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質笨蛋（Biofools）？

過去我寫過一篇「是非不分乃正常；大是大非只是蠢」，談到一個故事：

20世紀初，一群有志改革的美國農業家，帶著新改良的棉花種子，來到貧困的中國農村，與傳教士和有志改革的中國官員一起合作，希望可以幫助中國農夫。
這些美國農業專家天真地以為只要能過將美國的技術傳授給勤奮的中國農夫，幫助他們脫離窮困後他們就不會落入共產主義的思潮與控制。

但這樣的善舉，卻會跟中國鄉村的習俗起衝突。

例如山東西部，窮人有一個「不成文法」上的權利：即在作物採收後的特定時日，窮人可以到田裡拾撿落穗。
這種權利在過去的歐洲莊園裡也是常見。
可是新棉花種子生長時間卻比中國本土棉花來得長；結果棉花還沒綻開，窮人已經準時地萬頭鑽動地跑進田裡面將大部分作物佔為己有。

這可讓改種新棉花的小農受不了，趕緊成立武裝的「棉花保安會」，向這些窮人，甚至支持舊有制度的士紳宣戰。（這也是維護所有權制度必要的費用，法律人要知道，所有權是不可能憑空跑出來的）

反過來，既得利益者，窮人與士紳們（沒錯，窮人也可能會是既得利益者）自然把過錯怪到這些洋鬼子和新棉花上。

結果雖然中國農人接受新作物的速度，就跟美國南部小農一樣快，但社會階級鬥爭卻也跟著拓展速度一起成長
。
這些美國專家原本希望防杜共產主義，而推廣新農技的地區，卻恰恰加劇了階級鬥爭，讓整個農村社會變成共產主義溫床。直到洋鬼子被趕跑，窮人為既得利益而為的抵抗還方興未艾。

終於共產黨統治中國，在1950年用蠻幹的方式推廣新農技，才搞定這些阻撓的農村窮人。

我們看到，美國農業專家出於一片好意的協助，結果卻是引發與他們初衷相違的結果。

同樣地故事，也在近日的「減碳運動」裡上演。

從Al Gore的「Inconvenient Truth」以來多數人、多數政客都將焦點放在「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上。

有些環保人士、團體與政客，開始大力推崇「生質燃料」。他們認為生質燃料多數由植物萃取而出，這些植物種植時可以吸收相當數量的CO2，轉化為氧氣與糖質。因此來日被作為燃料時，燃燒所生的CO2可以跟先前所吸收的量做抵消。也就產生較少的碳足跡。

Biofools是經濟學人給的一篇報導的標題，我認為下得很好，好到我不知道怎麼翻中文。該篇報導提到科學家近日發現，相較於N2O，CO2根本就不是大問題。

N20是由土壤或水中的細菌所製造的；其主要原料來自於富含氮的肥料。從1960年之後，多數農業幾乎都非用含氮肥料不可。

結果造成一個很諷刺的現象：環保人士、政客們越是推崇生質燃料，就會有越多農民投入種植玉米、大豆之類的作物好生產生質燃料。越多農地種植這類作物，也就越多肥料被使用，結果就是越多N2O從農地排放到大氣之中。

相較於CO2，N2O的溫室效應能力足足是前者的300倍！

換句話說，推崇生質燃料，雖然減了碳足跡，卻排放遠比CO2更「毒」的氣體出去。

我覺得，永遠有一種人，特別是宗教人士、環保團體或是左派之流，讓他們的「情緒性正義」領導他們的理智。
他們常常先有一個價值判斷，先入為主地有了自己一個不可質疑的結論，之後才去補足論述。他們喜歡在價值判斷先行之後，就讓自己看起來像站在一個「道德制高點」上，開始批判其他對他們議題不關心亦或不符合他們價值觀標準的人。

這種人的缺點往往就是他們自high自爽之後，往往就不願意去深思、認清他們所相信的「事實」與「解決方案」是否真的合理，又是否確切可行。當然，他們也就不會學著尊重別人的價值觀。取而代之的，反是試圖努力將自己的價值觀硬套到別人身上！

例如保護動物團體批判吃狗、吃貓、吃穿山甲、吃海豹….等一些各地風俗時，是否設身處地站在這些食用者的立場想過？而又是否真的了解社會心理學、經濟學等解釋人類行為的學問之後，才來思考解決方案？

但科學家的新結論被報導之後，我們就會從「碳足跡管制」走向「氮足跡管制」嗎？

顯然不會。

為什麼？從經濟學角度看，這波節能減碳浪潮已經有許多科學家、環保團體、廠商、政客涉入其中，這些人多半從中取得不少的既得利益，也在政治上拿到了相當的發言權。

比如先前我就看過報導，說科學家提出新計劃，如果是有關減碳的，多半可以取得較多的資源。許多廠商也在減碳上面下了功夫，有所投資，這些投資不會輕易放棄不回收的。至於政客的嘴臉？我想大家都清楚，我們也不用談了。

難怪乎經濟學人下了這麼個結尾：

To some, worries about nitrogen will doubtless seem to be no more than the latest environmental bandwagon.
對某些人來說，氮問題的憂心程度無疑是趕不上最新的環保時尚潮流（減碳運動）。

建議補充材料：
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Swind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