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回台有位50歲男性患者，習攀高山，某次服用預防高山症的西藥後發生兩隻腳腳趾麻木，腳𧿹趾甚至失去知覺的副作用。
就診中西醫多次，均告知是該藥物副作用，只能等待身體自行恢復。但已過一年多，情況毫無改善。
另有肩袖損傷併網球肘、高爾夫球肘疼痛。前臂旋轉痠痛受限，手臂舉起同樣痠痛受限。
以心脈第二層滑澀，兩尺第二層弦滑澀為主要病脈。
針灸穴位：
腎關穴、人皇穴、陽陵泉、委中、外委中、養老穴、手三里、正脊一穴（全在患側）
均下1.5寸，手法引氣不留針
患者隔日來電：腳𧿹趾無感麻木完全恢復，後三趾恢復八成；手肘和肩膀也恢復行動，仍有痠痛但已無大礙。
另開方藥，尚未服用。
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源於1920年代末期美國農業危機。法案最初旨在通過提高農產品進口關稅來保護美國農民，但在國會審議過程中擴大到工業產品，對超過20,000種進口商品徵收20%至60%的關稅。
這項法案的通過立即引發國際報復。例如英國跟進《異常進口法案》和《進口關稅法案》(1931-1932)，對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
其他國家連鎖反應，如加拿大、歐洲等國紛紛對美國商品加徵關稅，導致全球貿易急劇萎縮。1929年至1932年間，美國對歐出口從23.4億美元降至7.84億美元。1929-1932年全球貿易總量下降約33%。
經濟學家Jakob B. Madsen研究指出貿易萎縮41%源於貿易壁壘。
這位經濟學家的研究還發現了兩個重點：
a. 關稅彈性約為價格彈性的兩倍 — 意思是貿易產品價格上漲10%，進口量下跌10%。但如果是關稅上漲10%則進口量會下降20%。
b. 競爭力變化需要兩年時間才能完全影響貿易流量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美股的表現：
我們回顧1928年、1929年美國政客推崇高關稅和高貿易壁壘的說詞：
1 保護美國農民與工業
共和黨參議員 里德·斯穆特（Reed Smoot） 和眾議員 小威利斯·霍利（Willis C. Hawley） 極力主張提高關稅，聲稱這將幫助農民和工人擺脫經濟困境，免於來自加拿大、阿根廷和歐洲的惡意競爭。
2 創造更多美國就業機會
透過提高關稅，美國製造商將有更少的外國競爭壓力，從而增加本土生產與就業機會。
當年政客口號：「買美國貨、僱用美國人（Buy American, Hire American）」。參議員 喬治·諾里斯（George Norris） 在國會發言中表示：「如果我們不對進口產品加以限制，美國工廠將被迫關閉，工人將失去生計。」
3 降低貿易逆差，讓美國變得更強大
主張提高關稅可減少美國對進口商品的依賴，降低貿易逆差，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此論點主要支持者是共和黨議員 查爾斯·柯蒂斯（Charles Curtis）。
4 關稅不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支持者聲稱，提高關稅不會顯著影響國際貿易，因為「外國仍然需要美國市場」，美國經濟強大，全球供應商不可能放棄這個市場。
此論點的主要支持者，就是一開始反對提高關稅，但後來又簽署法案同意的時任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
結果發生了什麼？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我們用五個案例分析：
汽車業最能體現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矛盾影響。1930年前，美國汽車業正處於快速發展期，大量零部件依賴進口。法案提高零部件關稅本意是促進國內供應鏈發展，保護就業。然而，其他國家的報復性關稅嚴重打擊了美國汽車出口。
當時福特、通用等美國車企正積極開拓海外市場，歐洲各國提高汽車進口關稅導致銷量驟降。同時，零部件成本上升推高整車生產成本，降低了競爭力。據統計，1929至1932年間，美國汽車出口下降超過60%，多家零部件供應商破產，反而加劇了失業。
這個案例顯示了全球供應鏈高度互聯的特點，以及保護主義政策可能產生的反效果。雖然汽車業是法案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但最終成為受害者。
該關稅法案最初是為解決農業危機而提出，但小麥農民的遭遇恰恰反映其失敗。1920年代，美國小麥產量過剩，價格持續走低。法案將小麥進口關稅提高17%，試圖提振國內價格。
然而，歐洲各國和加拿大隨即對美國農產品徵收報復性關稅。1929至1932年間，美國小麥出口量下降超過50%，農產品價格進一步崩潰。由於前期大量借貸購置農業機械和土地，眾多農民無力償債，被迫拋售資產，加劇了農業危機。
1929-1932年間美國小麥價格急劇下跌：
三年間總跌幅達63.5%，其中1929-1931年跌幅最大，反映了大蕭條初期農產品價格的崩潰。
這一案例表明，在商品高度依賴出口的情況下，單純提高進口關稅無法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相反，貿易戰導致出口市場萎縮，讓農民的處境更加艱難。
作為美國最大貿易夥伴，加拿大的反應最為激烈也最具代表性。在法案通過後，加拿大立即對16種美國商品徵收高額關稅，包括農產品、機械設備等，這些商品占美國對加出口額的30%。
為降低對美國市場依賴，加拿大加強與英聯邦國家的貿易聯繫，通過渥太華協議建立英聯邦優惠貿易體系。1932年，加拿大對美國出口較1929年下降65%，自美進口下降75%。這嚴重影響了美加邊境地區的經濟，多個工業城市失業率激增。
加拿大的報復不僅造成雙邊貿易萎縮，還推動了區域貿易集團的形成，加深了世界經濟的分裂。這個案例展示了貿易戰如何損害互惠互利的經貿關係。
而當年經濟實力尚且能與美國一搏的英國發起的英聯邦關稅優惠聯合，也說明美國以外的世界只要整體經貿體量夠大，是可以拋開美國自成體系。
經濟學研究也指出，當時英聯邦體系內的國家，受到美國大蕭條影響是相對弱很多。
美國鋼鐵業是法案最積極的遊說者之一。1920年代，歐洲鋼鐵業恢復生產，低價產品衝擊美國市場。法案將鋼材關稅提高到40%以上，初期確實減少了進口競爭。
然而，高關稅帶來連鎖反應：汽車、造船、建築等下游產業成本上升，需求下降；歐洲國家對美國鋼材徵收報復性關稅，嚴重影響出口；原材料如鐵礦石的進口成本上升。1932年，美國鋼鐵產量較1929年下降60%，就業人數減少45%。
這個案例說明，在產業鏈緊密相連的情況下，保護某一環節可能損害整體利益。鋼鐵業最終也未能從貿易保護中受益，反而陷入更嚴重的衰退。
1929至1932年間，玻璃行業產值下降40%。雖然部分大型企業通過提價維持了利潤，但總體需求萎縮導致小型廠商大量倒閉。這個案例顯示，高關稅雖然可能保護部分企業利益，但最終損害消費者福利，擾亂市場秩序。
總結：
a. 對大蕭條前的全球貿易戰研究我們可以知道，關稅提升對貿易量打擊效果遠高過單純貿易商品價格升高。其彈性係數達2倍。
而對貿易量打擊效果大約要法規實施後2年浮現。
b. 所以政客原本聲稱要保護的對象，往往成為慘痛的受害者。
c. 貿易報復是政治上不得不然的舉措，即便經濟學再怎麼指出貿易戰有害無益，民主制度下就是會讓美國這種國家不去檢討自身經濟競爭力衰退的現實（如疊床架屋的管制法規、過高的社會福利墊高的人力成本），而是採取開第一槍貿易壁壘競爭的政治手段。就算現代政客記得1920、30年代大蕭條的教訓，但民主制度的天然弊病就是會逼得他們採取愚蠢且錯誤的策略。
就像那本探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名著「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點出，當年的侷限條件和政治需求，逼得歐洲政客走向他們自己根本不想打的一次世界大戰。且直到付出3500萬人死傷的代價方才暫時停止（如果我們把二戰看成沒打完的一戰）。
我們也看到，上任美國總統拜登雖然以批評川普貿易戰為選舉主軸，但4年任期卻是加劇各種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在在說明如今的貿易戰就像一戰，是一場換哪個人來主政都阻止不了的自殺、玉石俱焚式夢遊。
參考文獻：
Trade Barriers and the Collapse of World Trade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Apr 1, 2001) by Jakob B. Madse
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 OF 1930 (November 7, 2024 ) by conimby
Tariff Act: The Tariff Act of 1930: Unpacking the Smoot Hawley Tariff (12 Jun 2024) by FasterCapital
元毓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