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毓說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的生物學教授Elena Miu與Luke Rendell研究Mathworks Software 舉辦的程式編碼競賽，從1998～2012年，共14年19場公開競賽，近2000位參賽者提供超過45000份原始碼。比賽雖是解決科學問題，但並不存在單一正確的解答。評審依據程式碼的簡潔性與可用性來評分。

所有的程式碼與評分均公開，因此新比賽的參加者可以參考前屆比賽的內容。

這兩位生物學教授將對此程式碼的文化演化（cultural evolution）發現於2018年6月發表在知名期刊Nature的子刊Nature Communication上：

1. 從比賽內容可以看出參賽者均嘗試在模仿與創新上取得平衡。
   
2. 三種比賽策略，分別是「複製者（copiers）」、「標新立異者（mavericks）」 與「務實者（pragmatists）」。
   複製者幾乎複製前人較為成功的程式碼，僅嘗試細節微調；標新立異者則不管前人代碼，自己硬幹另闢蹊徑；務實者則是綜合二者，既參考前人成功代碼，也提出更多創意做較大幅度修改。

3. 其結果是務實者的平均分數遠高於其他二者。
   
4. 75％提交的程式碼幾乎都只是微調或細部修改前人之作。
   
5. 少數標新立異富含原創性的程式碼中，大部分都失敗，解決問題能力遠低於另二種策略。但少數中的少數原創程式碼卻真能取得革命性進步。
   
6. 這些極少數的成功原創代碼很快被複製者、務實者模仿並改進，代碼更為簡潔，處理問題成效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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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學者的研究相信對於我們這些經營過事業的人來說非常貼合實際經驗。完全原創的解決方案九成比舊方案還不如，只有少數會成功。模仿與改進前人方案的作法永遠是成功率最高、風險最低的安全策略。

如知名科普作家Matt Ridley就主張人類的創意也是會交配與演化，在競爭之下適者生存。如今看來再複雜難懂的高科技，也都是從一點一點簡單的想法創意彼此交互影響演化出來，沒有人不是站在前人肩膀上。

即便大眾看來橫空出世的愛迪生發明電燈，事實上在當年也早有許多組人馬進行相關研究。例如英國的物理學家Joseph Swan就比愛迪生更早展示他發明的電燈泡（incandescent bulb），並嗣後與愛迪生發生法律糾紛，最終以雙方和解收場。（這邊專利從業人員不禁懷疑愛迪生電燈泡專利的新穎性何在？）

同時期俄羅斯的Alexander Lodygin也發明了電燈泡。事實上根據歷史學家Robert Friedel、 Paul Israel 與 Bernard Finn三人的研究，與愛迪生同時期至少有23組人也各自發明了電燈。

不客氣地說，即便愛迪生在發明電燈之前不幸逝世，這世界享用電燈的時程甚至不會被拖延到一丁點。

而這些人在燈絲製造工藝、玻璃製造工藝、發電與電流配置等等工藝上，也都是站在前人的發明上加以結合改進。與此同時，用電發光在當年甚至已經不是「原創」想法，只是還沒人找到如何工業化大量生產的低成本方案罷了。

更進一步，我們亦可指出現代生活可見的所有產品與服務，細拆其生產要素，無論有形無形，甚至包含到產品設計風格、畫風…等抽象元素，我們都找不到「真正的原創」。

為何？因為需求定律使然，為了能獲利，為了能提高商品服務賣出機率，供應者必然多尋求成功率最高的策略 — 前述論文的務實者策略。

少部分供應者當然可以嘗試拉高原創性，但依然受到市場競爭的約束，造成9成以上冷門音樂永遠也不會成為大眾流行。

因此當某人哭么中國大陸某款熱賣遊戲只是模仿日本某款經典遊戲的畫風時而忽視遊戲內容有多麼不同時，我的看法只是某人的政治偏見在發作而已。如果光是模仿某經典遊戲畫風就能成功，為何市場並未充斥該種畫風呢？

參考文獻：

• Elena Miu, Ned Gulley, Kevin N. Laland & Luke Rendell, “Innovation and cumulative culture through tweaks and leaps in online programming contests." Nature Communication, June, 2018.
• Matt Ridley, “The Evolution of Everything." 2015.
• Robert Friedel & Paul Israel, With Bernard S. Finn. “Edison’s Electric Light, Biography of an Invention." 1986

華爾街日報這篇社論不小心說出美國人的真心話，哈！

「既然中國掌握全世界70％的鋰供應，與83％的電池陽極供應，或許拜燈可以用美國對台灣的控制權交換鋰供應（China controls 70% of the world’s lithium supply and 83% of the anodes used in batteries. Maybe Joe Biden can trade control of Taiwan for lithium.）」

WSJ有趣的歷史短文–「The Business and Pleasure of Dining Out」。

歐洲歷史自古沒有餐廳，古羅馬時期僅有類似路邊攤的熟食小販叫「thermopolium」，提供底層工人「帶了就走（to-go）」簡易餐點。

遭火山爆發掩埋的龐貝城（Pompeii）就挖出150攤thermopolium。

時間來到中世紀（Middle Ages），當時的歐洲依然僅有熟食路邊攤「cook shop」，如果要坐下來吃飯，只有修道院或部分小酒館有提供餐點，但不能點餐，主人提供什麼就得吃什麼。並不存在現代意義的餐廳 — 有專職廚師、服務生與菜單。

當時的朝聖者旅行指南就說明富裕的朝聖者務必自帶廚師隨行。

西元十世紀到十三世紀，歐洲人如要找這種現代化餐廳，只能上中國（宋朝）開封，那兒有各種菜系的專業餐廳，滿足旅客官員不同餐飲宴會甚至舉行會議需求。

歐洲要等到1760年代，才首先在法國出現可以坐下點餐的餐館。這種新興服務供應者稱可以提供讓客人恢復身體健康（法文：restaurer）的濃湯或清湯，這也是為什麼英文的餐廳一詞是"restaurant"。

1782年，西方世界終於由Antonie Beauvilliers設立第一家現代意義的餐廳 —  「La Grande Taverne de Londres」，基本上就是複製法國宮廷的菜色與服務方式。很類似民國初年北京市有的「仿膳飯莊」。這也是為什麼在19世紀以前，西方語言中"restaurant"這個詞專指「販賣法國大菜的高級場所」而非一般餐館。

美國則要等到1830年才有第一家餐廳落腳紐約市，由Delmonico兄弟開設。Delmonico’s也是第一家提供「單點（la carte）」與「定食（prix fixe）」的餐廳，對19世紀的美國人而言是從未聽聞過的新奇體驗！

20世紀初美國禁酒令（The Prohibition）害得幾萬家美國餐館關門，這段期間（1920～1933）僅有違法的私酒館（speakeasies）與家庭餐廳得以生存。

法律經濟學談的禁酒令惡法怎樣催生美國最大幫派黑手黨，甚至禁酒令之所以得以憲法修正案形式通過國會與當時美國婦女首次享有投票權有關…等等題目我過去都談過，此處就不重提。

這邊簡單提兩句經濟學觀點：

I 歐洲之所以幾千年沒有如中國發展出餐飲業的根本原因就是「太窮」。由以下這張歷史GDP圖可以看出，1600年以前歐洲的收入都低於中國，尤其中世紀西歐收入只有中國的1/3。整體社會租值太低時，餐廳的上頭成本不但無法回收，甚至連直接成本要損益平衡都很難。

II 台大法律系教授李茂生曾針對某台中高檔餐廳尚未開幕就倒閉事件，批評該餐廳「有錢裝潢沒錢發薪水」。

此教授經濟學觀念不足之處我在2017年「象牙塔教授，這叫消費者盈餘榨取」一文解釋過，轉貼部分如下：

很明顯論者壓根就沒有開店的經驗，以為人力是隨時請隨時有，而且來就能上線工作毋須教育訓練也不用過濾的。
我自己曾經為了在信義區開百貨公司專櫃，104等求才管道花了幾萬元刊登，2個月內面試將近幾十位求職者，超過9成根本不能用。能用的一成，你還得跟大品牌競爭 — 人力通常更願意去知名品牌大公司工作，無名中小企業甚至要開出比大公司更高的薪水才請得到或留得住人。可是增加的人力成本很可能也吃光獲利。

請人哪那麼容易？

同時這位大教授也沒有經濟學成本的觀念（特別是上頭成本與營運成本），才會說出「花大錢裝潢然後不喜歡花一點小錢請人」這種話。

裝潢費用屬於上頭成本，是下注之前對於市場判斷與定位的成本，一旦下了注要開檔，這個成本對於經營者的行為在經濟學上已經失去任何影響，因為這已是歷史成本，而歷史成本不是成本。經濟學看的機會成本永遠是指「對未來選擇的最高代價」。

裝潢後如果人力無法支應，開門營業帶來的收益不足以cover日常營運成本，甚至因人力素質未達標準可能砸了招牌商譽的風險下，理性經濟決策當然是暫停營業！

我不認為這篇新聞中的苦主全是因為一例一休而出現人力問題，我推測他們應該本來人力就很吃緊了，可是越趨僵化的台灣勞動法規使得經營難度大大提高。
開了店可用人力資源無法完美供應，在百貨公司業界是早就存在這種狀況。樓管一般會在新櫃開張但人力不足情形下幫忙調度借人，這也是樓管的工作權責範圍之一。反過來想，如果此類狀況不是常發生，那百貨公司也不會設置樓管負責這部份的調度工作。

也就是說，真實世界中此類狀況遠比這些象牙塔裡的學者所知來得實際而頻繁。從經濟制度分析角度來看，缺乏彈性的勞動法規的確會加劇與惡化這種困境。

台灣很可悲的，是參與政策決定的環境中竟充斥這類毫無經營經驗的人，還說話最大聲。

 

WSJ值得警醒的一篇文章，重點摘錄如下：

1. 出乎意料的，美國在疫情肆虐、罹病與死亡人數世界難波萬（截至今日，美國累計確診病例722萬人，死亡20.6萬人），失業率一度突破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新高，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高達數千萬人的時刻，美國IPO市場（Initial Public Offering Market）卻也贏來史上榮景 — 截至9月底，總初次上市公司累計籌資金額達$950億美元，僅次於2014年的$960億美元，是2000年網路泡沫以來第二高記錄！
2. 2020年平均每家新上市公司都享有24%溢價發行。
3. 主要吸金領域分別是：金融，電腦電子相關與醫療健康產業（finance, computer and electronic, and healthcare）。佔今年籌資總金額80%。
4. 稍微讓人放心的，是今年新上市公司數量僅235家，遠少於2000年瘋狂的439家。
5. 連股神巴菲特都打破幾十年來的習慣，參與了資料處理公司Snowflake Inc的首次公開發行認購，出資$7.35億美元。
6. 然而兩年前IPO市場還是蕭條到部分專業投資人與公司CEO以為「跟死沒兩樣」。許多當年的獨角獸公司因此選擇私募而拒絕上市。
7.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空白支票公司（blank-check companies）在IPO市場大行其道，對我來說是一種危險訊號。
8. 今年IPO籌資40%流入這種以金融併購操作為目的的空白支票公司，專有名詞稱之為SPAC（Special-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
9. 另外一個危險訊號，美國政府通過新規則，是紐約證交所與Nasdaq均也在修改既有規章，讓「直接掛牌（direct listing）」公司可以跳過投資銀行自行上市，且不再限於員工或既有股東持股部分公開發售，而是可以另外發行新股籌資。這在如今的超級寬鬆貨幣政策氛圍下，恐怕成為吹泡泡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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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

1. 如同我在今年三月❮利率倒掛與repo rate❯與五月❮美國失業人數破2千萬為何股市上漲？再來怎麼看？❯這兩篇文章說明貨幣學大師們已經論證寬鬆貨幣政策如何透過注入管道之不同而產生不同財貨、資產價格通貨膨漲影響，我們著實看到美國股市在3月份落底之後的瘋狂漲回（見圖）。

• 身為投資人，我們需要擔心的是美國政府在今年推出的多項救急經濟方案，均可能因為執政效率不彰亦或利益衝突而執行力低下，導致許多等不及的中小企業實質倒閉。
  
  例如Fed 在今年四月份推出號稱金額高達$6000億美元的Main Street Lending Program，計畫購入中小企業與非營利組織的債權，但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截至9月18日，真正被執行的金額竟然僅$14.5億美元，佔總金額0.2％。
  
  背後複雜的利益糾葛與衝突我就不細說了。對投資者而言，我們要小心政客的口惠而實不至。
• 從我的經濟分析來看，美國實質經濟重創並非來自於疫情而是錯誤的防疫反應與封鎖，這點許多經濟學家近日的研究發表亦有類似觀點，也不多提與我所見相同的Michael Burry這半年來在推特上一反常態地大聲疾呼。
  
  而寬鬆貨幣政策推升資產價格不僅僅在股市面呈現，我們也看到今年美國房市的驚人漲幅與購買需求。
  
  要擔心的是，當美國經濟真正開始復甦時，這場貨幣幻覺派對恐怕就要結束了。

 

科學哲學大家Karl Popper以降的科學方法論來看，中醫的上述學說都存在「定義不夠精確」以及「容易落入循環論證（tautology）」的問題。循環論證之所以不具備科學解釋力，是因為該理論「永遠對，不會錯」，從而失去科學理論的基本性質 — 可證否（refutability）。

但tautology本身並非不科學，而是我們如果能夠指明：a. 特定場景下名詞的切實定義、b.客觀侷限條件（observable constraints）與 c. 內在自洽邏輯，我們一樣可以得到符合「可被證否（refutable）」的科學性解釋。

以經濟學為例，貨幣學大師Irving Fisher提出的「費雪公式」— MV=PT（貨幣總量X貨幣流速=物價X交易總量）就是一個tautology，但後來如諾貝爾獎得主Milton Friedman提出，特定客觀場景下我們可以使貨幣流速與交易總量不動，從而論證貨幣總量影響物價，並從而證實美國聯準會在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的錯誤貨幣緊縮政策造成大蕭條的發生與延長。一個循環論證的理論就具備科學解釋力。

回過頭來，如果我們在人體疾病相互影響之間能夠指明特定場景與條件，上述傳統中醫論理同樣可以達到科學性解釋力。

其中，拙見以為，定義與內在邏輯更清楚的陰陽五行與臟象說，均較精氣說更容易得出「可證否理論」也更具備科學性。因為各說定義精確性，拙見以為臟象>五行>陰陽>精氣，內在邏輯清晰性以及現象的可客觀觀察性也有同樣的比較關係。

因此如搭配脈相（寸關尺的陰陽、臟腑對應與脈相變化），我相信中醫可以像經濟學當年相對於物理學般，自創一套具備真實世界解釋力的科學方法論，同時符合主流科學的要求，甚至比西醫以統計學為主的方法更科學。

比如我們指明某病人的詳細可觀察病症、脈相，指明背後的病機症候邏輯，並可預測施以如何性質的藥物、方劑或針灸，病人在前述可觀察病症脈相上應有怎樣的對應變化。

西醫的醫療統計往往無法做到前述，只能假設參與實驗的亞健康者也是健康，亦或罹患相同病名者條件均相同。但事實上同病不見得具備同樣試驗條件。

以上簡略心得希望可以給有志於中醫基礎學術研究的朋友一點思考的線索。

WSJ報導日本Softbank在美國針對幾家科技股的選擇權作多，據該公司繳交證交會的報表金額高達＄40億美元，連結個股總金額達$500億。

目前曝光的選擇權連結股票有Amazon、Microsoft、Netflix與Tesla。某些市場人士相信這是造成美國科技股近日瘋狂漲幅的原因之一。例如Apple從七月到九月初，市值增加＄7千億美元。Tesla市值翻倍還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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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

1. 選擇權會到期，到期卻看錯方向是會虧損的。這與持有股票不同，後者沒有到期日，因此看對長期趨勢始終能獲利，並不會有長期趨勢看對，但因短期價格變化沒掌握到而受損。

此外，選擇權歸零的概率遠遠高過股票價值歸零。

2. 因此，會在這個時間點作多選擇權，是對短期波動的預測相當有信心了。

近日採取同樣操作的是傳奇操盤人Michael Burry，就是電影「大賣空」那位獨眼醫生。Micahel揭露的F13報表也顯示他重壓36％ Scion基金的資產（約$1.1億美元）在Google母公司Alphabet的選擇權上。

3. 但也因為選擇權到期限制，我相信孫正義或Michael Burry都會很快就獲利了結，以免夜長夢多。

4. 巴菲特過去40年的操作，也幾次以「賣出賣權」的方式降低買股成本。

華爾街日報我相當喜歡的專欄作家Jason Zweig這篇「Apple Still Wears the Market Crown. It Can Easily Slip」整理了美國股市歷史上市值最高的股王簡史，相當有趣，摘錄重點如下：

1. Exxon石油公司從1930年到2010年代始終是美國市值前五大公司，然而2020年卻連前三十都排不上。

2. 1925年十二月到2020年七月為止，美國共有24,979家公司上市（包含不動產信託），但僅有11家成為股王（以總市值論）。

在11家股王中，AT&T盤據了這95年中43％的時間，甚至在1930年代，單單一家公司就佔美國總股市1/8的市值！即便到1960年代都還佔1/12。

IBM當股王時間長達20%；Exxon達10%；通用汽車（GM）佔6%，然而這家曾經的汽車巨無霸如今連美股前150名都排不進去。

3.特別點出Exxon失去股王寶座有一部分來自於該公司的大規模股票買回。從2004年到2020年，Exxon支出$2314億美元回購並注銷自家超過1/3流通股票，造成市值大幅縮水。光是此股票回購支出的現金，就足以100%買下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市值排名第27。

4. 其中有些短命的股王，例如我曾經持股好幾年的煙草公司Altria Group Inc.（原Philip Morris Cos. Inc.）當過34天股王；廉價超市Walmart則當過3天股王。

5. 如今的股王是Apple，市值$2.29兆。自己減資的Exxon則縮水至$1670億美元。

如同台灣口罩管制事件一樣，中美貿易戰打到現在始終印證經濟學的科學預測力。

根據美國商務部最新資料，七月份美國對外貿易逆差來到2008年以後新高 — $635.6億美元！（見圖）

老讀者應該不陌生過去我們談過：1.為何「美國貿易逆差是美國政客不要臉的假議題」與 2. 在某些侷限條件下，中美貿易逆差反而會因為川普的舉措放大而非縮小。

華爾街日報稱：德國經濟很有可能V型反轉，恢復正常。

而德國之所以可以快速從疫情中恢復的主要理由有二：

1. 以相對輕度的管制措施應對疫情。

2. 中國市場的快速回升 — 德國對中國六月份出口相較去年同期成長15.4％；但德國對美國六月份出口卻是衰退20.7％。

身為歐盟最依賴出口的經濟體，中國市場對德國的復甦重要性由此可見。

我查到的德國對外出口數字，2019年美國排第一（$133.52B）；中國排第三（$108.32B）。以上述六月份此消彼漲的比例看，美國可能失去德國對外出口國家第一名地位。

 

我並非從水資源困境，而是從電力供應質、量與可靠性與4奈米以下矽晶片會碰上的量子力學困難兩個角度推估。
關於第一點：

「…台積電去年一年用了130億度的電，但光是明年第一季要量產的5奈米，用電量就比起東台灣56萬人口的用電量還要大。
加上年底動工的3奈米，預計在2022年量產，一年用電更高達77億度，相當於去年總用電量的59.23％，並且超過台南市一年的民生及商業用電，用電量接近全台灣的3％，成長速度有如吃電怪獸。…」

假設市場需求大到3奈米廠需要幾座，台灣未來20年50％以上靠火力（尤其是燃燒天然氣）的電力規劃根本不可能在保證可靠性下供電。只要幾個大規模軍事演習造成海上LNG船供應不順暢，就很可怕了。

再加上政治軍事風險，Apple、AMD、Qualcomm這類大廠不見得樂見台積電一直是「唯一」小尺寸製程晶片製造供應商。

關於第二點，以目前4奈米鰭式電晶體的實驗成品來看，4奈米的絕緣層厚度僅有6個原子寬度，尺寸繼續縮小但不更換材料的前提下，量子隧道效應將會大幅降低晶片的成品良率，我的估計是不良率造成的成本提高很快就會吃掉繼續縮小尺寸提高的經濟利益。

目前只有手機或移動裝置才有足夠誘因與付費意願使用這麼小尺寸製程的晶片，但以移動裝置經通貨膨脹調整的實質價格，20年來是快速下滑的前提下，當前述經濟效應出現時，再加上多數手機效能已經達到多數人日常所需，高效能手機越來越利基市場時，三個條件匯聚，我懷疑廠商下單購買更小尺寸的晶片熱情是否能夠持續。

若單量不夠，規模經濟出不來，又會回頭造成更小尺寸晶片平均生產成本更高。

在這段碰壁期（我認為時間可能長達數年），因美國封鎖而被迫移轉大量資源到晶片製造上的中國就有了追趕時間。

別忘了，中國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個，可以自己生產晶片生產線上幾乎所有所需零配件、化工、稀土原料的國家，包含ASML背後德國蔡司所具備的光學鏡頭打磨。

是的，中國技術都差人一截，但人家是站在「有」的基礎上。換言之，當今天是台積電被美國封鎖，禁止ASML出口機器給台積電時，又會怎樣？

當然我就不提當年協助台積電在縮小製程上突破的幾名大將，目前都被挖角到中國的現況了。

本來毋須多言，但避免誤會所以多提一句：我並非稱10年後台積電就沒有優勢，只是優勢差距將不再如此「近乎絕對」。大白話就是：邊際租值因競爭而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