,婦女團體管個屁?

針對聯合報的報導:「被批物化女性 青年公園比基尼之夜喊停

台北市政府委外經營的青年公園游泳池,日前推出暑期「比基尼之夜」活動,周三晚間只要穿比基尼就可免費入場。婦女團體昨批評此舉把泳池「夜店化」,北市府不但沒帶頭去除女性刻板形象,還將偷窺女體慾望包裝在「優惠」之下。

…台灣女人連線理事長黃淑英批評,這是「物化女性」噱頭,看似「免費」,其實是在「消費」女性。她表示,游泳池是全家大小出遊的場所,怎麼會設下標準才能換取優惠?尤其政府委外廠商推出的優惠促銷,應兼顧普及、合理及公平,讓不同族群都能享受多元優惠方案,不該變成展露及比較女性身體的舞台,或有身材歧視。她還舉自己為例說,「像我六十二歲,要我穿比基尼在路上走也很奇怪」。…

…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理事陳怡君表示,北市府推行的政策應該引導進步價值,不該抱持「民間夜店怎樣,我們也可以」的心態。…

…馬拉灣水上樂園暑假期間推出周一至周五穿「三片式比基尼」入園只要一百元,也被婦女團體批評。婦女團體呼籲,業者應停止剝削女性的行銷,讓水上樂園回歸家庭、健康的休閒娛樂。…

2009年我寫過一篇「從殺很大談言論自由」與「從上空女郎談競爭準則」,就曾批評:

1. 我們不曉得「物化女性」究竟是指什麼東西?猛男秀是不是?偶像劇中的花美男是不是?被利用去修電腦的宅男是不是?為什麼辣妹秀是?為什麼AV女優是?又為什麼被免費優惠吸引來的比基尼女郎是?

講來講去,似乎就是某些在性相關市場上(包含婚姻市場與一夜情市場)競爭力弱的人,對某種現象不滿,就可以歸化為「物化女性」這個大帽子,然後要求公權力加以禁止。

這是定義非常亂七八糟且隨便侵害他人言論自由的行為。

2. 舉辦此類活動來招攬客人的廠商,本身就承擔了一定的財產風險 — 如果說比基尼優惠活動真的那麼讓社會多數人深惡痛絕,則廠商就要面臨收入與財富下降的後果。

沒有什麼,比讓一個廠商虧錢有更強的拘束效果!

3. 社會上某些團體,成員總認為自己的價值觀優於他人,他人應該接受其指導拘束。此新聞只不過是一例。

4. 自願參與比基尼優惠的年輕女性,一來廠商並沒有拿著槍逼迫他們,二來也這些女生說不定自己也希望能享受此優惠,三來,根據我的觀察,許多女生很享受他人對自己美貌投以崇羨與注目的眼光。更重要的是,享受比基尼優惠的女生,其實也在利用其他付了門票錢的人的支出;廠商利用某些人的門票錢換來更高的收益,廣告費無疑;沒穿比基尼的分擔了比基尼女生的費用,卻換得自己所希望的享受。

如此看來,三贏局面,何勞這些自詡為道德高尚之人指指點點?更別說這些團體何德何能干預他人如何使用自身權利?何來「剝削女性」之有?

5. 青年公園游泳池委外經營,是一種產權的使用權轉出以及收益權分享的制度;換言之,在政府與承包業者契約內沒有明定何種促銷模式不可行的前提之下,只要該促銷活動沒有違法,政府與民間團體是無從過問。

假設後二者過問之下,廠商就真的不敢再如此推銷,則未來換約時,政府必須付出更高代價,否則難以吸引民間廠商願意承包經營。

整體來看,民間廠商收益有損失;政府未來也會有所損失;唯一沒損失又賺到爽的,就是這些團體。如果我們基於R. Coase的經濟理論,來擴大解釋民法第184條第一項後段: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這些婦女團體是不是應該要支付民間廠商的損失?

我個人倒是很認同:只要這些看不慣的婦女團體付一筆錢簽下契約,買下廠商不以比基尼女郎行銷這個權利,否則就請別動不動就拿自己的道德來壓迫別人。出一張嘴就要人家減少收益自己還不用負責,其實,整個狀況還比較像是「婦女團體在剝削廠商」。

關於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從該協議內文來看,特別是第二章第四條的規定,如果雙方有任何不公平或不符合WTO精神的制度,他方可以要求改善。

換言之,就法論法的角度來看,如果這個協議真的對雙方有拘束力,則郝先生所擔心的情況不會發生。

我們要問的是中國假如真的霸道不講理,片面不開放而只有台灣開放,那會是怎樣的狀況?

一、郝先生跟多數媒體都錯了

依據經濟學大師Armen Alchian所發明的經濟學定律,出口到國外的水果往往遠比當地販賣的來得品質更好,其原因在於成本效益,後來張五常更於著作「經濟解釋」中補充了「寄託量」的概念:假設一個箱子的運費是固定的,則多數人都會選擇將一個箱子塞得越多越好,使得每單位成分所分配到的運費最低。真實世界裡,台北市隨袋徵收的垃圾袋,塞得永遠比其他縣市來得滿,這是這個經濟學定理的體現。

基於同樣的邏輯,大陸商人真要來台,其主打的也不會是中低階層的,自然也看不上小生意的蠅頭小利。正確的經濟邏輯,既然要跨海做生意,一定要打高階才值得這些成本。換言之,大陸商人開放之後真的來台,受衝擊的應該是台灣大規模的連鎖企業,或者走高檔精緻路線的商品/服務業。

實證來看,當年台灣開放美國連鎖企業來台,第一個進入的是美國龍頭麥當勞,在當年打的也是高貴的美式生活享受,而非打低階的大眾飲食。即便到現在,台灣麥當勞相對於一般沒品牌的小吃攤售價,仍然是較貴的。更近一點,大S的婆婆來台灣開餐廳,也是打中高階市場,可不是打平民的川菜小館(當然,”想打xx市場”與”能不能打下xx市場” 是兩碼子事)。

從麥當勞等眾多美國速食業進入台灣這段歷史來看,財大氣粗的美國財團,並沒有把台灣的陽春麵攤給消滅掉,反而其中央廚房的新穎觀念,造就了台灣如「鬍鬚張」這種淬鍊過的傳統小吃企業。

二、中國商人也不見得想來台灣市場

台灣不是什麼大市場,特別在影視與出版業這一塊,相較於中國,是小得非常多的;這點從中國能有許多冷門翻譯書存在,但是台灣沒有,就略知一二。

而出版業乃至於影視娛樂行業,規模經濟的效應是遠遠高於其他種行業,其原因來自於「相較於其他行業,此二種產業存在非常低的邊際成本」。這就是為什麼中國選秀節目經費遠比台灣多,一來因為觀眾多所以廠商願意出更高價買廣告;二來,在節目上的投資,其邊際產出遠大過台灣的。我們假設節目不賣廣告,改如HBO之類衛星節目般依頻道收費 — 同樣花1000萬製作一個節目,假設在兩岸收視率均百分百,一人收1元,在台灣也不過收到2300萬元,在大陸可是能收到10幾億!「人多好辦事」,在這兩種行業是非常明顯的。

以張五常經濟解釋卷二中所舉的出版社例子:在2000年於香港出版500本書與8000本書,其平均印刷成本(包含材料、印刷、油墨、過膠…等費用),分別是15.89與4.93港元。前者是後者的3倍!著除了讓我們知道市場大,平均成本大降之後,出版商可以多賺多少;也讓我們知道暢銷書作者有多好賺!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如果我是大陸出版商,我有什麼誘因非得到台灣投資出版不可?

從經濟學成本角度來看,大陸出版商在大陸既有的出版體系、印刷設備乃至於經銷渠道(包含需要取得的證照以及須打通關的賄賂),都已經是付出過、投資了的租值,邊際上每出一批書號的書,其成本包含:a. 上頭成本(不開張也得養活的員工與廠房的租金等)與 b. 直接成本(印書所需付出的版稅及物料成本等)。

但是大陸出版商來台灣,則得重新建立新的,亦或學習、融入台灣既有的出版體系、投資新的印刷設備,建立或融入既有的經銷渠道。這些,全都會變成大陸出版商來台投資時所要面對的直接成本。而正常且理性的商人,除非他預測他在台灣的收入能大於等於這些即將付出的投資成本以及未來發行的直接成本,否則他一定不會進入這個市場。

當年黎智英成功將壹傳媒轉入台灣,是天時地利人和下的產物(簡單說,當時臺灣的報章雜誌太弱了)。我不認為就台灣的出版業來說,還有類似當年黎智英所看到的機會。

因此,在台灣出版或娛樂傳媒環境先天失調(因為市場較小)加上既有競爭對手已經非常多,我不認為開放台灣市場會讓大陸出版商躍躍欲試。當然,少數有利基市場的,可以或以為可以克服前述的直接投資成本的商人還是會前進台灣,但多數應該會理性地撇開不管。

三、低價傾銷只是神話

「削價競爭把競爭對手殺光了,然後坐地起價大賺其錢」是一段完全禁不起邏輯與實證的神話。

經濟邏輯上,如果你要透過削價競爭,你必須要有非常粗的本錢,因為當你賠錢賣的產品越受歡迎,你要賠的金額絕對會越多。但別忘了,你的競爭對手一者不見得沒有本錢,二者,如果真的是小型商店,則他的轉型成本高,留下來殘守租值的成本低,你如何削價競爭,你的小競爭對手還是在那裡,不會走。

若你遇上的是聰明的競爭對手,那你只是更快被市場淘汰。真實例子就是許文龍的奇美實業,早年從事壓克力生產時,其競爭對手財大氣粗,採取削價競爭手段要把許文龍趕出市場。許文龍很快發現,競爭對手論斤秤兩地賣壓克力版,是致命地錯誤定價 — 面板大或小,其所需要的工繳是不一樣的;論斤秤兩賣,顯然是忽略了不同規格所需製作成本不同。因此,許文龍乾脆將工繳高的壓克力版售價翻倍,讓其客戶通通倒給該競爭對手,沒兩年,該競爭對手破產倒閉。

更極端的例子,如經濟學家張五常曾舉過的例子:連鎖商店想要把地方雜貨店趕跑,採取恐怖的流血殺價,但是大殺四方之後雜貨店依然屹立不搖。連鎖店長假冒顧客,好奇地詢問雜貨店老闆為何不怕連鎖店的削價?老闆答:「它價格殺得比我進貨成本還低,我就乾脆換供應商,改到該連鎖店買貨,便宜又省事。」

反托拉斯法上,對於「傾銷(dumping)」的看法是充滿謬誤。學術上往往來自於學者對於成本觀念缺乏或錯誤,造成誤認某物以低於邊際成本價格販售;政治上則根本是來自於既得利益團體的抵抗反對,所提出的一種貿易障礙(trade tariff)的藉口罷了。另外一種由政府補貼所達到的傾銷,對於被傾銷國的消費者來說,更是利大於弊!他國願意犧牲自家利益,讓我們享受便宜的產品服務,有何不可?從來沒見過有消費者痛罵百貨公司折扣季的。假若一個國家長期補貼產業傾銷另外一個國家,等到後者產業死光了,前者要坐地抬價也是不可能。因為一旦抬價夠高,有利可圖,後者的業者很快就能重起爐灶;甚至抬價越高,起灶越快。我不是否認這中間沒有陣痛期,但有利可圖,市場就能有效率地解決問題,何勞政府操心?

現在所謂抗議”服貿協議”激烈的中藥行,憂心8成中藥來自於中國的結果是自己沒有議價權。熟識中藥行的都知道,台灣中藥行(特別是台北迪化街)的毛利之高,令人咋舌!以同樣品質的白人參(未經過附子炮製曬乾人參即白參,性涼補;傳統常見的高麗人參,其實均經過附子炮製,所以顏色偏棕紅,藥性屬較燥熱)為例,迪化街報價可以是中部鄉鎮報價的3倍以上價格。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中藥商人如能來台設點販賣,其帶來的效果是…..

四、消費者權益

如前述,如果中國中藥商發現台灣中藥售價過高,顯然能克服我在本文第二點所談的那些成本問題,進入台灣市場依然有利可圖。在競爭之下的結果,是台灣民眾能享受比過去廉宜的中藥,試問台灣社會難道沒有得利?

因此,蘋果日報社論「蘋論:馬的服貿息肉好大呀」主張:

陸資連鎖店低價殺進,小民的競爭力薄弱,很快就遭殲滅。肥了富商,瘦了小民,是馬政府的歷史罪惡。

綜合我前述三點,蘋論是完全不符合經濟邏輯的。

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忘了,如果開放大陸商人來台投資做生意,則台灣的消費者可以獲得許多過去沒有的選項。目前我們不知道消費者得利的總合,是否大過受影響產業的獲利損失?但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開放競爭之下,消費者得利會是遠遠大於後者損失的。台灣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電信產業的開放,消費者享受的電話品質、服務態度、便利性與費用,都遠優於過去電信局時代。

同樣的,開放大陸商人來台,假設是老人醫療照護業者來台(包含可以來台的大陸勞工),則許多老人可以享受到新的選項、新的服務,免於現在排隊等候之苦。競爭之下,現有業者的服務品質也會跟著提昇。也就是說,蘋果日報宣稱的「瘦了小民」,是完全忽略消費者得利的。

至於蘋論又宣稱:

陸資的假民營印刷廠以極低的價格殲滅台灣的印刷廠後,台灣出版商只好給陸資印刷廠印,此時印刷廠可拒印不利於中共的書,只印有利於中共的書,台灣還有什麼言論出版自由?

更是可笑至極的謬論。

一者,印刷廠高階與低階兩種差異極大,後者往往三個人一台機器也能開廠,我不認為大陸商人千里迢迢來台灣投資,是要跟台灣在地低階的印刷廠競爭。此處我在第一點的經濟原理解釋已經說過 — 媒體跟郝先生的假設,根本是空穴來風,實證上也站不住腳。換言之,蘋論作者所假設的「極低價格」幾乎不可能站得住腳。

至於台灣高階印刷廠,其承印的不僅僅是書籍,還有許多商業的DM、彩盒或其他與政治言論無關的印刷品。這些東西的色準等品質要求極高,很少有專業廠商只是因為報價極低,就敢輕易將多數訂單移轉給新進大陸廠商。

就算大陸廠商品質直逼台灣高階廠,則刻意殺價競爭,只是賣越多賠越多。中國並沒有富裕到專養賠錢貨,自然中國商人也不會笨到如此。

二者,如同我在「旺中投資蘋果日報案」一文已經闡述過 — 假設真有媒體或印刷廠,拒絕印刷不利中共言論書籍雜誌,這表示其他台灣民營的、願意印刷此類刊物的印刷廠就有利可圖!更仔細來看,市場上不可能是等到「反共印刷廠」倒光,才出現反共言論;而是一直有反共言論書籍存在,養活市場容許的印刷廠。在此前提之下,蘋論宣稱的「殲滅」根本是無的放矢。

總體來看,蘋果社論所擔心的「言論自由受打壓」只是杞人憂天。如果只是為了杞人憂天而犧牲消費者權益,這種利弊分析我不懂。

結而言之:

說開放中國商人來台,台灣小企業小商店會受創,根本是胡說八道的經濟分析。事實上台灣連鎖企業與高檔產品服務公司反而比較會受創。但這些人也都客戶忽略或輕視台灣商人到大陸去經營的實力。明明不少成功的服務業台商在大陸發光發熱,這會兒倒被刻意忽略。本文未討論此點,但請讀者記得,台灣商人如果這麼弱,那就算不開放大陸入台我們也該死了。

媒體論者也忽略了,中國廠商來台灣的成本,非常可能大過預期收益;則這些商人一開始就選擇不來。

低價傾銷只是神話,真實世界裡從沒有人可以靠純粹的殺價競爭來逼退對手。黎智英的蘋果日報,自己也清楚知道甫上市的低價,只是為了降低消費者的訊息成本,讓他們有較高誘因嘗試新報紙。那是行銷手法大過競爭策略了。

最後,多數媒體與幾乎全部的政客,都刻意忽略消費者可從更開放的競爭環境得利。這些自詡正義者,這時候倒不約而同為少數利益團體發聲了。有趣至極。

PS 至於網友”康”問到有關「文化是不是商品?」的問題,我想我過去在「教育就是商品」一文中已經有過經濟學上的討論。經濟邏輯來看,只要是能賣錢的,都是商品。主張不是商品的,只不過睜眼說瞎話。最簡單的測驗:你找個畫家請他畫畫,然後都不付錢,看他會不會抓狂?會,那文化就是商品。同理也適用於作家、音樂家、雕塑家….等。

致偽善且自大的假人道主義者

經濟學是一門解釋人類行為的學問,跟其他試圖解釋人類行為的學科,最大的差異在於經濟學特別著重人的選擇 — 一者,因為選擇是得以客觀觀察的現象;二者人的心理與意圖是無從觀察的現象;三者,因為世界資源是稀缺的,面對稀缺,人類非選擇不可。

前述狀況就帶來另外一個重點:選擇意味著人總是必須放棄其他選項。經濟學認為被放棄的選項所能帶來的效益,就是一個人的機會成本。是的,經濟學談的永遠是機會成本,所以毋須脫褲子放屁來強調”機會”二字。

換言之,經濟學從成本的角度(亦即人類做選擇的角度),透過侷限條件的觀察,從價格理論的基本邏輯來預測人類會有什麼行為。這成功解釋為什麼人類要組成公司、為什麼要合作、為什麼有道德教條、為什麼會有政府、為什麼農民一窩蜂種同種作物會導致價格崩盤、也解釋為什麼價格崩盤之後農民要政府出來收農民搞出來的爛攤子….等等。

經濟學是個解釋「為什麼人類會做某種決定」的學問,經濟學並非是一門「”教”人類該怎麼行為」的學問。如果人類行為還需要經濟學來教,那人類早在幾十萬年前就絕種了。

如同Armen Alchian的經典論文「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中所闡述:動物不需要知道物競天擇,也不需要知道基因等東西,就懂得要怎樣生存跟繁衍後代;人類當然也不需要知道經濟學為何物,就知道該怎麼生存與交易。因為這是物種之間乃至於人類之間,因為資源稀缺所產生的競爭壓力之下,所壓出的存活策略;如不這樣做,人類或某物種早就絕種了。

這又帶到,既然經濟學能解釋人類怎樣行為,自然也能知道特定選擇後會有什麼特定結果。

例如社會失業福利太好的國家,會養成失業的邊際勞動力人口選擇乾脆維持失業,因為找到工作就沒有了福利。如果申請福利又困難繁雜,那麼去找新工作的效益會低於繼續失業領福利。反之,如果失業後申請福利補助容易,那麼又會讓邊際員工因為工作辛苦容易動不動就離職。這會造成社會上有一群人長期或反覆失業,且滿足於這個狀況。在這種情形下,這些福利政策養出來的自願性失業人口,跟米蟲無異。這也讓我們知道,過好的失業福利,無助於降低失業率,反而會維持甚至增加。

天方夜譚?一點也不。我的公司就屬於3K辛苦行業,有多少勞工局派來的受訓失業者,大喇喇擺明說他是因為要繼續領失業救濟,所以才來面試;我們千萬別錄用他,不然救濟就沒了。也有來半天,下午就跑掉的。這些實例都代表經濟學的科學解釋力十分驚人。也代表這些假惺惺的偽善人道主義所帶來的福利政策,有多麼害人不淺。

在Milton Friedman等許多經濟學家研究之下,發現有不少社會福利政策,都會帶來同樣的unexpedted consequences。你希望人人享受良好醫療服務,推行健保政策的結果是多數人享受到的醫療都比以前差,同時醫療服務供應者薪資一部分被公務員吃掉。你希望勞工生活有保障而推行最低薪資限制,反而造成工作時間或能力不能配合的邊緣勞工失業更嚴重。

政客希望人人有自宅,透過補貼或法規強迫銀房放款給窮人,其結果就是引發系統性風險,是2008年金融風暴的源頭。

這些經濟學家也發現,政府如果管得越少,則這些問題市場都處理得更好。例如英治底下的香港,各方面問題都遠低於社會福利國家,人民財富增長反而更超越。

這種「無為而治」的高等智慧,在偽善的假人道主義者看來,反倒是大逆不道、十惡不赦了。

他們宣稱經濟學應該為窮人服務。這點根本就錯得離譜。

沒有任何一門學問該為特定族群服務一般;醫學的本質也是探究人類疾病與傷害,乃至於老化等自然現象。醫生才是救人的,但醫學不是。醫生也不見得要救人,例如爭吵多時的安樂死問題,醫生的角色反倒是減輕病人痛苦、一路好走。如果我們先入為主的價值觀,硬認為醫學就是要救人,則整門學問不但被扭曲,同時臨終前重病痛苦者,也被迫不能享受低痛苦好走的服務。這種假人道主義,害人不淺,此僅為一例。世界上也不會有人笨到質疑物理學、化學本質為什麼不是救人或造福人群。

至於認為自由會帶來罪惡,更是毫無根據且邏輯錯誤的判斷。

毛澤東治理中國期間,人民自由是人類歷史上少見的低下,食衣住行無一沒被嚴密管控。試問當時的罪惡就少了嗎?

同時,自由並不代表侵權行為毋須負責,也不代表產權劃定就可以隨便。

反之,台灣早年金融亂象,是出自於政府法規過多,金融業者什麼都不能做;同時許多金融產品或服務也不准人民選擇,更不准人民錢進他國投資,才造成丙種業者的亂七八糟,或地下吸金公司的橫行霸道。

論者把因為法規過嚴產生的混亂行為,歸責於過於自由,這不但是昧於事實,也是基本經濟學理論基礎根本有問題。

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從來都沒有主張「無政府主義」;而是主張政府應該著重於市場無法處理的問題,例如產權劃分、侵權行為的確立與司法執行以及幣值穩定。政府做得沒市場好的部分,就放手別亂管。

市場機制下一定有勝者敗者,事實上你在任何資源分配機制之下都存在。但市場機制下的敗者,一樣會受惠於市場經濟的果實,窮也窮得比其他國家貧者富有。最明顯的,就是美國的窮人還是比中國的窮人來得富有許多。誠如柯斯多蘭尼說過:「資本主義的蛋糕大小不均,共產主義的蛋糕每片一樣大;但是資本主義最小的也大過共產主義的。」

但其他種資源分配機制,人類才剛剛實驗完的,就是中國極端共產。在這個制度下,毛澤東錯誤的農業政策(如改變種植密度以及全民打麻雀),引發的三年大饑荒,死了千萬人,這段時間毛澤東照樣餐餐有魚有肉,試問這種資源分配機制才受假人道主義者的青睞?

更甭提經濟學從來就無關社會分配公不公平的問題。那是個主觀價值問題,根本不是一門科學,當然也談不上是經濟學的內容。

經濟學可以說的,是如果你將收入最高的人或企業課以重稅,稅金大過於遷移的成本,則這些人與企業一定會跑掉,到最後你什麼稅都沒課到。如果關心社會分配公平問題的下場是這樣,那麼這些偽善的人道主義者的確會得到較公平的所得分配,因為富人跑光,只剩窮人,當然公平許多。

Friedman等人正因為關心窮人,才會在乎且研究歷來的社會福利政策究竟有沒有起到當初的效果;科學實證結果是 — 沒有,反而更糟。

如果說,指出國王沒穿新衣的人是冷血沒人性,那你們這些偽善且自大的假人道主義者,就繼續活在你們粉飾太平的錯誤理論與主張裡。畢竟,市場永遠是公平的,中共、俄共當年所編織的社會主義美夢,最後也是被現實淘汰。全民皆窮是客觀事實!我也祝福這些人美夢繼續做下去,畢竟是有認真製造經商的我們,社會上才能養得起寄生在國立大學,領取來自於我們繳納稅金的薪水的你們。這種養老鼠咬布袋的滋味,識者自然能慢慢體會。

境外侵權網站是你智財局管的嗎?

智財局擬修法直接跳過法院,自己審查外國網站是否符合其所定義之「重大侵權網站」,若符合就透過台灣ISP封鎖。見新聞稿

我認為這是違憲的法律草案,同時也存在許多爭議。

網路上已經有很多很好的分析,周欽華律師的「智財局擬修法封鎖境外侵權網站:違憲、危險、愚蠢」,其重點我摘錄如下,括弧內為我個人意見:

1. 「明顯重大」在法律上是一個沒有經過定義的詞彙,沒有人知道什麼叫做明顯重大?一個100G容量的網站,與一個1G容量網站,如前者侵權內容有50%,後者有90%,那究竟哪個是明顯重大?
(這邊我再補充一點:兩個容量相同的網站,一個49%侵權內容,另一個51%侵權內容,如何判定哪個重大?從容量?從內容數量?亦或者從內容的受歡迎程度?)

2. 違憲:違反憲法比例原則。

3. 理應透過法院來處理的私人糾紛,卻故意繞道為之,其問題有:
1) 法院才是判定侵權的單位,訴訟固然曠日廢時,但也是因為要透過雙方提出之證據來探求事實之真相。行政機關何德何能,可以代法院做判決?
2) 管轄權明明是政府態度問題。(如果政府繼續像處理菲律賓事件一樣自我矮化,那永遠也甭談管轄權)

4. 例外準則讓人摸不著頭腦。

5. 智財局的「權利人」究竟是誰?讓這些怕死的公務員甘願冒險?太詭異了。

6. 會議竟然不找網路業者?

7. 網路速度快早是舊聞。

以下是我的簡單法律經濟分析:

1. 侵害著作權並不一定有相同的損失,用同樣的終極手段去禁止,是違反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

著作權與一般資產無異,其價值來自於未來收入之折現值總合。換言之,假若一個著作內容其未來收入很低甚至沒有,則其權利受侵害,要求得損失賠償,是不可能的。

這邊也延伸出一個問題:如果一個著作權沒有可預期收益可言或很低,則動用政府力量介入,同時犧牲消費者利益,經濟學上是一個淨損的行為。

除非在交易費用之下,我們為了一視同仁地保障產權以取得人民信賴與未來安全感。但,這是法院做的事,並非行政機關!

為何應是法院,理由如下:

a. 基於三權分立,如果行政機關球員兼裁判,那是很恐怖的事情。
b. 權利人到法院主張權利,要付出不少成本方能有結果;但是跟行政機關檢舉成本卻少得多。前者權利人經濟行為會想清楚、有充足證據方敢為之,但後者卻是可肆意為之,成本由全民負擔。
c. 法院經過繁複的證據呈現與當庭詰問,行政機關沒有。就探究事實而言,法院遠比行政機關來得更仔細、更令人信服。

此外,我在此不斷強調的,就是行政機關若賦予過多權利與法規限制,則特定族群的人與該行政機關就有更多誘因去進行貪汙賄賂。這在台灣已經發生很多次了,為何同樣愚蠢的錯誤要一犯再犯?

2. 受侵害著作權人,其所受損失多半來自於廣告或版稅,其租值之降低可視為被侵權行為人所侵害,則如此典型民法侵權行為之私法關係,理應由權利人尋求私法救濟,透過法院的判決來取得損害賠償。

假設A權利人被侵權,其減少廣告收入僅有幾百元(多數blog作者我相信其文章被違法轉載,所受損失微乎其微),這時透過司法救濟效益很低,反之,政府就大動作將該侵權網站封鎖,成本效益合理嗎?前一點已述。

但更重要且難解的是:許多初出茅廬的新人(無論是作家、諧星或歌星)或新節目,透過網路非法轉載的力量使其暴紅後,收入大增,那如此的侵權行為所造成的究竟是損失?還是利益?若是後者,豈非輪到侵權行為人來要求權利人分享收益?

此看似荒謬的提問,其實正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nald Coase的「牛與麥田」之例:牛偷吃了麥,是牛主人要賠給麥田主人?亦或麥田主人要賠給牛主人?Coase說:二者皆可,只要交易費用夠低,柵欄會在同一個位置,Pareto最佳點一樣會達到。

這是一個經典且轟動武林的法律經濟分析案例(理論發明者拿到諾貝爾獎,還不轟動?),放到智財局草案,我要問:假若境外侵權網站結果是讓一些素人或C、D咖藝人/節目翻紅,那是誰要賠給誰,方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3. 封鎖網站之後,多數人如真需要侵權內容,多半會選擇租用常見的翻牆技術–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經濟分析是簡單的:如果租用VPN的費用低於消費者一一購買內容產品的成本,在低訊息成本條件下(因為大陸台商教翻牆的網頁已經多到數不清),消費者不用VPN就是腦袋有問題了。

試問除非智財局如周欽華律師所言,一一檢視每個網路使用者的封包內容,否則智財局如何得知我是從哪個網站下載什麼內容東西回來?智財局真檢視,那就是侵害人民隱私權與秘密通訊之自由,依據台灣的「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

 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並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者,得發通訊監察書。
 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條第二項之預備內亂罪、第一百零一條第二項之預備暴動內亂罪或第一百零六條第三項、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二百零一條之一、第二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第三百條、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或第三百四十六條之罪。
  三、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項或第三條之罪。
  五、藥事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或第八十三條第一項、第四項之罪。
  六、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或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七、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二條或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八、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或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之罪。
  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項之罪。
  十、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或第四十七條之二之罪。
  十一、漁會法第五十條之一或第五十條之二之罪。
  十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五項之罪。
  十三、洗錢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十四、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後段、第六條或第十一條第三項之罪。
  十五、陸海空軍刑法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七條第三項、第十八條第三項、第十九條第三項、第二十條第五項、第二十二條第四項、第二十三條第三項、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十八條第五項、第六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前項通訊監察書,偵查中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以書面記載第十一條之事項,並敘明理由、檢附相關文件,聲請該管法院核發;檢察官受理申請案件,應於二小時內核復。如案情複雜,得經檢察長同意延長二小時。法院於接獲檢察官核轉受理申請案件,應於二十四小時內核復。審判中由法官依職權核發。法官並得於通訊監察書上對執行人員為適當之指示。
  前項之聲請經法院駁回者,不得聲明不服。
  執行機關應於執行監聽期間,至少作成一次以上之報告書,說明監聽行為之進行情形,以及有無繼續執行監聽之需要。法官依據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自由心證判斷後,發現有不應繼續執行監聽之情狀時,應撤銷原核發之通訊監察書。
  違反本條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情節重大者,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於司法偵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均不得採為證據。

和第六條:

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犯刑法妨害投票罪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七條、第八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擄人勒贖罪或以投置炸彈、爆裂物或投放毒物方法犯恐嚇取財罪、組織犯罪條例第三條、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三百二十六條、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三百三十條、第三百三十二條及第三百三十九條,為防止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急迫危險,司法警察機關得報請該管檢察官以口頭通知執行機關先予執行通訊監察。

其涵蓋的罪行都是重大犯罪、組織犯罪、洗錢罪或殺人、強盜、搶奪、強制性交等罪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之罪,並沒有賦予著作權上可能侵權就讓政府可以發動監聽。同時,著作權法上的刑責(這是台灣很莫名其妙的規定,以後再論)也都是三年或兩年以下,怎能符合監聽法之規定?

再者,智財局是有多大的人力物力來做封包監聽這件事?假設政府真的不計代價,硬要戴著鋼盔往前衝,試問權利人所受總損失,有大過你智財局所花費之成本加上視聽大眾失去內容享受與租用VPN之代價?

要知道,智財局為了保護少數權利人,卻要多數人付出更多代價(包含要增加的稅金),值得嗎?在經濟不景的現在,強迫多數人使用網路時負擔額外成本,是一種消費強迫轉移,在經濟分析上肯定是淨損。

題外話一句,你智財局因為人手不足,專利審查老是延宕多時,你為什麼不把資源擺在聘請更多審查官上?而是要放在這種莫名其妙且侵害人民權利的事情上?

本站作者我,在美國研究所就是專攻智財權的反托拉斯行為,因此本站一直很強調智財權的保護,在經濟分析上有其重要利益與意義。但這種過度保護,付出重大代價卻不見得能賺回多少利益,甚至讓政府習慣黑手插入原本是私法糾紛的私人關係中,此例一開,對台灣經濟與文化乃至於人民個人獨立性,都是弊大於利!

馬政府,剩三年,別下台前真蠢到在歷史上留下臭名!

是多元視野的經濟學?還是程度太差的經濟學?–論清大教授彭明輝

這幾年清大退休的前機械動力系教授彭明輝真的很愛批評別人的專業,這原本是好事,因為任何專業都需要不同領域視野的人進來,才能進步,例如經濟學史上最有名的一次改革就是Paul Samuelson這位專攻物理數學的天才,為經濟學帶來數學革命,雖然嗣後發展利弊得失兼有之。

但要批評一個學科,你得先成為那個學科的頂尖專家,否則只是隻會叫的野獸,誤人子弟不說,還有沽名釣譽之嫌疑。

這篇「打開經濟學的多元視野」顯見其經濟學程度之粗淺薄弱。

2009年我就曾在這裡談過經濟學的「自私假設」是在說什麼,今天針對彭明輝這亂七八糟東西,我試著解釋得更清楚。

首先,彭教授舉例的牛頓力學與橋樑例子就是錯誤的(剛好我本身也在交大學過土木工程):

牛頓三大定律和虎克定律是「放之四海皆準」的「原理」(principles,而非 truth),應用它來解決橋樑力學問題時,你不需要問這一座橋樑是坐落於哪一個國家,有哪些法律,有哪些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險機制,有哪些親族關係與族群衝突,你只要把抽象分析所需要的生硬數據給我(boundary conditions、loading conditions、material properties),我就可以算出來它能不能承受預期的負載。

光靠boundary conditions、loading conditions、material properties這三個數值,壓根不可能知不知道橋樑承受最大負載是多少,你還得知道橋樑的結構方式、每個joint的形成方式、當地的氣候風向風力、當地的土壤結構、地盤強度、橋樑的地基方式、水泥強度、鋼筋強度…..等等許許多多的因素。這些就叫做侷限條件 — constraints 也。甚至許多工頭在水泥灌漿施工時,為了施工方便會偷加很多水進去預拌水泥中,此種行為會改變水泥的水灰比,從而影響水泥強度,這種行為豈是「抽象分析所需要的生硬數據」就能知道的?

經濟學也是一樣。經濟學要能準確預測推斷某種人類行為,必須要清楚知道侷限條件為何,這牽涉到法律、契約組成、行為人經濟能力、監管費用、執行費用、行為人對未來之預測、無風險利率…等等各種侷限條件,我們才能透過經濟學解釋某種現象。

經濟學大師張五常將上述這些都歸類在交易費用或制度費用的範疇。就如他的佃農理論,推出一套經濟理論之後,詳盡調查台灣1940年代在推出「375減租」前後各地農地、各種作物的產量平均變化,政策執行程度、分成和固定租約兩種契約組成模式與農產品種植方式與成本,從而得出台灣施行此政策之後,農民的工作量在競爭之下增加,但卻也在競爭之下得到較少的收入。

這才是經濟學!

不是彭明輝宣稱的那種:

經濟學對人類交易行為的探討經常是不自覺地假定交易是在沒有人際壓力、風俗習慣導引、人情世故、權力網絡、親族體系等影響下進行的。我把這種經濟學叫做「真空世界的經濟學」,或者「思辨的經濟學」(speculative economics)。這種經濟學像是中世紀繁瑣哲學的後裔,而不怎麼像「實證科學」。

主流經濟學思想最嚴重的根本錯誤在於:假定人類的逐利行為可以跟其他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完全切割開來,所以經濟學家可以完全不懂臺灣產業的實況,只根據一本「工業經濟學」就為台灣產業政策亂開藥方;經濟學家可以不管家庭結構與人際網絡的關係,不負責任地提倡「自由貿易」,還堅持這可以讓弱勢產業倒下去,讓工人轉到競爭力較強的產業,領更高的薪水,卻完全不管經濟因素之外阻擋工人移居、再就業的真實因素,以及失業期間工人的婚姻衝突、家庭壓力、乃至於精神官能症與自殺的可能性。

這些都是經濟學要調查的侷限條件,彭明輝自己遇到的是半調子的假經濟學家,就反過來批評整門學問,犯的是最基本的學問與邏輯錯誤。

同時彭明輝對於經濟學的「自私假設」和科學性也有著可怕且混亂的認識錯誤。

經濟學的自私假設,談的是人在侷限條件下,會對某些東西或服務有「有勝無,多勝少」的行為模式,同時人會願意犧牲某些東西來換取他想要的東西,總合起來就是一條向右下傾斜的需求曲線 — 在侷限條件下,人會傾向越便宜買越多,直到邊際價格等於邊際用值為止

有勝無,多勝少的東西就是稀有財;因為世間萬物不是無窮無盡,所以存在稀缺;有稀缺萬物就得競爭,競爭方式無外乎暴力或交易。

動物求偶存在這暴力(打退其它競爭同性),也存在交易(提供異性感興趣的物品或服務以換取交配機會)就是一例。

上述是經濟學基本名詞定義,如果連這些定義都搞不清楚,這門學問就別搞了。同樣的,如果連刑法上的直接故意、間接故意、過失等名詞定義概念也搞不清楚,那你法律系也別念了。

所有的學科都有基本名詞定義,彭明輝宣稱的:「…那些人只會玩術語定義,而繞過核心理念…」只不過代表其自身對於不熟悉的學科的基本名詞定義認識不清、掌握不足。術語都定義得不清不楚,枉論核心理念?騙肖耶。

經濟學的自私假設,跟牛頓三大定律中質量的假設,以及牛頓萬有引力的假設都一樣,都是一種武斷的假設。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Richard Feynman就曾經對一位哲學系教授表示:「電子是一個物理學家假設出來的理論,這理論好用到我們都幾乎以為電子是真的存在。

所以既然三大定律與萬有引力是武斷的假設,如果要用物理學來解釋物體運動,就得接受這些定義性的原則,否則整門古典物理學就垮台了。也正是三大定律在光子身上無法完美100%解釋,才會出現粒子與波動說的爭議,也才會有後來光電理論出現;量子力學、廣義相對論也都是對牛頓力學的修正。

彭教授,牛頓力學並沒有放諸四海皆準,也是講究「侷限條件」的!你自己也知道牛頓定律只不過是principle,你卻把經濟學的principle當成truth來論斷,如此扭曲手法所為何來?

前述的科學方法論的基本觀念,在經濟學上也是一樣的。更重要的是,自私假設既然是一個武斷的定義,自然會存在套套邏輯的現象。

彭明輝批評的:

經濟學探討的是人類集體行為中的一種特殊行為:交易(實體物資的交易、服務的交易、智慧財產的交易、資金的交易),以及交易背後的生產、消費與供需。它假定人都逐利,而且不自覺地假定逐利是人類所有交易行為的壓倒性推動動力。但是,事實上人類不盡然24小時都在逐利,也不盡然24小時都以逐利作為行為的主要動力,人類更加不是除了逐利之外可以對社會規範與潛規則毫無顧忌的社群動物。

只彰顯他真的不懂經濟學

一者,經濟學不只探討人類集體行為,也探討「我是傳說」這部電影中只剩一個人的行為。二者,交易是普遍存在於動物甚至動物植物之間的,沒什麼特殊性。反過來說,人類在交易以外的行為,還比較特殊哩!三者,什麼事都說是因為自私,那等於沒有解釋,非科學也!

四,經濟學也沒有假設每個人24小時都在逐利,經濟學是假設人喜歡犧牲某些東西去換取他想要的東西,而如果換取的代價越小,其它條件不變之下,他會換更多。

我要再重複三次,免得彭老先生看不懂 — 其它條件不變之下、其它條件不變之下、其它條件不變之下!

其它條件是什麼?彭明輝說的「社會規範與潛規則、人際壓力、風俗習慣導引、人情世故、權力網絡、親族體系」都不過是其中之一小部分,張五常稱之為「交易費用/制度費用」。

彭明輝一副他發現了300年來經濟學家都沒發現的問題,真是可笑到極點。彷彿全世界就他最蓋世英明,300年來參加經濟學發展研究的人都是蠢才一般。這,才是我最厭惡的。

彭明輝宣稱的:

主流經濟學思想最嚴重的根本錯誤在於:假定人類的逐利行為可以跟其他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完全切割開來…

當然也是大錯特錯!

持此論者不是對經濟學真的無知到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就是居心叵測到令人髮指的境界。

歷史上打著慈悲為懷、普渡眾生的大旗,沽名釣譽、混水摸魚、趁機獲取利益的人,比比皆是,希特勒有之、毛澤東有之、蔣介石亦是。希望彭教授只是無知,而不是如此。

事實上,科學都是以實證來測試論者對於一門學問的掌握度。

彭明輝愛批評經濟學,但是他所持理論在2011年預測的石油危機糧食危機,到現在連個屁影子都沒看到。

石油期貨
NY_Oil_Future

小麥期貨
Future_Wheat

玉米期貨
Future_Cron

大豆期貨
Future_Soybean

糙米期貨
Future_Rice-1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nald Coase、Milton Friedman與經濟學大師Armen Alchian均表示過:「要看一個人真正的意向,唯一的方法就是叫他拿出錢來下注。」

彭明輝宣稱石油危機、糧食危機即將到來,那麼我們看看彭大教授敢不敢拿出一半身家財產,賭在這些貨品的期貨價格上?我很期待過個10年、20年,看到彭明輝因為眼光獨到、大賺一票,成為他自己眼中可惡且有原罪的富人。

經濟學邏輯混亂的商學院教授

郭振鶴這位東吳大學商學院的”兼任教授”2013/05/01於蘋果日報投稿,其經濟邏輯之混亂與無知讓人難以相信這是搞商學的。

該文論點有三:

1. “經濟成長與通膨有正向的相關性,台灣經濟要成長,就要付出代價! ”

2. “台灣經濟不振,但是匯率相對偏高,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如央行放手讓匯率自由化,適度的貶值,增加台灣出口的優勢,增加GDP,讓人民、中小企業對未來有信心,給點藉口讓公司企業的員工們加點薪,增加消費、投資的動機與意願。”

3. “另外目前市場的利率偏低,其主要目的是為了鼓勵人家多借錢來投資,降低存款的需求。如果不是財團而是中產階級,真的能夠從銀行借到錢來投資嗎?…假如將利率提高,讓建商減少向銀行借錢來蓋樓或養地的行為,不讓炒房的投機客有機可乘,也讓中、低產階級能夠賺取存款的利率。不要讓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失去公平與正義…”


關於第一點,如果創造通膨就能夠讓經濟成長,那國民黨在大陸發行”金圓券”時期,所創造的一年之內通膨24萬倍,買一石大米要價4億多元的恐怖通膨,理應創造最佳的經濟成長啊?

經濟學大師I. Fisher寫過一本著名的書「Money Illusion」就是在談這種無知如郭震鶴之人,不知通膨所帶來的「假性繁榮」往後要付出的代價。

談談諾貝爾獎得主Milton Friedman著名的「低度通膨目標」吧。

Friedman認為,3%以下的通膨目標是有益於經濟發展。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

道理很簡單,理論上,一個經濟體裡面各個行業,乃至於整個經濟體,都有景氣起落。部分經濟學家認為景氣循環來自於貨幣與實質經濟活動的脫鉤,再佐以資訊費用,造成商人的錯誤投資。如果要素市場的價格都是自由起落,則市場價格訊息自然會引導資源往最佳的方向走。可是偏偏多數國家都存在「工資頑固性」,此頑固性一來出自於一個人養家活口有基本開銷很難減免,二來影響最大的就是勞動法的過度保護以及基本工資。

舉例來說,台灣正在修訂的勞基法草案裡,關於資遣員工部分,將引入「窮盡一切手段原則」。意思是假設你公司有個不適任員工,你不能輕易地解職,依法你得「窮盡一切手段」,諸如:你要教育訓練到讓他”適任”、你可以改變他的職位到”適任”、或甚至,你應該跟他達成共識降薪,讓新的、較低的薪資能夠讓他”適任”。

你是老闆你怎麼辦?既然資遣員工如此麻煩,那不如一開始聘請新員工時要「極盡挑剔之能事」,以免日後給自己造成困擾。在最低薪資的加持之下,青年失業率怎能不高?(這一期經濟學人討論全世界青年失業人數逼近美國總人口,其原因多半來自於此)。

在這個環境之下,利用低度的通膨率,可達到就業人口薪資的「實質降低」,從以達到降低失業率。

所以小結來看,Friedman是因為難以追求勞動法規鬆綁,才退而求其次主張「低通膨目標」以利就業市場。但這始終非萬靈丹,因為勞工也不是笨蛋,他們也會發現實質薪資下降的事實,嗣後要求薪資上漲來彌補之。這就是為什麼大名鼎鼎的Philips Curve有點道理。

回頭看台灣通膨率從2010年到2012年分別是:0.96%、1.42%、1.93%,從2008、2009兩年為通縮來看,台灣央行其實努力地在實現「低度通膨」此目標。

於此我不禁要問問”郭兼任教授”,您的通膨目標又為何?

轉談第二點,更是顯而易見的錯誤:1)台灣是沒有進口行業嗎?匯率人為壓低,肥了出口,傷了進口,更傷害消費者享受外國產品;2)台灣的出口產業原料不都是進口的?人為壓低匯率只是嗎啡,短期振奮出口業,長期一樣是傷害。這麼明顯的錯誤,讓我覺得”郭兼任教授”思維過於偏頗與不周延。

至於第三點,更表現出”郭兼任教授”對於經濟學的無知。

依據I. Fisher的利息理論,所有的資產價值等於該資產所帶來的未來收益除以折現率(一般就是找無風險利率)後加總即是。以房地產來說,其價值等於(未來房租收益 + 房價上漲差額)/折現率後之總合。股票亦然、債券亦然。

照這位兼任教授的意見,台灣政府真的人為提高市場利率之後,依據利息理論,代表所有的資產價格都要下修!房價股價都要跌!

當多數人的資產價值都減損,我實在看不出來為什麼多數人還會對未來樂觀?我也看不出來為什麼你的身價大跌之後你還會增加消費?明明2008年才發生過 — 加上風險之後的實質利率大升,資產價格大跌,二者交互影響,使得一般人乃至於公司都採取防禦性消費:能省則省、欲缺不補、跌價斷頭…而正是這些防禦性動作讓GDP中的消費一欄數字大跌的。

何以2008年才發生過的慘劇變成”郭兼任教授”現在口中的良方?我也不懂。

當然,我更不懂提高利率何以降低貧富差距?2008年不正是貧富差距最劇的一年?當年也不正是近代實質利率最高的一年?更甚者,為什麼貧富差距會是個問題?這是我到現在都想不懂的。當然,我也想不懂建商蓋屋養地為什麼不是GDP計算裡面的「消費與投資」二者?在”郭兼任教授”眼中,似乎建商花的錢就例外不計入GDP?太神了!

“郭兼任教授”身為商學院之教員,其經濟學素養著實讓我大吃一驚,特地為文以告讀者共享之!

從成本看毒品問題

近日轟動的屍體塞鐵桶灌水泥的殺人案,背後彰顯的是毒品交易的龐大利益。

聯合報報導

…毒梟販毒也吸毒,常做出瘋狂的行為,一發生買賣糾紛,便動員押人討債。刑事局與彰化警方,數年前在彰化市查獲以洪國豪為首的販毒集團,逮捕洪國豪及手下張志堅、吳義烽三人,起出海洛因毒品,各式手槍7把及各式子彈90發。警方查出,洪國豪因一宗毒品買賣被黑吃黑,帶領手下持槍尋仇,並強押毒販及仲介的男子返彰化,逼迫吐出100多萬元貨款後才放人。

警方說,販毒讓人一夜致富,但殺身之禍也常伴隨而來,歹路真的不可行

販毒普遍認為具備高獲利(不過Freaknomics一書認為低階第一線的販毒者不見得都享有高獲利),我好奇的是:販毒的高獲利從何而來?

經濟學說,高租值代表某種程度的壟斷(亦即面對的是覓價市場)。先前我提過二種天經地義且難以改變的壟斷來源分別是:天生資質與商譽/技術/智財權/經濟規模累積。

顯然,多數的毒品交易並非第一種(因事實上煉毒沒那麼難,學有專精的化工系畢業生願意嘗試都做得到);有信譽的毒梟或許多多少少享有第二種壟斷利益,但也不可能大到那麼誇張。

唯一能合理解釋販毒暴利的,就是過去我批評多次的「公權力壟斷」!

販毒何來公權力壟斷?事實上是有的。舉例來說,台灣的毒品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一項: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五條第一項: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如此高刑度的法律禁止,其實創造出一種壟斷條件:膽敢鋌而走險的人反而享有繼續販賣的特權(直到被抓之前),換言之,這個嚴刑峻罰把潛在欲進入毒品販售市場的供應者都給排除了。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台灣的法律其實是減少供應者:減少供應,若需求不變,則毒品價格必然攀高。

另一方面,台灣法律一個很奇怪的設計:

毒品防制條例第十條第一項: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這條法律牽涉到的是需求者(享受毒品之人)。需求者所負擔的行為成本,遠小於供應者。代價低則欲行為者多,需求相較於供應被打壓得相對較少;反過來看,表示在這套法律設計之下,需求很可能會遠高於供應。毒品價格焉能不高?

刑法學者會說販售毒品者惡性較為重大,理應處刑較重。這種直觀且毫無邏輯內涵的法學思維,充斥在台灣的刑法教科書裡。然而如此膚淺的思維所誕生之法條,恰恰是鼓勵更多已經犯罪之人,繼續鋌而走險來享受公權力劃出來的壟斷租值。英語曰– unexpected consequence是也。

另一方面,如此法律設計也只是讓司法單位逮到持有毒品之人時,還要去證明他「意圖販售」。更極端者,欠缺績效的司法人員也可能有誘因去栽贓純粹持有毒品之人意圖販售。這讓我想起在法院看過刑事局數個幹員分別作證被告持有毒品,並主張所有毒品都是在同一個藏匿處查獲。但法官分別詰問之下,各個幹員宣稱找到毒品的位置天差地遠,從餐廳、客廳、臥室到頂樓金爐裡,應有盡有。客官你說,怎解?

補充一點,經濟學家中也有不少主張吸食、販賣毒品除罪化的,例如諾貝爾獎得主Milton Friedman就主張人民應有享受毒品之自由

I’m in favor of legalizing drugs. According to my values, if people want to kill themselves, they have every right to do so. Most of the harm that comes from drugs is because they are illegal.

這套論點也是很有說服力,雖然我不盡認同,但美國於20世紀初期所頒佈的禁酒令(The Prohibition)後來衍生出諸多問題,甚至養育出美國黑手黨(The Mafia),其所享受的驚人利益和犯下的諸多罪行,不正也是來自於禁酒之法律?

另外Friedman提出不少值得深思的論點:

1. 自願交易的買家賣家,只是因為所買賣物品被人為規範成「違法」,就要付出額外刑事代價,這是不是對人權的侵害?竊盜、搶奪、強暴等,都是有一個受害者;但毒品交易、性交易,受害者何在?

2. 因為自願性交易下,買賣雙方都不會像一般刑事犯罪受害者一樣主動通報司法單位,造成司法單位必須以更激進、極端的方式來偵防,其結果是不是也會造成更多人的人權受害?同時,毒梟因為財產權不受保護,隨時受執法單位威脅,毒梟唯一保障自己之道就是擁兵與武裝,這麼看來,治安問題是來自於毒梟的惡性重大?還是來自於法律的咄咄逼人?

3. 司法人員的激進偵查與法律創造的毒梟壟斷利益,為了生存後者不得不嘗試賄絡前者;前者長期享受賄絡,豈不是會更支持毒品有罪化?同時也會產生貪汙制度化的現象。(這部份請參見我的文章:貪汙的一般性理論()、())如此一來不是反而創造更多問題?同時,稅金與賄款養這些司法人員,徒增社會交易費用,益處何在?

至於我不認同Friedman最大的一點,在於就我所知,不少毒品都會造成吸食者有攻擊傾向,這是一種很高的外部性成本。目前我想不出比政府更有效的手段來降低這個外部性成本。

從成本角度看勞工抗爭

本文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勞資糾紛的抗爭者,從看似年長者居多?」

排除電視記者為了讓畫面好看所做的取捨,我們從經濟學成本的角度來切入,也可得一個具備科學性的解釋。

一個人的收入是一個人的租值,也是一個人的成本。

假設年利率3%,三個不同年齡的人,假設放棄抗爭再去找工作都找得到,且月薪都是45k,又假設三人都是65歲退休,則三人未來收入折現總額分別為:

costs_of_protest

從此試算可看出來,年紀越小的人,抗爭的成本越大。同時考慮先前工作年資,若抗爭成功所得金額資淺者遠不如資深者,年輕人抗爭的效益是劣於年長者的。

也就是說,從成本分析來看,年長者會更有意願長時間抗爭下去。

如果再考量年輕人多半有幼子嗷嗷待哺,那麼長期抗爭的成本就更高了。

反之,考量年長者失業後要再就業難度較高,表中試算的年長者未來收入可能根本為零,則年長者抗爭成本就會更低。這點也隱含一個重要的經濟意義:低技能或技能過於專門導致難以另覓他職的年長者,會更傾向長期且較激烈抗爭。

經濟學如何解釋人類行為,此為一例,我與先前引起些許漣漪的「死老百姓與公務員收入比較」一文,所用理論如出一轍:利息理論、租值與成本觀念。

要補充的是:本文只考慮個人行為的成本,沒有納入抗爭所造成的社會成本,例如:癱瘓交通對他人造成的損失、調動警方所造成的成本(包含警力成本以及原本需要警力的地方,沒有了之後可能提高的犯罪率)與抗爭所製造的噪音髒亂等等成本。

同時也沒有納入抗爭時帶來收入,例如抗議人士的情緒宣洩,本身也是一種非貨幣收入;背後操作的政黨也可獲得政治上的利益;一些特殊的公關公司營運抗爭所得收入;以及流動攤販可得之貨幣收入。

另外針對這群16年前透過「關廠工人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辦法」取得貸款的抗議工人,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勞委會當初撥款名義就明白說是「貸款」可不是「贈款」。如果還不起錢就依破產法走破產程序,別老想透過群眾運動取得不用還錢的特權。

至於主張「代位求償」的,我個人覺得有點莫名其妙;以下節錄當年的經濟日報新聞可以看出來,當時媒體也報導過這是「貸款」,非「贈款」:

【1997-11-21/經濟日報/06版/企業財務】

【記者姜維君/台北】
聯福製衣廠失業勞工昨(20)日因未如預期申請到勞委會職訓局的「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款項,齊赴華南銀行桃園分行抗議。華銀總行強調,這項貸款仍須依法定程序來辦理,必須要有保證人來辦理對保手續,目前華銀已請示職訓局如何處理。

勞委會職訓局於8月間與華南銀行簽定辦理上述專案貸款,總額度7億元,適用對象為85年元月1日以後關廠歇業而失業的勞工,貸款金額最高為100萬元,但不得超過雇主積欠的法定資遣費或退休金的金額,貸款第一年免息,第二年起按年息3%計息,貸款金額可分六年平均攤還。

昨天首批經勞委會職訓局初審資格通過的聯福製衣廠失業勞工,群聚華銀桃園分行門口,抗議銀行刁難不撥款,而華銀桃園分行主管則強調是依總行規定貸款法定程序辦理,失業勞工因無法提供保證人,或無法辦理對保手續,與勞委會職訓局簽定的貸款委任契約不符,所以無法撥款。

華南銀行總行則表示,華銀必須遵守與職訓局的約定,對其核准的借款戶辦理借、保人信用調查、不動產估價、貸款契約的簽訂對保、逾期欠款催收、訴訟等事宜。

目前已向勞委會申請促進就業貸款的關廠失業勞工,包括聯福製衣、福昌紡織、東洋紡織等總計達近千件案款。

首先了解法律上「代位求償權」是什麼:代位求償權常見於保險法中,存在目的有兩個重要效益– 1) 可以使造成損害的第三人不因為保險制度而免除了損害賠償責任;2)透過代位求償權所帶來的部分收益權移轉,讓保險公司更有誘因去承保風險。當然,國賠法也有代位求償,其目的也接近前述的第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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