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污的一般性理論(上)

貪汙(corruption)定義可以分為兩個層面,淺的來說,是指因特殊關係(如公司CEO、公務員、國會議員…)而非法為自己或第三人取得利益之行為。這其實是很模糊的概念,因為我們不容易解釋為什麼A行為是合法而B行為是非法,這個界線的劃定本身存在相當程度的主觀判斷。現實世界裡,這個主觀判斷往往來自於立法者和法官(或合議庭的幾個法官)一己之決斷。

深一層的定義就更不好處理了 — 基於前述條件,再區分有特定受害人之貪汙與無特定受害人之貪汙。

前者多半是委任、僱傭、代理、信託…等等法律行為常見的一種道德風險:受人之託卻未忠人之事,另圖私利也。因為受害者明確,受侵害產權利益也往往較容易界定,法律上也有較容易操作的「善良管理人責任 (positive & negative duty)」或「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 / fiduciary duty)」原則來處理。這類貪汙在私人機構最常見,我在稍後會做更多解釋。

無特定受害人之貪汙就複雜了,例如建管處公務員收賄,讓因為來不及開工即將過期的建照延展之外,同時也規避掉新法對於大樓地下一樓須作停車場用途之建商損失(請參見高等法院89年上訴字第309號),這案子公務員雖違反貪汙治罪條例,但卻很難指明受害人是誰。

更複雜的還有受害人雖然明確,但是受侵害產權卻是不明或產權非法律所保障。98年上易字第252號這判決中,C君為法務部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調查員,將台北市李姓議員被人檢舉賄選之消息,在選舉期間利用手機私下通知李姓議員注意可能之搜索。C君的瀆職洩密行為,潛在受害人應該是同選區其他候選人,但受害產權不甚明瞭;假設是其他候選人當選後的預期利益吧,則該預期利益中很大成分可能也是非法所得。

由上二簡例可知,貪汙問題本身困難複雜,無知者除了高舉道德非難之外,其實什麼也沒解釋。這點是讀者要特別注意的。

在進入本文正題前,我先簡單區分私人與公務員貪汙的不同:

私人貪汙與公務員貪汙的差異

貪污態樣上基本上可分為私人貪污與公權力貪污兩種。

私人貪污在刑法上的定義主要是背信罪:

第 342 條
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私人與公權力貪污最大不同點在於:私人貪污仍面對市場競爭,損害生於本人(此採法律上之定義);公務員貪污卻是源自於政府的壟斷性合法暴力,即便公務員照章辦事,仍有收賄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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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幫農民收割,佔了誰的便宜?

最近大雨不斷,造成農田稻榖諸多倒穗,搶收不易。許多農民哭天喊地,也有地方政客跳出來要求政府提供協助,例如有大林鎮長黃貞瑜直接向國軍發文要求協助割稻。

我們姑且不論這個大林鎮長腦袋是不是有問題,搞不清楚她於法於理上何德何能有向軍隊發命令的權力。農民遇到天災甚或人手不足,政府就應該幫忙嗎?

若是如此,那台灣任何一家工廠或公司遇到人手不足時,是否也可以比照辦理、依樣畫葫蘆地要求政府派國軍提供協助?難道台灣的軍隊淪落成「臨時工應召站」?若真是如此,台灣眾多傳統產業就不會缺工缺得唉唉叫了。

可笑的是,從這影片連結可看出來,早在1950年代,台灣國軍就常幹這種「不務正業」的事情,還自詡「愛民助民」哩!

我們得問:為何農民有這種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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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公務員與死老百姓的收入財富比較(兼論為何台灣有這麼多公務員考生)

今天蘋果日報一篇報導「15萬人爭考公職 — 都想國家養 考生5年暴增7成」,說明台灣有15萬公務員考生(當然我們不清楚裡面有多少全職考生),擠破頭想要進公務體系,享受鐵飯碗。

說過了,公務員是一群不事生產的人員,從經濟學角度看,他們的存在是為了節省交易費用(請參見R.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但依照同樣的經濟學邏輯,他們本身也是創造、增加交易費用(請參見張五常: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禍源,舉凡人人皆知的公務員效率低落、吃大鍋飯、摸魚打混,大到公務員仗勢欺人、顢頇阻礙進步,甚或勒索要賄。這些甭提道聽塗說,我自己就親身經歷不少。

白話來講,公務員既然是必要之惡,從經濟學上來看,一個社會花費在公務體系上是越少越好。說「高薪能養廉」這是蠢蛋才相信的謊言

之前也說過,過高的公務員薪資福利(包含其近乎終身聘的穩定性),會影響正常民間就業市場的運作。

從勞力供給面來看,許多人才浪費時間在通過公務考試上,對於整體社會生產力是有害無利的。

從勞動價格面來看,過高的公務員薪資福利同時也會扭曲勞力市場價格調整,讓私人單位勞動價格調整更為不易。在面對不景氣時,因為勞動價格調整不易(幸好聰明的台灣人想出無薪假這種天才絕頂的處理模式),依據經濟學理論,價高需求量小,甚至不景氣時需求也早已變小,使得成交量跟著縮,顯現出來的就是失業率上升!

為什麼公務員薪資會影響勞動市場價格?很簡單,勞動力是稀有財,資方與政府得競爭付出代價去取得。

一個年輕人,他看著自己同班同學坐享每月4、5萬的薪資,準時上下班,而且上班還能看報紙、閒嗑牙,甚至fb、暗黑三坐到蛋疼;自己卻是責任制、苦哈哈地領3萬不到薪資,怎能不奮起給他準備一下公務員考試?從經濟學的自私假設來看,考公務員是完全合乎經濟理性的判斷。

那到底台灣公務員給薪高到什麼程度?

根據蘋果日報的數據,我做了以下簡單的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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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漲個屁?!

馬英九2008年5月上台以來到2012年3月,政府長年緊盯美元匯率以利於台灣出口產業的政策已經讓台灣的M2B成長高達46%,同時期台灣的GDP並未有同等的成長,換言之,通貨膨脹的發生完完全全是可以想見,也當然是這個馬政府搞出來的錯誤。

但是近日來,馬政府所提出的因應策略卻是比蔣經國上海打老虎的愚蠢還不如。

以台灣這種原物料幾乎均靠進口的背景下,通貨膨脹加持下,廠商怎可能抗漲?

當然,台商的韌性也由此可見,未來,癮科技所描述的情況應該更屢見不鮮吧!

以上圖片均引自:癮科技

經濟學大師A. A. Alchian一個著名的定律,解釋了為什麼外銷的蘋果品質總是比產地買的還要好,因為在相對運費下,一樣的運費塞進越好的品質以求售越高的價格,才是符合經濟學自利的定義。這是為什麼台北市隨袋徵收的垃圾袋裝得特別滿,也是為什麼廠商可以邊抗漲,邊好心地讓食物間隔變大,以方便消費者食用。

反對政府課徵資本利得稅

我反對台灣政府課徵資本利得稅,包含最近火熱的證券交易所得稅復徵以及由來已久的土地增值稅。

依照利息理論,所有能帶來未來收入的都是資本,但法律上多半將資本利得扣稅標的侷限在證券以及土地上。這無所謂。

而我反對政府課徵資本利得稅的理由如下:

一、不公平不正義

因為一票蛋頭學者仇富,還蠢到相信對富人多課稅就可以降低貧富差距,這不是公平正義,這是對於收入較高者的財產權侵害,是違反憲法對於人民財產權保障!

而資本利得稅不公平在於:

1. 賺錢課稅,但是賠錢政府卻不補償

資本利得(Capital Gain)看似不勞而穫,實質是應有報酬加上風險回報所形成。投資可能獲利,也可能虧損,這是基本常識。但劉憶如貴為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卻似乎渾然不知。

雖然目前政府規劃一套遞延折抵方案,但不管怎麼看,都是不公平,也違反長期投資者的投資型態。以巴菲特投資華盛頓郵報的例子來說,當巴菲特買進後將近數年,郵報股價腰斬剩1/2不到,並持續谷底盤整好幾年,早過了台灣政府的折抵年限。後來郵報股價大漲數倍,套用此案例,巴菲特在那幾年蒙受虧損時,台灣政府是不會有任何補償,但嗣後若賺錢,就立刻跳出來攔道搶錢。

對照台灣農民每遇天災就能享有政府補助,甚至不種田也有休耕補助,台灣政府對待活絡資本市場的投資人和對待僅佔台灣GDP 1.54%的農業,態度還真是大不同!讓人看清這個馬政府眼中只有選票,沒有頭腦的算盤,也不禁懷疑憲法第七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真實性!

最諷刺的是,政府把股票價差扣稅,只是讓有錢人(其實賺此價差的也不一定很富有)變窮,但卻不會讓窮人因此變富有。考慮進台灣政府的浪費、無效率,這些徵收的稅金對於改進窮人生活品質很可能一點效果都沒有,但讓台灣邁向「均貧」倒是有點效。一個崇尚「仇富均貧」的政府,身為其國民還真是悲哀呀!

還值得一提的是,複雜的遞延機制也會大幅增加交易成本,最明顯的體現就是稅務相關公務員的增員或相關費用支出。這對人民好處在哪?我想不通。

2. 雙重課稅

依據利息理論,所有資本的價格反應的是該資產所有未來收入的折現值總和。

換言之,假設台塑一年可以賺1千億,如果完全不用繳交任何營利事業所得稅等相關課稅,則股價反應的就是可以賺1千億的公司應有市值。但政府對企業假設課徵20%的所得稅,則台塑一年實際上賺到的錢只剩800億,股價自然反應的也是800億收入應有的市值。而股民對台塑未來收入變化的預測,會改變台塑每分每秒的股價。

也就是說,這個市值反應的已經是已經被課過稅的資本價值,政府再針對這個資本再課一次稅,雙重課稅問題是存在的。

台灣政府雙重人格之處也在此:針對公司所得以及投資人股利所得部分,採取避免雙重課稅的機制;但是針對公司股價價差部分,卻是要剝雙層皮。

可悲的是,看看大法官釋憲文第311號以及第593號釋憲文與不同意見書,咱們台灣大法官席位也幾乎都被仇富的蛋頭學者們給佔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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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 vs. ARM

2012/1/07 經濟學人一篇「Space Invaders」,我認為是值得一讀的報導。

文中詳述Intel 與 ARM近來分別在smartphone、tablet以及server市場上的對決。

首先我們來看看雙方的營業狀況:

(圖片引自:The Economist)

很明顯,ARM無論在營業額或獲利上,不過是Intel的零頭。

這邊我要說說Intel和ARM的經營模式根本不同:

Intel大家都知道他是個賣晶片的公司,主要收入也是以賣晶片為主(當然也有授權收費項目,但對於它整體收入而言無足輕重),而其主要競爭優勢除了在晶片設計本身上,製程的進步所帶來的cost down以及單一晶片運算力的推升,是它獲利的根基。

ARM則是極為單純地將自身設計出來的電路、IP授權其他廠商使用,例如Samsung、Qualcomm、nVidia甚至Intel。依經濟學人報導,除了授權費用(license fee)之外,尚有每晶片1~2%的權利金(royalty)。以我本身從事IP授權這一行的經驗,1%~2%算是相當高的價格。

此外在smartphone與tablet這類熱門產品(9成以上使用ARM方案),license fee可以提高是無庸待言,權利金更是可以再拉高8~11倍,亦即最高可達22%!以晶片製造銷售大約50%左右的毛利率來看,等於Samsung之類的生產者要先貢獻出將近一半的毛利給ARM。

ARM是真真正正的腦袋財、無煙囪工業。可惜台灣在這一塊始終表現得差強人意。

ARM走的是RISC架構,打從一開始就以節能為其主要目標。相對地,Intel 採用x86架構,長久以來經營方針也一直以催高運算力為首要目標,近年才把低耗能也納入考量。

會有這樣的差異很自然,因為ARM一開始就以嵌入式裝置為其主要目標市場,而這類裝置多半以電池供電,強調的非強大、通用的運算力,而是省電、單一目標任務的穩定運算。Intel從desktop出發,在GUI與各式PC game推出後,運算力的提升是比節能還要重要的考量(這發展後來也普及了GPU來彌補CPU本身之不足)。

在過去二者是井水不犯河水,但隨著可攜裝置的增加,Intel架構過渡耗能造成電池使用時間短、散熱不易的缺點慢慢浮現,而ARM同時期內晶片運算力慢慢提升,反是倒吃甘蔗,漸入佳境,近來甚至欲進入server市場。隨著雲端運算服務的興起,資料中心越蓋越大,耗能量也隨之成長顯然無可避免。

以Google為例,據某些分析師推估,Google全球80萬台伺服器,一年光電費支出可能高達數千萬美元。依據該報導採用ARM方案Moonshot架構宣稱可以只用1/10的電力,達到一樣的運算力,換言之Google若能順利移轉,則一年節省下來的電費就非常可觀。當然,現有x86架構下的系統、軟體等要順利移轉到ARM架構上,成本肯定不低,這部分ARM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這邊我想談的是:從經濟學成本的觀念,怎樣看Intel與ARM未來的商業行為?

前面簡單敘述過雙方的商業模式,從經濟學角度上來看,雙方的商業模式也決定了雙方所面對的成本侷限條件。

經濟學中的成本都是機會成本,已經發生的不是成本。為了開公司而購買的機器、廠房、土地,如果都是一筆現金交易買下的,那這些就不算成本。成本永遠是指未來的,且某個角度看,成本是全部的收入。

ARM走的單純IP授權,說穿了不過是「license fees + running royalty」,與下游廠商合起來看,是一種很接近分成契約的結構。

我打算分成兩部分來看Intel 與 ARM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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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狗搖尾巴,不是尾巴搖狗!

簡單談談這次美國國債問題以及這兩天引發的股市大跌。

1. 美國國債根本是個假議題。
第一點,美國國債本質上是以美國政府的力量、全國的經濟實力在擔保債信。世界上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美國這般實力,而且美國之國土之大、土地可用性之高、人民素質之優秀(相對而言)以及對世界菁英有極大之移民吸引力的條件不變之下,要說美國債信遜於其他國家,我是不相信的。

更重要的是第二點,美國國債是以美元支付;美元是美國政府開印鈔機就有的東西。
這樣說當然有點太誇張,因為美國大可用新債抵舊債,亦或刪減福利政策、減少政府其他支出(這也是我樂見的)的方式來支付債券。最糟糕的情況,美國都可以開印鈔機來支付(雖然可能賠上往後之債信,但就現階段之債務沒有還不起的可能)。

二點合起來,美國國債根本不是AAA,而是要幾個A都成。巴菲特的說法,我是非常認同的。

2. 從前面推過來,信評機構根據一些既定的公式或理論來評價公司、債券乃至於國債,這本身就很有問題。因為數學公式算不出真實價值;國家債務信用牽涉到的許多無形的因素,也不是信評公司可以完全cover的。

更重要的是,信評結果往往只是「僅供參考」。信評只是狗尾巴,究竟實際如何還得看狗本身。如同 我題目說的是狗搖尾巴,不是尾巴搖狗。

雖然有些金融學出身的,認為「失去無風險標的」,會出大問題。但這種看法我認為是荒謬的,因為「一個投資標的風險有無不是信評公司決定,而是投資者的自身能力以及標的本身之實際狀況來決定」!

利率依照利息理論,其實應該是「時間之價」。所謂的「無風險利率」其實應該指的是「無訊息費用之利率」。可惜我認為這種利率並不直接等於美國國債。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美國10年國債約從3%降到2.32%,這表示很多人從股市撤出來的錢,在這幾天除了黃金之外,還是得投資美國公債(因為沒有比它更安全的標的了)。這也表示,信評說它債信降低,但市場顯然不這樣認為。

因此事情是不是如陳家昱所認為的如此悲觀,我的看法是相反的,我這幾天的投資也正好相反。沒有什麼比拿真金白銀出來更能說明自己的想法了。

3. 相較於「次貸風暴」本身隱含的「金融制度的錯失以及從業人員對於償債風險的大意」,美國內部兩黨對於「擴大政府支出 v. 刪減政府支出」之間的衝突,所引發的國債爭議,是不可相比的兩件事。

這次的重挫,很可能是自己嚇自己成分居多。

4. 至於歐債,依據利息理論,在各國有共識推動低利率的前提下,我並不那麼悲觀地認為這一切都沒救,二次衰退就要來到。

除非現在中國馬上來個硬著陸,房產價格與股市價格應聲倒地,引發新一波的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引發大眾預期悲觀。不然經濟應該會在低利率中緩步復甦。

當然,要大幅改善全球經濟,社會福利政策是要大幅刪減的。例如工會、最低工資、環保法規乃至於社會福利,應該要取消大多數法規和管制,私人企業跟勞工才能取得調整的彈性跟誘因創造新財富。

台灣面對次貸風暴,低毛利的科技業沒有因此死光光,政府默許「無薪假」的存在是一大功勞。

雖然愚蠢的工運人士在當時主張無薪假是剝削勞工;但在「減薪」跟「失業之間」做取捨,我認為取前者對於社會的安定、未來經濟復甦才有幫助。一堆失業勞工搭配被迫外移的企業的社會,說經濟能在風暴過後馬上復甦是騙人的,也是愚蠢的。企業在、勞工在、生產力在,才可能快速復甦。

重點在於,面對環境變動,你不讓私人機構從「價格」去做調整,那必定得從「成交量」上面去調整。而後者的調整,是會死人的。這種趨勢,不是你「立法」就能避免,就能天下太平、萬世其昌的。


2012年8月1日後記:

一年前,經濟學家陳家煜連同當時很多人都因為美債採悲觀氣氛,認為沒有QE3,資本市場跟經濟都瀕臨崩盤。我持相反意見,因為我認為美債降評是尾巴搖狗,不值大驚小怪。

現在回顧,S&P 500 從2011年8月一度跌了100多點至該年10月,但到現在一年來大概漲了7.09%;若從2011年10月最低點起算到現在則是漲了22.32%。

我認為怎麼看,牛還是活得好好的,雖不是頭猛牛,但上看下看依然不是隻熊。

資本主義造成短視近利?黑心商人也是因為短視近利?

「資本主義」和「短視近利」是很多人常擺在一起的詞彙。

例如苦勞網這篇令人發噱的文章結論就提到:「…在美國短視近利只問結果不問過程的資本主義之外,我們是不是也應該看看連投資都要講道德的另一種資本主義。…」

常見這些語言在批評任何自己不滿意的經濟活動時都要來一下,彷彿遠古時小學作文都要寫「蔣總統英明」一樣,念咒無異。

資本主義真的是短視近利?

首先,我們不曉得「資本主義是什麼東西」,再者,我們也不曉得「短視近利」指的是什麼。這兩的都是尚待定義清楚的名詞,而前者不少學者吵成一團,並無夠讓人信服的定見。

A認為這是資本主義,B可能認為不是;甲認為這樣做是短視近利,乙可能又能看到另一片天空。

如果我們將資本主義定義成「人人在侷限條件下爭取最大利益」以及「私有財產制」這兩個前提下,同時也將短視近利定義成「殺雞取卵」這種情形,我們來看看是不是人人都短視近利:

Irving Fisher的利息理論認為,所有的財富是未來收入折現值的總和,再搭配Milton Friedman的permanent income假設,我們假設有一家小吃店,每年可以淨賺台幣100萬元。給定無風險利率不變是5%,無通貨膨脹,市場上有競爭但這家麵店有點租值,可以照樣年賺100萬的前提下,假設老闆立志做個百年老店,則這家店的總財富現值是1,988萬台幣。

同樣的情況下不變,假設這家小吃店怠於招待客人、碗盤不清潔、店面骯髒…,又假設這樣的情況會造成這家店每年減少1成收入。
則同樣百年來看,這家店的財富價值只剩620.68萬了。

反過來,假設小吃店注重行銷、餐飲品質、服務細節,甚至連氣窗都擦得一塵不染(像日本達人店鋪一樣),而這樣的講究讓小吃店每年都能多賺5%,百年來看這家小吃店財富高達8,857.72萬。
(以我還算了解的中部某知名餅店成長歷史來看,這樣的成長率根本是小菜一碟)
弄成表格來看:

生意作得怠惰,等於損失1367萬;反之,認真龜毛,可增加高達6869萬的財富。

從利息理論,我們可以很輕易的解釋,為什麼會存在那些精益求精的達人店鋪。利益當前,人人莫不趨之若鶩。

甚至,套用A.A. Achian更極端的觀點:這些商家不用知道怎樣做可以帶來更多收益或是倒店,在競爭之下,怠惰的就是會倒店,勤奮的就是會大幅增加收入。這樣的結果是無所謂店家自私或短視與否的。

換言之,成功的店家不一定知道自己做對了什麼;但成功的店家一定做對了什麼。失敗的反之亦然。

而這些店家主觀上是否目光短淺,也根本不重要。為了長期利益,能存活下來的店家的行為,就是會符合「高瞻遠矚」。

回過頭來看,如果「不短視近利」指的是經營者願意為長遠的未來於現在做出某些犧牲,那我必須說,無數家美國資本主義底下成長茁壯的百年企業,在在證明那些認為「資本主義助長短視近利」的觀點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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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少子化跟工時有關?」一文

幾個月前寫過一篇「少子化與工時有關?」 一文,直指政大劉梅君教授的說法大有問題。該文討論者多,甚至連自稱為劉教授的學生都來踢館,可惜提不出任何能說服人的說法。

這邊補充幾個資料,給大家參考一下。

根據Freaknomics blog上一篇討論小孩是否是「劣等財」的文章裡頭提供的數據圖:

首先看第一張:

這張圖是不同國家,不同平均每人GDP之下的每個婦女生育小孩數量比較。

這是一張地理水平的比較,呈現的是經濟學普遍基本的一個認知:越有錢的國家生育率會下降。

再來一張時間序列上縱軸的比較:
閱讀全文 關於「少子化跟工時有關?」一文

這種工作你做得來嗎?

現實世界我們常看到的,是落後國家這類工人薪資,往往不到美國一個辦公室總機小姐薪資的1/5甚至1/10。

補償性工資理論在解釋真實世界上似乎沒什麼用,往往只是tautology。偏偏這tautology又沒啥解釋力,很容易推出與現實不符合的結論。

工資還是由競爭來決定;在人命不值錢的社會裡,願意做此工作者眾,加上對付危險動物的經驗累積,降低其機會成本,此類工作自然工資不見得會高到哪去。

甚至相較同社會其他較安全工作,可能也沒有高出多少、沒有「補償到什麼」。

更進一步談,回到價格理論看:安全工作(如總機小姐)跟危險工作(如高樓洗窗或本影片)工人所面對的機會成本本來就大不相同。如果將「勇氣」看成是競爭條件之一,則總機小姐面對清蛇窩的工作,並非不願而是不能。不能之事等於沒有選擇,沒有選擇就沒有成本。

換言之,總機小姐就工作選擇上的最高成本,在考量交易費用的情形下,永遠次於她現有收入之工作。這對清蛇窩工人也是一樣的。

簡單說,總機小姐收入比清蛇窩工人低是正常的,用價格理論就能解釋,毋須另創一個「補償性工資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