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台灣民間與公務員薪資問題

1. 你的問題讓我覺得你沒有很懂我的意思。
我的重點在於：因為政府公職的薪水不是由市場決定，再加上政府本身可以印鈔票，所以政府很可能為了圖利公務員、鞏固選票，而錯誤定價。這個問題很難從根本上改變。所以上一篇文章我特地提到，某些機關或許可以採取「學券制」 — 例如司法機關可以適度採取學券制，以讓牽涉重大利益的案子可以花錢買優先審理權；同時司法人員的薪資如果與司法券連結，或許就不會有那麼多法官動不動在法庭上大罵當事人、自以為是。

2. 人才流出是好現象，代表我們的國家夠自由，人民可以「逐利而居」。問題是我們國家是不是也夠自由，讓外國人能自由地逐利來台？顯然台灣封閉、顢頇且夜郎自大的移民機關，限制了外籍配偶、外籍勞工乃至於留學生的工作權。

一個封閉自爽的體系是不可能有好經濟，這看1979年以前的大陸就是鐵證 — 裡面出不來，外面進不去，民不聊生甚至易子而食！

台灣開放人才流出，是好事；但卻沒有開放人才流入，是愚蠢。

3. 公務員向上調薪，老闆們雖然會哀號，但對勞工不見得是好事。文章內說了，民間企業不加薪很多是因為做不到，而不是不肯。文內舉的塑膠射出產品是真實例子，不是我瞎掰出來的。

這種邊際企業面對全面性薪資高漲，只能選擇外移或倒閉。這點是現在中國大陸現在正在發生的 — 多少台商、本土商人走純代工的邊際工廠，近兩年來「萬戶倒一聲」！

而產業升級不是一蹴可幾。你國內產業還沒到一定高度，你就夜郎自大地把邊際產業趕盡殺絕，請問，你要拿什麼來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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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的物價為什麼也沒越來越接近？」這點就我的觀察是相反的。

大陸沿海城市10年來的物價高漲應該是眾所皆知，深圳、上海、北京等重點城市物價甚至超越台北。

2. 劣等財不是一個好的解釋理論。特別說大陸廉價商品會影響台灣正財財這點，我認為是錯誤的。如果比較便宜的就是劣等財，那麼相對於Apple，台灣宏碁、華碩生產的都是劣等財了。若真是如此，你要如何解釋2008~2010美國因為金融風暴人民平均財富暴跌，但是同時其較貴的Apple產品銷售屢創新高，而較便宜的宏碁、華碩卻連連衰退？

另一方面，35元咖啡杯數銷售量大過Starbucks，是因為人民變窮劣等財需求提高？還是單純只是需求定律 — 價低需求量變大的體現？

3. 台灣物價漲跟通貨膨脹有很高的關係。95年到101年物價共約漲了8%（其中光97年一年就漲了4%），但同時期的M1B存量年複合成長率是6%左右，亦即總成長為將近50%。
印這麼多鈔票，必然在1~3年內引發物價上漲，這是貨幣學派的基礎觀念了。

我們得回頭問問，為什麼央行在同時期經濟成長率並不特別高的情形下（分別為5.44%、5.98%、0.73%、-1.81%、10.72%、4.03%、1.66%），還要印這麼多鈔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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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對劣等財的理解是有問題的。
1. 劣等財（inferior good）純粹是因為收入降低而需求量增加的物品；和superior good剛好是相對的。翻譯成劣等財是糟糕的翻譯，因為這跟東西質量的優劣無關，純粹是收入改變引起的效應。翻譯成「貧窮物品」會好上許多。

這個理論有嚴格的定義要求，不是單純分便宜或貴兩種替代性產品就可以把貧窮物品理論拿出來用，還要考慮「收入不變」這個假設前提，以及「因為物品價格上漲造成真實收入下降」條件。

換言之，你得要滿足條件，才能成功分離「替代效應」與「收入效應」，也才能應用這個理論。

因此你得先證明台灣人在35元咖啡出現後，真實收入是因為物品價格上升而下降的，並因此造成35元咖啡需求量上升，否則你很難套用這個理論。

2. Starbucks賣一送一越來越頻繁，是一種變相降價沒錯，但是與其拿很難應用的貧窮物品理論，不如直接說因為Starbucks在台灣面對越來越多的競爭者，造成邊際價格下降。
因為供應者競爭而造成價格下降，是直觀且具科學性可證偽經濟學理論，何必捨近求遠，繞一圈用大有問題的貧窮物品理論來解釋？

更何況你的解釋法，其實是tautology，永遠對，也永遠等於沒解釋。

3. 「柴米油鹽醬醋茶、便當等越來越貴；麥當勞、Starbucks等越來越便宜，如何單純只用需求定律解釋？」這怎麼會無法解釋？顯然你價格理論沒有讀通。經濟學除了需求定律之外，其他內容幾乎都是不需要的。

如前述，麥當勞、Starbucks這10幾年來面對的競爭者如雨後春筍，看看台北市現在有多少家咖啡店？美式餐廳？或相類似的產品服務？這麼多的競爭者加入，依照需求定律，當然會出現邊際價格下降這現象。
以2009年台灣麥當勞發起的79元午餐促銷為例，立刻引發摩斯漢堡發送20~25%優惠券、漢堡王50元牛肉吉士堡、Suabway天天六吋69元、甚至三商巧福、吉野家乃至於鬍鬚張都推出類似優惠折扣。

顯然這樣的降價活動是起於競爭，而非人民收入問題。因為同時間台北也出現如NY Bagel、the dinning等很多售價200~500元的brunch店。（2009到現在，台灣人均所得也是上升的）

其他生活用品有的漲價是起於輸入性通膨（如汽柴油），有的是各地區需求曲線向右上移動，如都市區外食族多者，便當漲幅高於鄉村地區外食族少者。但整體生活用品的物價上漲（95~100年生活物價指數甲類漲約14.64%）我會認為通貨膨脹因素居多。

為什麼通膨影響了生活用品物價？而不影響麥當勞、Starbucks？當然會影響。只是競爭的壓力大過通膨，使得後二者相對前者價格依然是下跌。這也意涵著後二者這10年來的毛利是減少壓縮的，租值也在降低。但後二者畢竟還是享有相當程度的壟斷租值（起於品牌投資），因此它們還是有能力在一定範圍內漲價：http://goo.gl/hR89I

4. 我倒是很好奇你的劣等財理論要怎麼解釋「為什麼發生泡麵比便當貴這現象？」

讚讚

美國公務員高薪問題也是很嚴重，也沒有什麼都民營化。

我居住的El Camino Real上的公車司機就常搞罷工要市政府加薪。

歐洲正在吞「社會福利」的苦果，等著看吧。法國國力肯定每下愈況的。

讚讚

I am not sure if this news is true, because it sounds too ridiculous to me. However, this story is still logical when we consider the existing interest group, like other school cookers, have 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by dishonoring the uncooperative black sheep.

What we may learn from this news is that the market-less competition usually leads people to a worse place, not a wished land. Be care of the governments and the interest groups with enough political power.

讚讚

不，你這樣是見樹不見林，連問題核心的邊都沒碰到。

你談的是組織內部如何管理，但組織面對的侷限條件而存在的誘因，所引發的人類行為改變，卻不是平衡計分卡這些東西可以扭轉的。

平衡計分卡這種東西要有效，前提是組織得是營利組織，你才能把個人表現跟組織租值最大化掛勾起來，進而敦促或改變人的行為。如果一個組織面對的侷限條件是產權不清。例如一些政府組織的活動不能在市場上交易取得，你就無從客觀判斷從業人員的績效，收入也不明 — 收入不明就必定引發租值消散以及容易有貪汙行為，這我在貪汙一般性理論談過了。

舉例來說，台灣政府取消娼妓執照後，娼妓與警察之間原有的保護關係與交易被迫轉到檯面下進行，但因為無明確法律保障娼妓與警察之間的收入分配，致使部分娼妓收入消散，而警察也出現更多「白嫖」、「索賄」、「嫖完索完再抓人」等維護自身租值的行為。

引入平衡計分卡，並不能改變警察這類行為，以及娼妓收入下降的事實。

讚讚

你的想法我認為有問題。理由如下：

公務體系如果績效都是由整體來看，那就跟中國人民公社吃大鍋飯一樣：全體負責等於沒人負責。

從整體來看績效，是跟人性根本的誘因有衝突的。因為資源就是在，就是得分配，如果你說全體績效都A+，某單位100個人年終一起發5000萬，請問你要怎麼分配？

平均分配？那結果就是不用作事的、做錯事的跟有貢獻的一樣領50萬年終，你想前二者會有誘因去做事或做對嗎？後者還會待得下去嗎？

不平均分配？那請問要怎麼分配？總得有個人來做裁決，這個人如果沒有個別績效作為依據，也沒有來年繼續創造獲利的誘因，那競爭之下經濟學告訴我們，論資排輩、講關係、走後面乃至於出賣肉體等手段就會被用上。日本年功序列制度下，小職員得賄賂巴結上司，多半就是因為這類制度設計不良引起。

回過頭來看，我們要問的是：究竟什麼是稅？什麼是租？古代，租與稅二者並無分別。

這會是大哉問，經濟學家張五常的論文「佃農理論」間接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可惜現在主流經濟學不太關心這位大師的洞見。

以佃農分成來看，分成率是個間接價格，但是在此價格上，上有其他種契約安排變化。例如良田除了分成率高之外，肥料、整地等費用，多半是由農民自行負擔。反之，劣田分成率較低之外，地主在競爭之下，會負擔起肥料整地費用，以吸引佃農來種植。

傳統教科書讓認為佃農都是被欺負的說法，是不切實際且可笑的。佃農之間要競爭，但是地主之間也在競爭的！

這時候，此租是租，因為租金與產出投入均有連帶關係。這種租金是有益於整體利益最大化的。

回頭看政府的稅制，以所得稅來看，是稅不是租，因為所得稅如同佃農契約一般從劃定收入一定比例為政府收入，但是政府並沒有明確指出它會付出哪些項目，來提高人民的收入。換言之，這種稅對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有害無益。奢侈稅、有價證券所得稅與土地增值稅，都是無益的稅而非有益的租。

政府的工業用地或科學園區的租金與種種規費，則是租而非稅，因為指明了收費後承租者可享受的權利內容與範圍。同樣的，民事裁判庭會收取的裁判費用，是租而非稅，因為這擺明是使用法院服務所要支出的費用。

我們從租值這角度去看，很容易可以看出來政府哪些稅收有害、哪些有益，遠比幾條曲線排來排去的傳統經濟分析來得更受用許多（快且大致對，遠勝過慢但幾乎全錯的分析）。可惜這套是不被重視的，而當政者完全無這一套經濟感受。

從這裡可以再看出來的是，政府難以指明收費的服務，就難以斷定績效。這些機構裡面就容易弊病叢生、人謀不臧。最清楚的就是軍隊了！
沒有戰爭，軍隊沒有績效可言，所以承平時期的多數軍隊都是烏煙瘴氣。

容易指明收費的，績效就容易看出來。例如多數區域的戶政事務所或外交部發行護照部門，辦什麼項目收多少錢，個人績效要推出清楚易辨；但外交部搞外交的部份，收費是間接的，績效是亂七八糟的，當然這些人的收入也多半不可聞問了。

讚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