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份: 十二月 2014

2011年清大某位自命清高、憂國憂民的彭明輝教授宣稱石油危機就要來到，傳統經濟學都看不到甚至拒絕相信這個趨勢。

他撰寫了「「石油危機」是危言聳聽？」一文，批判了經濟學（但其實他根本不懂經濟學）同時還預言了石油危機將發生。小弟曾寫過一篇「是多元視野的經濟學？還是程度太差的經濟學」，直接點出 —

彭教授要批判經濟學理論上有什麼缺失之前，自己得先成為經濟學專家再說。偏偏彭教授屢勸不聽，後續更多荒腔走板的經濟學評論文章讓眾多經濟學專業網友也看不下去。

姑且不論這些爭論，我在我的「多元」一文中結論明白點出：

諸多經濟學大師均認同：「要看一個人真正的意向，唯一的方法就是叫他拿錢出來下注。」

彭教授多次反覆地認定石油危機即將來到，也就是說市場上我們應該看到石油價格攀升入天；而從「口嫌體正直」這個經濟學鐵則來看，彭教授也應該真金白銀地賭身家，拿財產來做多石油期貨，為他自己的「石油危機」理論背書才對！

當然，我無從得知彭教授究竟有沒有下注，但是我可以確定的，是當年聽信彭教授那漏洞百出的分析預測（既不懂經濟學，更枉論不懂石油開採提煉等知識）而作多石油期貨的，到2014年已經破產被淘汰出局！

2011年11月，彭教授撰文時間起算，到2014年12月21日，西德州輕石油價格從每桶95.52美元，直跌落致今日的53.69，跌幅高達43.8%！！幾乎是一個人的財產腰斬！

換算同時期S&P500行情上漲「65.25%」為機會成本。要是真有個聽信彭教授言論的年輕人，2011年拿錢出來作多石油，放到現在等於每投資一元就是虧光了這一元！！

當然不可能長時間期貨作多，但很顯然所謂的清大大師的市場行情預測，是如此的不堪檢驗。可想而知的，大師會說自己是憂國憂民地點出危機，並不是預測市場；然而，檢驗真理的唯一方法就是實踐，而市場才是最殘酷無情客觀的實驗室。

據報載，台北市「自己的勞動局長自己選」活動截至12/5，共有1萬多人登記投票，共130人登記參選。

上回簡單的談了從經濟分析角度，柯文哲這種「外包回選民」的措施有什麼問題。這次我再從經濟學分析來預測會有什麼情況發生。

首先，這場選舉必須登記後才有選票，同時又不是一個人人「自動有投票權」的正規選舉，換言之，這是一個會發生偏好選擇的選舉制度 — 特別關心此議題的人才會去登記投票。

什麼叫「特別關心此議題」？顯然多半會是利害相關，或根本就是候選人背後群眾的一場選舉。

這樣的選舉有兩個問題：

1. 代表性不足 — 難道投給柯文哲的70幾萬人都同意這樣？現在登記的1萬多人又能代表全台北市？

2. 從經濟分析的角度來看， 任何人的任何行為，都可以從終身收入角度切。

出來競選這個勞動局長，就算選上了也區居於市長之下，雙方政見不合，80幾萬票民意基礎的市長當然不會甩這個居下位且民意基礎薄弱的局長。

也就是說，在職位穩定性很低的情形下，說是為了勞動局長薪水就出來參選的可能性很低，因為當上了也增加不了多少終身收入。

另一方面，也因為職位穩定性低，如果施政理念與柯文哲不合，那麼能貫徹執行的可能性也很低，也不符合真正有理想性、想改變社會的人的終身收入行為。

目前我唯一能想到的收入，是無論與柯文哲合拍或不合拍都一定會有的 — 知名度！

這是台灣近代史上第一次有首長將旗下幕僚職位拿出來給人民投票，有相當的話題性；選上了，既然是第一個，獲取知名度可能性只會高不會低。對某些人，特別是想從政獲取個人利益的，知名度高對其未來的金錢收入有正面作用。

因此，參選的且會努力動員選上的，將不會是真正具有理想的人，而是那種想要擷取收割知名度的政治小丑（當然他一定會聲稱自己有崇高的理想與抱負）。最好是選上之後，（表面上的）陳義又高過柯文哲，來彰顯自己的道德高度（若能將來被柯文哲fire或主動辭職，記者再來報導是再好不過了）。

會搞i-voting本身就是搞不清楚經濟學上所謂的「組織契約安排」– 世界上必然有上層統治強度強或弱的組織契約安排，從民事行為來看就是從「100%外包到100%自製」。我們可以看到某些一人公司可以透過有效率的100%外包做到百人公司才能做到的事情；但我們也可以看到有些100%自製的公司靠著管理階層的一流手腕，硬是比外包有效率、成本效益高。

這就是Ronald Coase那篇「The nature of the firm」經典文章真正的重點– 外包或自製，都是一種組織契約安排，端視市場競爭下效率為何來決定何種安排勝出。

而經濟學大師張五常出道代表作–「佃農理論」則透過台灣375減租事件真實世界來驗證得出– 政府不介入之前，台灣佃農的收入其實跟自耕農是一樣；375減租價格管制佃租之後，反倒讓佃農邊際收入下降。

換到政治組織安排來看，選民將部分管理公眾之事外包給被選出來的人，如果這個人再「外包回選民」要選民自己決定….那我選他幹嘛？

之所以多數民主制度的組織安排都是選首長不選幹部，就是因為這樣的訊息費用低– 出問題我找首長就對了，管他問題出在誰身上！

當柯文哲將理應由他主導的小內閣遴選丟回選民，假若未來成為制度，則此制度必然增加民主制度的資訊成本。 推到極致– 一個大小官員、大小事務都要選民參與的制度，必然是一個效率低落的制度。

以上是i-voting會帶來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更重要的是：同樣被選民外包委任的某市政府幹部，在同樣有民意基礎下，究竟要聽命於首長還是選民？他的老闆究竟是誰？

在民事外包契約常見的安排，的確存在發包廠商要求一定要某A供應商的料件，而承包廠商不得有異議。但這種安排下，一旦A供應商料件有問題，風險是由發包廠商自行承擔，於承包廠商無關。

i-voting安排下，若民選幹部出問題，是首長要負責？還是誰要負責？

責任分配不清、老闆搞不清楚是誰，會是i-voting要面對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則不僅至於i-voting，而是所有民主投票制度都存在的：選票價值與選票帶給選民的效益成本不相當。

這問題很複雜，以後有機會再談。簡單一句：選票份量與納稅額度無關，必然造成仇富的政治偏好與不切實際的社會福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