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反同最力者很可能本身就是同性戀?從經濟分析角度切入

ETToday報導「反同議員大推家庭價值 被抓包在辦公室「男男性行為」!

美國俄亥俄州眾議院的議員古德曼(Wesley Goodman)一向公開反對同志族群,以保守派自居,沒想到日前他被抓到在辦公室內和一名非議院員工的男性有不當的行為,目前已經辭職下台,並希望外界可以給他一點隱私。
33歲的古德曼在被發現於辦公室和一名男性有「不當性行為」,而且是在雙方都同意的情況下,14日下午他與俄州眾議院發言人羅森貝格爾(Cliff Rosenberger)見面談話後,辭去議員的職位,但沒有針對同性性行為發表任何評論。羅森貝格爾的聲明指出,古德曼向他承認男男性行為的指控,辭職是對個人、家庭和整個議會最好的決定。

目前在議會內沒有人提出古德曼騷擾的指控,但有相關人士告知了羅森貝格爾,事件才爆發。古德曼是共和黨的議員,一直以「保守運動的良知」自居,大力推崇一夫一妻的「傳統家庭價值」,公開反對同性戀,在他的推特帳號也描述自己是一名「基督徒與保守派」,他的競選網站上則寫道,相愛的爸爸媽媽、自然的婚姻和充滿關愛的社區,是最值得追求和保護的,也是俄亥俄州的驕傲。

過去我在「從上空女郎談競爭準則」一文中就曾談過:「越是在某種競爭準則下難以勝出的人,就越有誘因去反對那個準則!(反之,越能佔到便宜的,就越會支持該準則)」

這說明長相在婚姻市場或性市場中越不吃香者,越有誘因去「反對物化女(男)性」與「反對以性為賣點」。這也說明收入低者容易反對黃牛制度存在,但收入高者對黃牛制度反倒是較樂於利用(這放到不明所以的財經作者,就可以變成「有錢人想的跟你不一樣」)。自身侷限條件與客觀侷限條件不同時,不同族群就會偏好與反對不同的競爭準則。

同樣從競爭的準則來看,其實異性戀者對於同性戀乃至於同性婚姻基本上應該是「無感」。何解?因為目標市場不同,同性間基本上不但不存在競爭關係,甚至同性戀還可以幫助降低同性間對異性的追逐競爭。

比方雄性A是異性戀,同性的B是同性戀,同性的C則是雙性戀。僅有一異性a’存在。

假設不存在劈腿現象的前提下(注意,我是先假設不存在而方便推論,並非否認劈腿的存在。先理解簡單狀況,則分析時可再把劈腿現象放回來考慮。)

若AC均同時喜歡上某異性a’,則AC會存在同性的性競爭關係,從而提高追求成本。但若B成功地與C結合,則A將面對競爭減少,從而降低追求成本。

換言之,身為異性戀的A理當對同性戀B的存在無反感甚至某種程度鼓勵。

我們把劈腿現象放回此例中,若B能成功瓜分C的注意力乃至於時間,即便C劈腿,情況也會較有利於A。至少從性遺傳角度看,A有更多時間與機會成功吸引a’性交或是有更多時間注入更多自己的精子,從而提高衍生攜帶自身基因之後代的機率。

但若ABC均是異性戀,則可見ABC三者追求a’成本提高,而a’所生後代是否攜帶自身基因的可確定性降低(經濟分析上可看做預期報酬降低)。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異性戀者對於同性戀之存在應該是無感;對雙性戀者存在比較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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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過勞的真正元兇是健保制度而非勞基法

蘋果日報報導:「資方讚添彈性 假日開診料增 — 護理批修法倒退 台鐵工會嘆又要談判」

….護理人員團體更已在討論後續抗議行動。

一例一休實施後,基層診所假日不易請到藥師、護理師上班,開診率直直落。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理事長朱益宏說:「修正是對的,協會表示歡迎。」鬆綁7休1、延長加班時數等,都讓醫院經營與調整人力更有彈性,輪班間隔時間也可勞資協調,協會將研擬加班工時帳戶制,做為政府修法依據。

但台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常務理事鄧雅文批評,此次修法「越修越倒退、越修越離譜」,工會「很不滿且嚴正抗議」,已有基層護理人員感到害怕、心寒,護理人員一旦過勞將是患者受害,政府完全置病患生命於不顧,工會正討論後續抗議行動。…

1. 今年1月在「我對一例一休的看法一文中」就透過經濟分析預言:「許多企業會選擇假日不提供服務甚或營運日期減少。」

事實上許多診所、郵局乃至於宅急便服務都取消了週末的部份甚或全部服務。可見經濟分析的科學預測性!

2. 但台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顯然畫錯靶、開錯槍,竟然誤以為造成台灣醫護人員過勞的原因是因為勞基法、因為醫院資方剝削。部分醫生甚至天真地以為納入勞基法就可以免除過勞風險,這都是不懂經濟邏輯的現象。

台灣醫護過勞是非常典型的「人力供給短缺」,而經濟分析上,之所以造成醫療人力供給短缺最大也是唯一的元兇就是 — 健保制度!因為健保制度本質上就是一個買方壟斷的價格管制制度,透過政府強制暴力方式,片面決定醫療人員、醫院乃至於藥品的收入。當給付價格過低時,醫生與護理人員的租值被政府剝削,同時風險貼水(醫療糾紛不是問題,而是醫生有沒有足夠高的收入或類似美國醫療糾紛保險制度來概率上彌補風險)也偏低的情形下,願意投入醫護產業的勞力供給將逐漸降低。

是的,醫生收入在整體社會上看還是較高的一群,但優越性肯定不如健保制度之前。而醫生轉職其他行業的困難(無論是專業局限性與心理因素都會影響,柯文哲、賴清德轉戰政壇者僅是個案,佔整體醫生比例是很低的)使得健保制度下我們不會看到「人力忽然短缺」,而是會看到「人力逐漸短缺,特別從報酬率低、風險係數高的科別拓散出去」。

健保制度是台灣非常獨特、愚蠢而邪惡的制度,實質並非保險制度,而是一種政府強迫移轉財產的補貼制度–從看病次數少者身上移轉財產到看病多者與公務員身上。該制度之經濟效果就是侵害台灣醫療產業,也侵害患者選擇醫療與藥物的自由(因為價格管制下,高額或高成本藥物與醫療方式會被劣幣驅逐良幣般出場),同時醫院為了回收投資設備,也會因為醫療價格被管制而過低的前提下,不計實際患者是否需要地「過度檢查」或「過度治療」。這都是價格管制下必然發生的經濟規律。換言之,表面上看似台灣患者醫療費用低廉,其實背後被捅刀、被當冤大頭而不自知。唯一真正受到健保好處的就是因健保而生的公務體系與貪汙架構。

被迫移轉財產者,事實上就是被課稅。而偏偏台灣政府迂腐顢頇地、令人笑掉大牙地宣稱健保費或補充保費不是稅。試想今天你走進超商買條口香糖,店員會查詢你的收入後說:「因為你有股利收入所以要多收XX元」嗎?

台灣政府恰恰最喜歡「無視經濟規律」地推出各種愚蠢制度,一例一休不過是近例之一。回過頭來,基層護理產業工會顯然打擊錯誤目標,該被譴責與檢討者,是註定要破產卻又會被續命以維護制度性貪汙的健保制度。是這個制度造成醫護收入降低、是這個制度造成醫護人力供給短缺、也是這個制度降低醫療品質與增加醫療浪費(無論是醫藥面或看診人數過多且重複面)、更是這個制度讓醫護人員的社會地位逐漸不被尊重。

這,都是經濟分析早就知道的必然結果。

有關加班的簡易經濟分析

加班拿不到加班費就現實狀況的經濟分析如下:
 
首先必須認知,現今僱傭契約本身是一種「委任代工契約」的變質。最簡單的想法,就是從傳統「家庭塑膠花組裝代工的計件論酬」轉換至「秘書工作」。
 
計件代工無所謂加不加班,因為報酬委託到「件」上,清清楚楚。而通常這個「件」的QC有清楚且容易的標準。如果代工者物件不符合標準,甚至做壞了,該怎麼賠償也多有行規。
 
但秘書工作多樣、複雜且難以論斷品質。也就是說,秘書今天接了30通電話,應答對話品質高不高?品質標準判斷不如前述家庭代工來得容易。
 
更何況秘書還有安排老闆行程、辦公室環境整理、老闆與來訪客戶餐點安排、與會擔任會議記錄等…各種雜七雜八工作,且並非每家企業的秘書工作內容都相似。
 
這時候工資論酬方式難以繼續「論件」,最有效率的方式是「被委託」到買賣雙方都不太會有爭議的「時間」上。
 
重點來了!雇主雇用員工,從來就不是「要買員工的時間」,而是「要買員工的生產力」,只是因為現代工作內容複雜化、分工也複雜化(例如複雜的生產線設備工程師,其工作內容也難以論件計酬)等等原因,工業革命後出現了「僱傭契約」這種「將計價單位委託到時間」的安排。
 
理解這點我們可以推出:
 
當工人提供的生產力容易計件與QC,就不容易出現老闆不付加班費的現象;反之當工人提供的生產力難以計件與QC,模糊空間大則加班費就容易有爭議。
 
放到真實世界驗證,一般生產線上的工人加班費計算都不太容易有問題。例如塑膠射出業,現場操作員一小時可以生產多少產品、其中QC應達標準幾何…等,都容易被監督與計算,這類人的加班費都算得很準,而且這類人多半也很愛加班多拿錢。

在台灣中南部很多邊際工廠,反而是「以不給加班來懲罰某些員工的不良行為,例如喝酒吸毒後上工」!也就是說,制定一例一休的立法者根本不知道真實世界存在這種現象,才會有逼人休息的愚蠢安排,自以為自己更知道工人要什麼。
 

白領階層則相反,特別是坐辦公室的雇員、業務,這群人生產力難以監督。比如法務工作,在公司有案件、契約或草約等各種活動出現之前,法務在公司裡還真的沒有什麼事情要做。有時候一天空坐到下午3、4點,才出現一份契約要審,若剛好是很複雜又緊急的契約,可能審到半夜1點才下班。實際工作時間差不多是8小時,但要不要算加班費?勞方肯定認為要算,因為stand-by的時間也要算;可資方呢?就要看公司租值高不高了。

管理階層也容易出現工作出現時機不固定的狀況。例如過去我曾經營百貨公司專櫃,某日半夜11點櫃姊打電話向幹部哭訴被男友毆打趕出家門,公司幹部半夜出去照顧櫃姊安排住宿與寄放行李的地方,幫忙聯繫報警,以求明早這位櫃姊可以準時照班工作。因為這位幹部實在無法在半夜調度到願意或能夠明早替班的人。試問這位管理階層要不要拿加班費?時間怎麼算?

白領的生產力難以量度,還有個最常見的現象就是偷懶 — 我知道許多香港白領打工仔(上班族)9點上工,10點前都在上網吃早餐,11點開始跟同事討論午餐上哪吃,12點準時去吃午餐,中間接兩三通電話;下午回來昏沉到2點多開始有人招集訂購三點一刻下午茶,四點後(或老闆回來後)才真正進入工作狀態。

 
我在台灣待過員工數萬人的機構也做過30人以下小企業,辦公室裡類似香港打工仔的狀況一樣很常見。
 
而這種人最容易出現加班卻沒有加班費的情形。
 
講難聽點,如果真的當過老闆就知道,這種人有臉來要加班費的話,我倒要檢討他正常工時8小時裡究竟做了什麼。同樣的,身為老闆,我非常討厭員工正常工時偷懶來創造加班,這種加班不但浪費了我的水電空調費用,浪費我的加班費,也浪費我原本支出的正常工資。
 
最後談一種非常特殊的加班:公務機關的故意加班。
 
有一種情形我只在公家機關見過,就是某些公務員表現好,上司希望為其加薪但苦於公務體制的顢頇與桎梏。而單位的加班費預算還有額度,所以叫這幾個員工來單位「削鉛筆」賺加班費。對,你沒聽錯,工作內容就只是削鉛筆,削到加班時間夠了再走人,達到實質加薪的目的。
 
這種詭異狀況我是親身見過才知道還有這種事。
 
以上是有關加班的簡易經濟分析。真實世界的僱傭關係因應各行各業而千變萬化,但讀者要知道與掌握的超級重點,在於生產力量度困難時,方才出現「計價委託到工時」之安排,是現今諸多僱傭契約背後問題所在,也是為什麼政府妄圖透過法律規範勞雇關係是緣木求魚、痴人說夢。
 

「公平、理想主義與其他同樣糟糕的東西」–一篇特別的畢業致詞

這是作家,P.J. O’Rouke,一場對美國某大學畢業生的致詞。

他提到幾點給大學畢業生的建議,相當有意思且深富意義。我翻譯我認同的部份如下,並補充一些我的看法:

1.出去賺大錢

我們活在一個如此富裕強盛的國度,周遭滿是金錢所能提供的一切舒適、便利甚至安全。然而,卻沒有一個美國的政客、意見領袖或宗教人物會要你「出去賺大錢」;他們反過來只會告訴你「金錢買不到幸福」。
或許金錢買不到,但是卻租得到!

誠實賺錢一點也沒有什麼不對。財富並非像比薩 — 我全吃完了,你就只剩比薩盒可以啃。事實不是這樣的。
在一個自由且有健全財產與法律制度的社會裡,一個人富有了,其他人並不會損失什麼。

這部份跟最近紐約時報的兩個經濟學家所公佈的一項研究很有關係:越有錢真的會越快樂 (Are Rich People Happier than Poor People?)!
無論是國家對國家的人民富有與幸福比較,乃至於同一國家內國民的財富與快樂,均是有明顯的正相關。

同時這篇研究也某種程度的駁斥了過去「富國不一定幸福、窮國不一定悲苦」的那份研究,也間接撼動了「相對富有」的理論。

從個人與社會的經濟角度,一個有志氣的年輕人認真工作、腳踏實地的邁向富有,對整體社會的貢獻絕對是正面大過負面的!

放大的整體來說,一整個民族如果都勤奮、努力、重視教育與儲蓄,那這個民族就算多苦難,也總爬得起來。

在「新國富論」這本書裡面,總觀上下數千年的經濟史,得出來的結論即是:民族性格遠比一個國家有多少自然資源,更能決定該國的財富!

因此,在不違法、違背道德的情形下,為了錢工作本身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
許多偽善的批評,本身並站不住腳,也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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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Joseph and the amazing technicalities

4月底的經濟學人中,Joseph and the amazing technicalities一文提到銀行的一個劣根性,造成像次級房貸風暴之類的金融經濟危機更為嚴重險峻:銀行老火上澆油、總雨天收傘!

一切總歸結於人性的「貪婪」二字。

景氣大好之時,銀行也想要大撈其錢,於是乎各種放款方案傾巢而出。在這種年月,也沒幾個人聽得下「謹慎放款、嚴審信用」這些格言。但如此的舉措其實也是將更多的錢放到市場上,讓原本已經因為景氣大好而提昇的物價,更往上飆漲,加劇通貨膨脹。

反之,泡沫乍破,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之時,銀行又紛紛急著逼借款人還款,以維持其自身那張「資產負債表」。其結果就是讓已經低迷的市場更顯衰敗;借款人被迫提早賣出資產以籌措資金,人人拋售反讓資產跌價更劇。

光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現在,這樣的惡性循環已經不知道隨著景氣波動來來回回過幾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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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談俄羅斯


元毓在莫斯科紅場

3月份的Economist雜誌分析了俄國的經濟,是一篇我相當欣賞的分析評論,在此推薦大家有時間可以讀讀看。

此篇報導裡提到一個可能讓台灣許多媒體跌破眼鏡的說法:「俄國經濟成長跟俄國總統普丁的強勢作風並沒有太大關係!相反地,普丁的舉措可能只為未來俄國經濟種下令人擔憂惡因!」

該文認為,俄國經濟的崛起,其實在普丁上任前的18個月就已經有跡可循。換句話說,普丁許多自以為是的政績,其實有沒有他關係並不大,因為對俄國經濟貢獻最大的三個關鍵因素,從總體經濟學角度來看分別是:

  • 重新復活的私有財產權制度
  • 飛漲的石油價格
  • 總體經濟環境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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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不好的地方就一定對安全產業有利?

這次去俄羅斯我發現,俄羅斯的治安似乎相較於我去過的其他歐美國家來得糟糕許多。從地下道無事事的青少年和老乞丐可略窺一二。

而治安不佳通常也意味著「財產權制度維護難度較高」:表面上看起來就是竊盜事故頻仍。

不少人可能馬上就直覺推斷:「治安不好的環境必定有利於安全產業發展!」

在此顯然會犯了邏輯上的錯誤。

深入解釋一下:

一個竊盜事故頻繁的社會,假如司法體制健全有效率,則多數財產權犯罪會快速進入法律程序並受到制裁。
那麼在這樣的社會裡雖然一時我們會看到犯罪率偏高,但在司法有效率的情形下,未來犯罪率可預期會往遞減的趨勢發展。因為犯罪成本昂貴。

舉例來說,像是世界盃足球賽時,曾經主辦的法國、德國、日本,都不免遇上比較混亂的場面與社會狀況(例如在街頭橫行的足球流氓);但這些法治先進的社會很快就能恢復往昔。

反過來,如果一個社會的司法體系不健全、無效率,則一點點犯罪事故就可以癱瘓司法系統的效率;結果犯罪不能即時受到制止。那麼財產犯罪的成本將隨著犯罪量越高而遞減,自然犯罪率將遞增!

我過去曾提過印度司法案件的例子:
某甲發現鄰居侵佔他家院子的土地越界蓋屋,跑去法院告訴,要求拆屋還地(我國民法第767條)。

這麼簡單的案子直到原被告都過世了,連承審官都過世了;幾十年過去才要第一次開庭!

要是你,你佔不佔別人的地?當然要!反正要還地,也是幾十年後的事。
除非對方有其他後台,不然怕什麼?

這道理不過是簡單的「相對成本分析」概念而已 — 一個不能即時發揮效果的司法體制,會讓犯罪者相對成本降低。反過來,也會讓有財產者守護自身財產的邊際利益提高。 在上述例子,加入黑社會或支付保護費也就顯得「物美價廉」了!

這裡我們就得反思:光看到一時治安不佳這現象,其實也只看到這個社會一時的「靜態切片」。這樣的靜態切片,其實提供的資訊不足以讓我們做出多正確的判斷。

一如本文提到的俄羅斯街頭,邏輯上不可能直接推導出:對安全器材市場有「錢景」的結論。

不過像大前研一之流,卻喜歡炫燿或鼓吹這種小聰明,還出了不少書。留待各位自己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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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氣鬼與慈善家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把財富分享給更多的人

看到標題這句話,可能很多人第一個直覺就是:這打錯了吧?

沒錯,這句話的確是指,小氣鬼比起慈善家,更廣泛地分享他的財富給更多的人!

為什麼?

道理很簡單,我們先試想:

今天我賺了一塊錢,把這筆錢花掉。錢沒了,我可能買了物品、服務之類的東西回來。

但假如我是個小氣鬼,這一塊錢藏在床板底下都不花,那這一塊錢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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