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不動產稅率不會影響產出誘因？

key money 實在是太有趣了XD
但想請教是台灣創業環境太差，所以資產都往房地產前進。還是房地產的持有成本夠低，所以大家喜歡養地養房呢?

讚讚

不，創業環境差是一回事；我認為更主要原因是：1. 台灣債券市場不發達、2. 台灣股票市場太小，淺碟型使得系統性風險大增（齊聲喊漲或喊跌很常見）、3.1990年以來台灣房地產也曾經低迷一段時間、4.最主要，台商到中國或外國投資有成，三、四、五年級生財富累積到一定程度。

這些原因造就台灣房地產最近漲，而且甚至有段時間，豪宅漲得比一般住宅、店面還兇，很明顯是有財富者追逐出來的。

另外一提，身在中南部的我，也察覺到有北部人在搜購中南部工業用地、農業用地。

讚讚

你提到的這些，跟Henry George似乎沒什麼關係。（孫中山或Henry George主張過房租管制嗎？）

沒有必要因為張五常不喜歡Henry George，你就必須跟著把他貶得一文不值。沒錯，Henry George並沒有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但並不代表他的觀點就是完全錯誤。別忘了，Henry George主張的地價稅，是您文章中經常引用的Milton Friedman最喜歡（或是說最不討厭）的稅。許多經濟學家也一直把土地持有稅作為各國稅制改革的優先建議選項。

對土地課稅不在憲法財產權的保障範圍內。美國的不動產持有稅還是台灣的十倍以上哩。更何況，對所得課稅，就不算侵犯財產？

此外，我很好奇：您認為「土地供給不會改變，所以你怎麼課稅都沒關係」錯誤的地方在哪裡？是錯在「供給不會改變」，還是錯在「怎麼課稅都沒關係」？不管是孫中山或Henry George，有提過「怎麼課稅都沒關係」？

讚讚

我並不贊成空屋稅。

因為持有空屋本身就是一件高成本的事情，通常是因為交易費用過高（好房客或好買家難尋）或者租金投報率實在過低，屋主才會選擇空屋。

也就是說，一堆投資客選擇讓房屋空置，承擔利息成本與預期租金損失，只是為了等待房價上漲，這件事情本身就說明了投資環境出了問題。

為什麼可租卻不肯租？為什麼好房客難尋？為什麼預期租金收入那麼低？這些才是應該探究的。

讚讚

你的思維還是停留在：1.非因自身努力所賺取的報酬不正當，以及2. 不動產租值大部分來自於公共建設，這兩種老舊且昧於現實的錯誤觀念。

照你的思維，台北市一堆買下老舊公寓出租的投資客，就沒有必要花錢重新拉皮裝潢，也無須著重市場各式各樣風格品味了。

另一方面，location所帶來的租值，也往往甚至與公共建設無關。

大甲媽祖廟前、豐原廟東旁店面租金高昂，但公共建設投入遠不如台北的木柵蚊子館，你又如何解釋？

讚讚

猜? 想知道結論，何不去實地調查侷限條件? 在辦公室畫畫模型、跑跑迴歸，然後就想改造社會嗎?

好，就算交通建設是租值增加的主要因素吧，那徵收稅額的標準何在? 距離捷運 50m 跟 51m 只有 1m 之差，稅額要差多少呢? 又如果剛好在機房旁邊，又要怎麼徵收才 “公平"? 距離捷運更近，就一定 “更有價值所以要多徵收稅額嗎"?

不論怎麼決定徵收標準，都不可能公平，因為價值永遠是主觀判斷。不公平就容易引起社會衝突，到時又吵著政府出來解決，政府解決不用成本嗎? 政府又真能解決嗎?

最經濟的辦法，難道不是資訊儘可能公開，然後在未侵犯他人自由下，由市場自願交易? 每個人對同一塊地的出價都不同(價值是主觀的)，價高者得，市場是最民主的地方。

讚讚

你還是沒看懂我舉的例子。

台北木柵蚊子館，附近的動物園、道路與捷運設施，都是極高的公共建設投資，但並不保證動物園附近商家能就此得利。從政大往深坑一路就可得知。

而大甲媽祖廟附近的道路規劃之爛，顯見當年大甲鎮公所沒啥公共建設在此，但媽祖廟附近的店面租金與租值日益增長，這部份的增長顯然與公共建設投資沒太多關係。

更極端的是台北圓環小吃，因為政府介入投資反而一蹶不振，這是馬英九有名的政績，也是政府失敗的好例子。

我要你想到的重點是：如果說因為公共建設投資帶來的土地增值就該課稅，那為什麼沒啥公共建設投資的地點所享受的租值增長也該課稅？
更進一步談，那如果因為公共建設投資造成的土地租值減損，是不是也可以聲請國賠？

若真是這樣，那界線在哪？實務操作又如何判定？法院舉證與認事用法又該如何決定？

最後，我們法律制度存在的「地價稅」，可沒去區分「因或非因公共建設」，這點你明顯說錯了。你可以批評公告地價與現實脫節，但是地價稅制度本身沒有區分二者卻是事實。

孫中山主張「漲價歸公」，可也沒去區分公共投資。實務上我認為根本不可能區分得清楚。

而一個思維的形成，必然有其源頭。Adam Smith的invisible hand也非100%獨創；你老是要追到一個思想源頭然後才能批判的話，那你永遠只能怪上帝。

讚讚

我注意到一個用詞。我在回應中提到的詞是「合理」(reasonable)，您卻把用語改成「正當」(righteous)，所以您的想法比較接近法律人思維。我的回應從頭到尾都沒提及正當性甚至公平性，我說的是合理，合什麼理？經濟學家相信的道理（雖然不一定正確）。

地租怎麼決定？這樣說吧，我們決定租值的目的是要收稅，收稅的目的是要支持政府運作。所以可以這樣決定：在有良好政府治理的情況下，與無政府治理的情況下，相差的租值，就是政府稅收可以課徵的標的。由於商業倚賴政府的良好治理甚深，商業用地的大部份租值（至少高於鄉村農地部分），由政府課稅加以徵收，自屬合理。這是經濟學家會告訴你的事。

“Nothing can be more reasonable than that a fund which owes its existence to the good government of the state should be taxed peculiarly, or should contribute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greater part of other funds, towards the support of that government.” ~Adam Smith

這句話並沒有「政府的投入」與「稅負」必須同向增減的意思，反而是「收益」與「稅負」應同向增減。政府提供的不僅是道路，沒國防，沒警力，地租會差多少？能增長多少？縱使政府在地價（或租值）上漲中沒出什麼力，但如果沒有它，地價（或租值）不會上漲，那漲價歸公就屬合理。就跟關鍵技術一樣，一個技術如果關鍵，雖然研發成本可以很低，取得者最後也免不了付出高價。之後你有更好的新產品，卻仍倚賴原來的關鍵技術，這技術並沒有更新，但你的授權費依然仍會付的更高，一樣的道理。

所以「地價」稅真正的意義是「收益稅」，很市場的一種稅，不是一般人認知的財產稅。可以課到什麼程度呢？課到投資者覺得投資信義區的素地，跟投資台東的農地，沒什麼差別。如此還可以縮短城鄉差距哩～

公共建設投資造成的租值減損，如果是傷害到地主的貢獻（如把地主種的樹砍斷，或破壞房子）當然應該國賠，但如果減少的是公共的貢獻（如政府發展信義區，導致西門町租值減少），當然不用國賠，你會得到的補償，是地價下降導致稅負降低。

民生主義強調的只有地價稅，孫中山說「講到照價抽稅和照價收買，就有一重要事件要分別清楚，就是地價是單指素地來講，不算人工之改良及地面之建築。」他的漲價歸公，指的也只是「眾人的力量經營而來的」部分，以「酬眾人改良那塊地皮周圍的社會和發達那塊地皮周圍的工商業之功勞。」這不過是外部效應內部化，標準的市場主義。

所以我回應的不是「現有制度」（你本文也沒談到現有制度），我回應的是你批評孫中山的部份。孫中山的主張其實與現有稅制差很大。更何況孫中山與亨利喬治，壓根沒提過租金管制這件事。抽稅不代表管制，你拿租金管制的例子，罵孫中山與亨利喬治，誰看的懂啊～

台灣目前地價稅的問題，是稅率過低而非過高，平均實質稅率大約在0.2%，比通膨率還低，很難說已經侵害到私人的租值貢獻。孫中山主張的地價稅率，最高也不過「值百抽一或抽二」。比起資本主義老大哥米國抽的房產稅率低。理論上也比較優（人家是房地一起抽稅，孫中山只抽素地稅。）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society, the real wealth and revenue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might be the same after such a tax as before. Ground-rents and the ordinary rent of land are, therefore, perhaps, the species of revenue which can best bear to have a peculiar tax imposed upon them.” ~ Adam Smith

亨利喬治與孫中山的思維，其實直接來自Adam Smith。這也是為什麼你喜歡的Milton Friedman（他算是經濟學中的右派），還有Joseph Stiglitz（算是經濟學中的左派），以及一票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那麼喜歡地價稅的原因。你恐怕找不到另外一種稅，能同時具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內涵。

你可以說他們老舊陳腐，但說到「基本經濟學概念掌握的夠不夠」，這個….連祖師爺都概念掌握不好，你的確有理由悲觀。

花太多時間了，有機會再聊吧。

讚讚

版大原文一開始，就有提到 “合理" 的 “不合理性"，並非都是用 “正當" 一詞。正當一詞，是版大從 imp 網友的回應中，引申出來的意涵。

卑微的經濟學，只夠好到能用來解釋世事，所謂合理不合理、公平不公平、正當不正當、應該要怎樣…，要不就是工程學、或倫理學的範疇，就不要再刁難經濟學了。

我覺得今天經濟學之所以容易被普羅大眾責難或輕蔑，正是因為有太多經濟學者和自以為了解經濟學的人，在做誇大不實的廣告，把經濟學給神話了，並享受著神話之後與真實世界的差異性來套利。這差異性指的是因為把經濟學捧得太高(例如侈言能改造社會云云)，所以就可以輕易放空(批評)經濟學，再讓自己擔任一付救世主的模樣。

所以，這些人神話經濟學，其實也正是想神話自己，這種行為還真符合經濟原則啊!

讚讚

There comes an Austrian… 🙂

亨利喬治的論述其實沒有新奇之處：他的主張跟亞當斯密，甚至更早的重農主義者沒有什麼不同。雖然論述基礎不一，結論倒是一致：政府的主要稅收，應來自地主（或地租）。

亨利喬治談的不過是前人已經提過的主張（l’impôt unique），居然能贏得「經濟學很爛」還有「經濟學文盲」這樣的評價，彷彿他鑄下什麼萬劫不復的錯誤一樣。這就令人驚奇了。

這類評價有時聽起來反而像是讚美。邊際主義引起「廣泛」討論，其實是在1880年以後的事。我強烈懷疑在亨利喬治撰寫「進步與貧困」之時（1879年），邊際主義已經廣為人知並為經濟學家所共同接受。所以，如果亨利喬治真的是經濟學「文盲」，他寫出的東西卻與（從重農主義以降）百年來的經濟學思潮一致，那真該說是經濟學天才了。

畢氏定理是公元前就發現的。但今天如果任何一個數學「文盲」，卻能導出畢氏定理，他是數學很爛，還是數學天才？

亨利喬治與孫文不過是copycats，但現在罵他們的，都不是罵他們「了無新意」，而是罵他們「經濟學很爛」（為何不是亞當斯密爛？）或是「經濟學文盲」（為何不是李嘉圖文盲？），以今冠古，這才是有趣的地方。

讚讚

即使是亞當斯密，其經濟思想也並非不能被挑戰，斯密著墨於自私之善帶來的經濟效應，但自私之惡呢？

讚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