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019年間，Trump政府已經對美國農民提供$280億美元補助，聲稱是「為了彌補貿易戰損失」。然而這些彌補可能遠遠大過實質損失，據學者研究推估，某些棉花農民請領補助是損失的33倍。
本次Covid-19疫情，美國農業部已經發放農民疫情補貼總額達$160億美元，才短短幾個月就超過前述2年貿易戰補貼總額。
Kansas State University兩位農業經濟學家Joseph P. Janzen 與 Nathan P. Hendricks共同發表論文指出在玉米、棉花、高粱、大豆與小麥農作上，美國政府所提供2018年的補助是推估損失的8倍，2019年補助更是推估損失的33倍。研究更指出2019年的倍數拉高主因在於聯邦政府農業部『刻意放寬』審核條件。
另有經濟學家Colin A. Carter（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與Sandro Steinbach （康乃迪克大學）合作研究指出Trump針對中國搞的貿易戰結果只是讓本國農夫受損（明顯與Trump聲稱的貿易壁壘保障美國農民扞格），同時南美洲與歐洲卻因美國自設的貿易壁壘漁翁得利約$135億美元。
之所以發生領受補助數倍高於損失的一個重要原因來自於：大型農場或政治關係較好的農夫獲得較高補助，同時這些農夫也存在「重複申請領取補助」的現象。
例如紐約時報就報導DeLine Farms Partnership在這兩年領取貿易戰補貼$280萬美元；而我查詢美國農業部資料更發現DeLine Farms從1995年以來領取各種名義政府補貼合計達$1370萬美元。
西維吉尼亞州首富，同時也是共和黨籍州長Jim Justice，身價數十億美元，也在這兩年領到$37.5萬美元補貼。
其結果是Trump在位前三年，美國農夫平均收入成長42%，但多數落在中產階級以上的農夫。這些農夫許多根本只是擁有大片農田而自身從未真正耕種過。美國一個人盡皆知的祕密，即真正從事第一線耕種工作的許多是非法中南美洲移民工，這些人是不可能拿到前述補貼，但卻會受到貿易戰、疫情封鎖的實質經濟損失。
經濟學大師Aaron Director於1960年在芝加哥大學擔任學報主編時就提出著名的「Director’s Law」，但因其本人終生不太動筆寫文章，所以此定律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J.G. Stigler在1970年寫下發表。
該文指出：
公眾支出主要由中產階級得利，代價卻有相當部分是由收入曲線兩端–貧者與富者–承擔（Public expenditures are made for the primary benefit of the middle classes, and financed with taxes which are borne in considerable part by the poor and rich.）
其背後的經濟邏輯是美國政治體制下，政客維持自身政權必須討好中產階級。
該文以加州高等教育為證，明白點出加州是以窮人收入補貼較富裕者子女高等教育。
以1961年為例，加州63％稅收是由年收入$8000以下的家庭承擔，但子女進入加州大學卻是年收入超過＄8000的家庭佔77%。
這是說，繳63%稅款族群子女僅佔加州大學體系23%的入學人數。
甚至根據Stigler研究，把時間往前推到19世紀，能從小學畢業者也絕大多數來自中產階級子女。研究更橫向延伸發現消防與警察治安服務同樣存在窮者富者支付補貼中產階級的狀況。
回到農業補貼上，早在1965年經濟學家John E. Floyd就發現無論是農產品價格管制或政府補貼，最後受損者是那群勉強付得起日常三餐的窮人，而真正得利者是大地主。
而我認為從經濟學邏輯看，姑且不論Director的「偏好中產階級」主張，任何農業補償都難以避免各種訊息費用 — 例如去年產出量不保證今年產出量、農產品現貨期貨價格變動或損失額度計算…。這使得公務員為了行政方便與杜絕紛爭，以土地面積與登記產權狀況為計算單位顯然是最低訊息費用的一種選擇。如此運作下來，這類農業管制、農業保護政策、農業補貼最終還是由持有最多農地或政治關係最佳者勝出。
從另一方面看，農業相較於工商業或服務業，是需要更多「土地要素」投入的生產活動，尤以「土地面積」顯著。這個特點會因為農業機械前提投資的關係更受到產出作物與相對映的「規模經濟」條件約束。
雖然短期且微觀地看，中產階級似乎得利。但從更宏觀社會整體經濟活動角度切入：
a. 資源配置人為錯誤扭曲，造成美國農夫持續產出超出市場需要的農作物，所以我們看到不僅這次Covid-19疫情，幾十年來美國已有多次傾倒鮮乳或農作物投海的舉措。
當然這也包括十幾年前我談過的「休耕補助」問題 — 付費要求農夫不生產。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爬文。
b. 其他更需要資金投入的項目被排擠。如前述Trump在位前三年，美國農夫平均收入成長42%，但此收入增長並不是因為「美國農產品競爭力提昇」，而是來自於政府補助。資源有限的前提，非因生產力提昇的收入增長完全就來自於其他生產活動。這必然擠壓其他生產活動對未來的必要投資資源。
c. 而所謂的「農業損失」根本來自於政客的人為障礙。這是說，如果沒有政客操弄國家安全議題，根本就不需要設置這些貿易壁壘，也根本不會有移民障礙，美國農業本身自然可以享受開放市場帶來的獲利以及更廉宜勞力的輸入。這是說，民主制度本質就會有一群寄生蟲般的政客創造議題、創造「被需要」的假象，透過稅制、市場法規限制與印鈔票等手段收取本來可更有效率經濟活動的部份收入，東搬西移的過程似乎在解決人民的問題，但其實只是在解決政客的收入問題。
參考資料：
- New York Times, “Farmers Get Billions in Virus Aid, and Democrats Are Wary" June 07, 2020
- Joseph P. Janzen & Nathan P. Hendricks, “Are Farmers Made Whole by Trade Aid?" Applied Economic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Volume42, Issue2, June 2020, pp. 205-226
- Colin A. Carter ＆ Sandro Steinbach, “The Impact of Retaliatory Tariffs on Agricultural and Food Trade" NBER Working Paper No. 27147, Issued in May 2020
- George J. Stigler, “Director’s Law of Public Income Redistribu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3, No. 1 (Apr., 1970), pp. 1-10
- John E. Floyd, The Effects of Farm Price Supports on the Returns to Land and Labor in Agriculture, 73 J. of Pol. Econ. 148 (1965).
元毓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