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筆記

根據《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確認的審計數據，OpenAI 在2025年的支出高達340億美元（包括190億美元研發費用及近60億美元的銷售與行銷費用），儘管營收達130億美元，淨虧損卻由2024年的50億美元飆升至近390億美元（其中包含組織轉型產生的非現金會計費用）。至2026年前兩季，其營運虧損擴大速度持續超越營收成長，每進帳1美元即虧損約1.84美元。

財務失血引發了前所未有的高管離職潮。2026年間，包括營運長布萊德·萊特卡普（Brad Lightcap）、應用業務執行長費吉·西莫（Fidji Simo）、營收長丹尼斯·德雷瑟（Denise Dresser）以及安全、產品、科學與數據中心負責人等至少14位高階主管相繼離職。業界分析指出，這並非 IPO 前引進專業高管的正常交接，而是資深管理團隊對公司財務前景失去信心後的集體撤退。

OpenAI 的財務危機已開始波及整個 AI 生態系與供應鏈合作夥伴：

• 甲骨文（Oracle）： 甲骨文與 OpenAI 簽訂了5年價值3000億美元的算力合約（約佔其6380億美元總積壓訂單的一半），並透過舉債（負債已逾1000億美元）大舉興建資料中心。然而，資料中心建設面臨電力與審查延誤（如威斯康辛州項目遭遇監管撤銷 transmission 許可），加之信用評級被標普降至 BBB-（僅比垃圾債高一級），面臨龐大質押金壓力。為因應危機，甲骨文已裁員逾20,000人，甚至面臨私營信貸市場拒絕進一步融資的困境。

• 輝達（Nvidia）： 輝達透過延長客戶付款期限（DSO 由45.4天升至59.6天）來維持營收成長，且其極高比例的應收帳款集中於少數客戶。若 OpenAI 無法順利進行 IPO 或取得新融資，輝達可能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救助或承受壞帳風險。

  此外，微軟（Microsoft）等資助者亦承擔著巨額債務，而科技巨頭之間透過循環融資（Circular Financing）互相支持的模式，使整個 LLM 產業鏈的系統性風險急劇上升。若 OpenAI 無法扭轉巨額虧損，這場由高負債與市場過度預期堆疊起來的 AI 氣泡，恐將引發一連串科技與金融機構的連鎖倒閉危機。

年紀漸長就有這好處，我自己一入場買股票，很快就碰上2000年.com股災，當年泡沫形成主因之一，就有Lucent、Nortel、思科(Cisco)等設備商，向新興電信商(如Global Crossing、Winstar、WorldCom旗下業務)提供「供應商融資」(vendor financing)——實質上是借錢給客戶，讓客戶用這筆錢來買自己的設備。這筆交易在雙方帳上都被記為「營收成長」:設備商認列了銷售額，電信商則對外宣稱業務擴張，吸引更多股權/債券資金進場。

Global Crossing、Qwest之間更出現「產能互換」(capacity swap)——雙方互相租用光纖頻寬，彼此都把這筆交易認列為營收，實際上根本沒有真實的終端需求支撐。

2026年的今天，微軟和Nvidia合計對Anthropic投資約150億美元，而Anthropic將把約300億美元花在微軟的雲端服務和Nvidia的晶片上；AMD則給了OpenAI認股權證，讓OpenAI可以用象徵性價格買進AMD股票，而OpenAI則會用AMD晶片來運作。這種「投資換算力承購」的模式，讓Nvidia等公司既是供應商，又是投資人，還可能是隱性的融資擔保者(如你提到的「擔保」)——例如有報導指出Nvidia在討論為OpenAI在俄亥俄州一座10GW資料中心提供2500億美元的backstop擔保，用來支撐該計畫的租賃與建設債務。

後來刺破2000年泡沫的最直接因素，就是美國Fed從1999年年中開始一共升息六次，把聯邦基金利率從4.75%一路推高到6.50%。廉價資金流動性瞬間枯竭，這種左腳踩右腳升天的大風吹遊戲不再能轉得下去。

如今OpenAI是否可能讓歷史重演？我認為高度可能，至少也如馬克吐溫所說：歷史會押韻。

有論者認為蓋了一堆Data Centers不是憑空造夢，我認為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是也不是。

是者，這些的確是能生產AI服務（或其他種服務）的硬體設備，真實存在。不是者，則要回到經濟學利息理論，一堆不能產生收益，或收益不足以覆蓋成本的設備，其真實價值為零（或負值）。這是我從20年前開始在大陸報紙寫財經專欄與私人blog就一貫主張的投資基本準則。

當年靠廉價資金蓋出了一堆在當年需求不足的海底光纖的公司破產了，留下的硬體設備被Google這些後起之秀打折購入之後，隨著需求上升轉為獲利機器。這些硬體設備的確是好的生產設備，但必須在對的時空環境下，有足夠的需求。這個轉變過程就可以坑殺一堆投資人。誠如投資大師巴菲特說過類似的概念：網路是好技術，是改變人類的技術，但在2000年時並不是好投資。

在我看來AI浪潮也很接近，而那股子瘋勁跟2000年真的很像很押韻。

跟當年不一樣的是，當年並沒有「第二套網路技術」，但今日有中國提供性價比遠遠高過OpenAI、Anthropic的開源AI模型，而且美國光是對中國技術打壓也沒用，因為總有第三國廠商願意採用中國模型，甚至提供服務。

競爭之下可見美國這兩大AI服務商的租值天花板不會太高，甚至連盈利都可能吃力。這又回到前述利息理論，此現象必然限制美國AI商的收入，從而約束估值。

所以我認為AI是好技術好生意，但現階段不見得是好投資。當然，就跟2000年泡沫破裂之前一樣，持此觀點的巴菲特被百般嘲弄批評，直指他早就是「過氣的股神」。歷史在押韻嘛～

Londoners Are Stewing Over Supercar Tourists Who Park Wherever They Want

談談幾個點：

第一點：Adam Smith在經濟學開山之作「國富論」中有個「換值、用值」的概念，後世某些經濟學家會引申去聲稱越富有的人對於邊際上的金錢更慷慨，但現實中總會看到有些超級富豪對於九牛一毛的小錢斤斤計較。

其實從解釋人類行為角度的方法學來看，用值/換值都只是理論工具，前者純粹主觀感受，他人看不見摸不著，所以只能從後者去推論前者。我們知道某人願意用5港元買一瓶可樂，我們能推論他心中一瓶可樂的主觀用值肯定大於或等於5元。

反之，一個富可敵國的有錢人邊際上不見得就會比窮人慷慨，因此住在美國時我很常見到收入較低的人給起小費倒是比我家裡有幾台法拉利的朋友更大方得多。（有時候這還牽涉到更複雜一點的心理活動，例如有些窮人怕被看不起，反而在某些場合下意識過度大方，這筆小費本身買的就不只是服務生的服務，還包括他主觀的面子或心理補償。）

第二點：

從報導中可明顯得知，富豪的罰單拒繳之後，倫敦市政府乃至於英國政府完成追款的能力相當有限，這就在法律經濟學範疇中了。如果法律規範的要加諸行為人的行為成本，實現的機率很低，則對行為人來說行為成本幾乎沒有太大改變。

簡單說，就算法律規定殺人罪要判死刑，但抓到真兇的機率很低，或者被抓到被定罪的機率很低，甚至被定罪後，執行槍決的機率很低，則對蓄意故意殺人者（或美國聯邦法定義的一級謀殺罪）的行為成本而言增加很小，則從整體社會角度看，嚇阻殺人行為的效果就會很差，傷害、謀殺的行為就會增加，行為者也會有意無意地降低自控力。

這就是為何我認為那些主張廢除死刑、主張加害者人權的團體，本質是一群混帳王八蛋。你應該追求的審判正確率和效率，而不是因噎廢食，因為一些假案錯案反過來要求不能執行死刑。

＝＝＝＝＝

以下是WSJ新聞摘要：

每年夏季，來自卡達、阿聯酋等波斯灣國家的富豪會花費單程約 3.4 萬美元將法拉利、藍寶堅尼、麥拉倫等超級跑車空運至倫敦避暑。由於倫敦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等高檔街區缺乏地下停車場，這些超跑駕駛常直接將車輛停在哈洛德百貨（Harrods）門口的雙黃線、載貨區、紅線或計程車專用道上，造成交通嚴重阻塞。面對單張 150 至 215 美元的違規罰單，許多富豪車主毫不在意，甚至直接夾著罰單呼嘯而去。

當地計程車司機與居民指責這些外國超跑肆意違停且挑釁執法。然而，地方當局在追討罰單時面臨巨大的制度漏洞。威斯敏斯特自治市的數據顯示，2018 至 2022 年間開給阿聯酋車輛的 13,423 張罰單中，最終僅有 1% 完成繳納；而人口僅 300 萬的卡達，其車輛在去年被開出 2,570 張罰單，居所有外國車輛之冠，波斯灣四國更佔據了該區外國車輛罰單總數的 41%。

由於歐洲以外的外國政府普遍不向英國提供車主登記地址，導致地方政府無法向海外發函追款，過去倫敦各區估計每年因此損失 800 萬至 1,200 萬英鎊。雖然當局理論上可實施拖吊或鎖車，但鎖車手段常引發居民反彈。這使得這些掛著中東車牌的超跑在擁擠費與停車法規的執法上，實際上獲得了「完全的違停豁免權」。

How a Brazilian Billionaire Helped Shape Trump’s Beef Import Plan

美式民主的貪污尋租就是這麼簡單而樸實無華，好笑的是他們把這個稱為「遊說（lobby）」，再找學者媒體編制一些表格，聲稱自己是世界上數一數二清廉的國家。

經濟學大師張五常在其著作「經濟解釋」一書中曾言：各種政治制度均存在貪污，而管制越多的制度貪污越多也越大，且貪污本身也會去加強、固化管制。

川普兩個任期，雖都口稱「鬆綁管制（de-regulation）」上台，但可以看到的針對移民（甚至包含合法移民）和關稅/非關稅國際貿易管制均有恃無恐、越演越烈，甚至原本胡亂援引的課稅法源依據被美國聯邦法院打掉了，也不知悔改地馬上援引其他陳舊法規繼續故我。

而我們看到某些尋租者透過檯面下手段取得「暫時性豁免」，本質依然是管制帶來的貪污，就算包裝了「合法外衣」，經濟學上都是徒增的整體社會交易費用。

當這種費用高到一定程度，美國印度化也不是不可能。

另一方面，這些透過管制手段保障自身壟斷利益的供應商，本質上也是移轉本可享受外國價廉物美商品服務的國內消費者之財富（消費者剩餘, consumer surplus）到自己受上，其實是一種剝削消費者財富的現象。經濟學上極少有「剝削」存在，這種透過管制尋租者，為其一。

=====
以下是WSJ新聞報導摘要：

2026 年 8 月 20 日，全球最大肉品加工商 JBS 的共同控制人喬斯利·巴蒂斯塔（Joesley Batista）於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與川普總統會面。巴蒂斯塔建議川普取消 26% 的牛肉進口稅，利用巴西增加的牛肉供應來緩解美國居高不下的肉價壓力。次日，川普便在社群媒體上宣布一項暫時性計畫，預計在 90 天內允許高達 30 萬公噸（約佔全美年消費量 2%）的外國絞肉用瘦牛肉免關稅進口，並承諾售價將比市場價低 25%。

這項政策雖然旨在減輕消費者面對通膨的壓力，卻在農業州引發政治風暴。美國全國牛肉牧民協會（NCBA）以及內布拉斯加州參議員皮特·里基茨（Pete Ricketts）、愛荷華州眾議員艾希莉·辛森（Ashley Hinson）等共和黨議員紛紛表達強烈不滿，認為政府過度干預將壓低肉牛期貨價格，打擊美國牧場主重建牛隻數量（目前處於數十年低點）的意願。

對於總部部位於巴西、同時為全美最大肉品加工商之一的 JBS 而言，擴大巴西牛肉輸入美國能大幅提升其市場佔有率與加工利潤。雖然 JBS 過去曾捲入巴西政壇賄賂醜聞，且美國司法部正在調查包括 JBS 在內的四大肉商是否涉嫌壟斷，但 JBS 控股的 Pilgrim’s Pride 曾是川普就職典禮的最大捐款者（500萬美元），顯示其在華府擁有雄厚的政商影響力。儘管政客與牧場主抗議聲浪不斷，進口計畫仍為短期的美國絞肉市場帶來了直接衝擊。

A Lesson on Wealth Taxes From Charles Dickens

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Allysia Finley這篇文章值得一讀，典型經濟學「誘因制度（incentive system）」的問題，錯誤的誘因制度會引發人的行為往原本預期不到的方向變化，正所謂好心辦壞事（unexpected consequences）。

1696年英國國王想要減輕窮人稅負的結果，反而讓窮人身體更失去健康、壽命更短。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lton Friedman的兒子David Friedman也是一位經濟學家，他寫過一本書「隱藏的秩序（Hidden Order）」談了許多這類錯誤的誘因制度造成的災難。也值得一讀。

---

以下是WSJ專欄內文摘要：

作者芬利（Allysia Finley）開篇追溯歷史:1696年,英王威廉三世（King William III）率先開徵一項依據住宅窗戶數量課稅的稅制。其立意是豁免窮人、向富人課稅,理論基礎在於窗戶數量可粗略反映納稅人的財富狀況——房屋越大越豪華,窗戶自然越多。這項稅制類似累進所得稅,超過特定門檻的每一扇額外窗戶,都須繳納更高稅額。然而,實際稅收遠低於政府預期,因為屋主紛紛以木板封住窗戶,或乾脆建造窗戶較少的房屋以規避稅負。政府隨後調高稅率以增加稅收,結果卻導致更多避稅行為。馬里蘭大學經濟學家2015年的一項研究發現,恰好低於課稅門檻的窗戶數量的房屋數量明顯激增——這絕非巧合。

屋主經常就自身應繳稅額與政府爭執不休。經濟學家基恩（Michael Keen）與斯萊姆羅德（Joel Slemrod）在2022年一篇題為《向天堂之光課稅》（Taxing the Light of Heaven）的論文中指出:「爭議、徇私與民怨四起,究竟什麼才算是『窗戶』？當牽涉大筆稅收時,看似顯而易見的問題也會變得模糊不清。」由於房東須依出租房屋內所有窗戶總數課稅、稅負格外沉重,他們便試圖以封住最小的開口來減少稅額。兩位學者指出,其結果是:「通風不良助長疾病傳播,缺乏光照導致維生素B不足、阻礙發育——法國人因此將這種現象稱為『英國病』。」

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曾憤怒抨擊:「『如空氣般自由』這句諺語,如今已因國會法案而過時。自窗稅開徵以來,空氣與光線都已不再自由。」他在散文《繁文縟節》（Red Tape）中,更嘲諷那些負責課徵此稅、對窮人困境視而不見的政府官僚,寫道:「因此,窮人中患上瘰癧病與肺癆的比例極不自然地偏高,並不斷淪為赤貧。」法國經濟學家薩伊（Jean-Baptiste Say）造訪英國時,曾注意到自己租屋處的一扇窗戶被磚塊封死,他便以此為例,說明經濟學上「超額負擔」（excess burden）的概念——即一項稅收扭曲人們行為的程度,導致社會福利的損失超過政府實際獲得的稅收。

儘管窗稅理論上具累進性質,實際執行卻反而帶有累退效果:房東常將部分稅負轉嫁給房客,以較高租金收取,這反而加劇了當時的經濟不平等。當代改革派作家因此譴責這項稅制根本是「陽光稅」。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小說《教師》（The Professor）中的英國主角,造訪比利時時,對房間內的窗戶數量感到驚訝,書中寫道:「由於比利時的光線不課稅,當地人從不吝於讓陽光照進屋內。」這項稅制雖於1851年遭到廢除,但英國至今仍有部分歷史建築保留著當年封住的窗戶,見證這段歷史留下的傷痕。

作者接著將這段歷史類比至當代:以今日眼光來看,窗稅或許顯得短視又荒謬,但這與當前累進財富稅的提案相比,是否真的更加不合理？畢竟財富稅是依據一種如倫敦陽光般稍縱即逝的「紙上財富」向富人課稅,而官僚將依自身認定的方式定義何謂「財富」,遊說與政治徇私勢必隨之而來。作者指出,如同窗稅,財富稅同樣會助長避稅行為,並產生一連串超額負擔。今年11月,加州一項公投提案將對淨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居民,依2026年12月31日的財富狀況課徵5%稅金。已有不少億萬富翁提前搬離加州以規避這項稅負,其他人也勢必設法鑽漏洞——例如,該提案將不動產排除在課稅範圍之外,可以預見億萬富翁將出脫公司股份,轉而擴大置產。作者預測,避稅行為的最終結果將是政府稅收減少、就業機會流失、創新停滯,形成新的超額負擔;而為彌補億萬富翁流失所造成的稅收缺口,一般民眾的州稅恐將全面調漲。

作者也觀察到,窗稅與其他一些累進政策之間存在相似之處,例如租金管制,同樣會導致房東疏於維護房屋,造成居住環境惡化。另舉一例:紐約市一項房產稅減免政策,要求興建100戶以上單位的開發商,必須支付極高工資（每小時42.03美元,部分地區大型建案甚至高達每小時76.12美元）,結果導致大量建案刻意將單位數控制在恰好99戶,這種做法反而是對稀缺土地資源的低效利用,不如興建戶數更多的高樓。另一個例子則是紐約市長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推動的「候鳥稅」（pied-à-terre tax）,將壓低高端公寓的價值,而這類公寓的收益,開發商原本正是用來補貼平價住宅的興建。作者預測,其結果很可能是平價住宅數量進一步減少。作者最後不忘調侃一句:至少馬姆達尼目前還沒想到要對窗戶課稅——目前為止。

超過一千名美國女性在二戰期間駕駛軍機、以生命服務國家，卻被當作平民對待數十年，甚至不得享有退役士兵待遇。她們的故事如今更面臨再度被抹去的危機。

每當有人吹噓起「美國多麼重視士兵生命」時，我就想起美國怎麼鎮壓一戰後貧無立錐之地討要退休俸的老兵，以及怎樣拒絕承認某些二戰女兵的榮譽和經歷。

---

以下是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資深編輯，艾倫·庫欣（Ellen Cushing）根據她的外祖母親身經歷撰寫的報導：

1942至1944年間，美國陸軍面臨飛行員嚴重短缺的困境，一個名為「女子航空服務飛行員」（WASPs）的計畫應運而生：徵召女性志願者駕駛軍機執行運輸、測試、牽引靶機等任務，讓男性飛行員得以投入歐洲與太平洋的戰鬥。超過兩萬五千人申請，不到兩千人獲錄取，最終完成訓練的有1,074人，為男性飛行員累計節省了六千萬英里的飛行里程。三十八人在服役期間死亡，她們的棺木不得覆蓋國旗，喪葬費用由家屬自行承擔。

訓練基地設於德州甜水鎮的復仇者機場，環境艱苦：響尾蛇遍地、駕駛艙常全無遮蔽、儀器極為簡陋，她們甚至學會如何在起飛前搜查機艙是否藏有響尾蛇。她們自費前往德州、自付住宿、穿著男性飛行服（大到像孩子穿成人衣物），還被要求帶上晚禮服，因為「招待男性同僚」也是不成文的職責之一。

然而戰爭接近尾聲、男性飛行員供給趨於充裕後，男性飛行教官開始遊說政客與媒體，質疑女性占據這些職位的正當性。輿論迅速逆轉，一份政府報告斥之為「昂貴且浪費」。1944年底計畫解散，她們被遣返各自的生活，此後數十年被排除在退伍軍人福利之外，許多人申請商業飛行員遭拒，卻被建議去當空姐。計畫的相關檔案遭保密，公眾記憶中幾乎不留痕跡。

WASPs從1960年代起多次爭取退伍軍人地位，屢遭失敗。直到1977年，才透過參議員高華德（Barry Goldwater）法案正式獲得承認；2009年獲頒國會金質獎章；2005年，一座博物館在復仇者機場原址開幕，至今已有十八名WASPs的骨灰撒在那裡。然而川普第二任期開始後，美國空軍網站上至少十幾頁關於WASPs的內容遭到刪除，德州女子大學的檔案館悄悄下載了所有能找到的政府網頁備份，並調整了公開介紹的敘事角度，改以「德州歷史」替代「女性歷史」來描述這個計畫——只為讓這段真實能繼續被人聽見。

《Barron’s》這篇文章值得一讀。

這篇《The Stock Market Is More Expensive Than It Looks》指出，美股雖然表面估值尚可，但實際上可能「比看起來更昂貴」，原因在於會計處理、結構性利潤變化與政府支出，共同「美化」了企業盈利。

首先是最關鍵的扭曲來源：AI資本支出（capex）。像Amazon、Microsoft、Meta Platforms等科技巨頭正投入巨額資金建設AI資料中心。會計上，這些支出不會一次性從盈餘扣除，而是分多年折舊，因此「帳面獲利」看起來很高。

但若用更嚴格的指標「自由現金流」（free cash flow），情況就不同。S&P 500今年預估賺2.8兆美元，但實際現金流只有1.9兆。結果是：

• 本益比（P/E）約20倍（看似合理）
• 但現金流本益比（P/FCF）達27.4倍（明顯偏高）

更重要的是，AI投資的「成本」沒有完全反映在盈餘中，但「收入」卻已被計入。例如Nvidia預計創下約2000億美元獲利，遠高於過去水準；同時記憶體公司Micron Technology與Broadcom也大幅受益。這形成一種「只算好處、不算成本」的會計偏誤。

第二個因素是企業利潤率異常偏高。當前美國企業整體利潤率約12%，遠高於過去長期平均5%左右。部分原因來自科技產業，但也與「財富效應」有關——股市與房市大漲，使高收入族群消費增加，支撐企業收入。然而這種結構不穩定，一旦資產價格下跌，消費也可能快速轉弱。

第三個因素是政府赤字刺激。美國財政赤字目前約占GDP的5.8%，遠高於歷史平均。這種「超額支出」等同於提前透支經濟成長，部分流入企業營收，進一步推高盈餘。但這種模式難以持續：

• 社會保障基金預計2032年耗盡
• 利率將長期高於經濟成長率，可能引發債務螺旋

一旦政府開始減支或加稅（尤其企業稅），企業獲利將直接受壓。

綜合這三點，文章的核心結論是：

目前市場估值被「低估風險」，因為盈餘數字被結構性因素撐高。

重點：

1 法院雖然判決川普政府徵收關稅違法，但高達$1660億美元的已收稅款如何退回？目前是一片混亂

2 行政權部分因為主政者川普意志，根本怠惰於執行法院判決，所以消極處理退款事宜

3 但許多中小企業礙於資金壓力，追回退款的法律訴訟費用過高，即便有最高法院判決也難以在法律上主張權利，有的只能放棄，有的選擇將債權折價轉賣。

其結果就是川普違法徵收關稅的代價和交易費用，還是由廣大美國人民與企業承擔，尤其中小企業更是吃了苦頭卻拿不回足額補償。這點跟A. A. Alchian關於通貨膨脹的研究存在異曲同工的經濟學規律：這類交易費用，越窮越弱勢的族群承擔越高比例。

＝＝＝＝＝＝

以下是WSJ日報"Tariffs Put Businesses in Crisis. Waiting for the Refund Could Be Worse."內容：

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川普（Donald Trump）政府徵收的關稅違法，涉及高達1660億美元，成為史上最大規模的非法徵稅。然而，企業現在面臨的問題不是「能否拿回錢」，而是「何時、如何、甚至是否拿得到」。退款程序缺乏明確規則，政府也不積極退還資金，使整個過程充滿不確定性與混亂。

已有超過3000家企業向國際貿易法院提告，希望加快退款進度，其中包括好市多（Costco）、CVS藥局（CVS Pharmacy）、任天堂（Nintendo）與日產北美（Nissan North America）等大型企業。但多數提告者其實是中小企業，因為它們更急需現金維持營運。例如智慧眼鏡公司Innovative Eyewear的執行長哈里森·格羅斯（Harrison Gross）正試圖追回30萬美元關稅，這筆資金正好可用於下一批產品生產，趕上聖誕銷售旺季。

也有企業無力打官司，只能苦撐等待。進口精品文具的Endless Pens創辦人凱瓦爾·坎塔里亞（Keval Kantaria）因關稅被迫借入32萬美元高利貸，還裁掉一半員工。他不願再花錢請律師，因為退款結果仍不確定，「可能只是把錢丟進另一個黑洞」。

退款程序本身也極為繁瑣。美國海關要求企業自行計算每筆關稅並提交詳細資料，目前只有不到一成企業完成註冊。法官理查德·伊頓（Richard Eaton）已命令政府啟動退款，但行政部門認為時程不可行，顯示雙方仍在拉鋸。更混亂的是，川普甚至質疑是否一定要退款，使企業對政策前景更加不安。

部分企業選擇將退款權利出售給投資人換取現金，但折價幅度極大。椰子產品公司International Coconut Corp負責人理查德·凱塞爾豪特（Richard Kesselhaut）曾收到15%至70%不等的報價，但仍選擇等待全額退款。他的公司年營收僅200萬至400萬美元，關稅讓每個貨櫃成本增加1.6萬美元，幾乎導致公司破產。他回憶告訴95歲仍在工作的父親時，「看到他眼眶泛淚」。

企業也面臨與客戶的糾紛。部分客戶拒絕承擔關稅成本，甚至自行扣除款項付款；若未來企業收到退款，是否需要返還給客戶仍存在法律爭議。像聯邦快遞（FedEx）與UPS已承諾退款，但仍遭集體訴訟。好市多也被控可能保留退款形成不當利益。
大型企業則採觀望態度。沃爾瑪（Walmart）與家得寶（Home Depot）等公司已吸收關稅成本，不願與政府正面衝突，選擇等待制度明朗。但即便如此，它們仍可能面臨顧客追討退款的法律風險。

另一案例是Global-Pak老闆吉姆·福斯特（Jim Foster），其公司支付約700萬美元關稅，被迫動用信用額度並提高產品價格。如今他不僅要處理退款申請，還得重新計算數千筆訂單，甚至考慮是否向客戶收取行政費。他坦言，這場混亂的處理成本本身就要再花1萬至2萬美元。
整體而言，這場關稅政策不僅在徵收時重創企業，在退款階段更帶來長期混亂與資金壓力。企業面對的不只是財務損失，還有行政負擔與法律風險。正如福斯特所說：「我寧願多繳稅，也不要面對這種關稅。」

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曾坦言，美國在 AI 領域確實有落後中國的可能，關鍵就在於「人才」。過去，頂尖 AI 研究多由西方專家主導，但根據 2025 年全球頂尖 AI 研討會 NeurIPS 的數據顯示，中國背景的研究人員已占據半壁江山。這並非偶然，而是中國長期耕耘 STEM 教育與積極搶人政策的結果。
數據揭示的趨勢：中國人才全面崛起
《經濟學人》針對 2025 年 NeurIPS 研討會的作者進行隨機抽樣調查，發現 AI 人才流向發生了劇烈變化：

• 起步優勢： 51% 的頂尖 AI 研究員職業生涯始於中國，遠高於 2019 年的 29%；相對地，美國出身的研究員比例從 20% 降至 12%。
• 教育背景： 2025 年發表論文的研究員中，大學學歷來自清華大學的占 4%，而美國頂尖的 MIT 僅占 1%。
• 美國對中國人才的依賴： 在美國機構工作的 AI 作者中，約 35% 擁有中國的大學學位，比例與擁有美國學位的人數旗鼓相當。
  「留才」與「攬才」的攻守交替
  

過去中國人才多流向海外，但現在情況大不相同：

1. 本土留才率飆升： 在中國完成大學學業的 NeurIPS 作者中，留在國內發展的比例從 2019 年的 33% 飆升至 2025 年的 68%。
2. 海外人才歸國： 在海外取得研究學位的中國學者，回國比例從 2019 年的 12% 翻倍至 2025 年的 28%。
3. 政策與環境： 中國政府透過「啟明計畫」提供高額薪資（逾 70 萬人民幣）與科研補助。反觀美國，因簽證不確定性及對「科技間諜」的過度防範，讓許多中國研究員感到不安，轉而選擇回國。
   規模帶來的技術突破
   雖然頂尖研發仍需高品質人才，但人才規模（Scale）同樣關鍵。中國目前的 AI 研究員人數已超過美、英、歐的總和。這種龐大的人才庫不僅加速了技術突破（如完全由本土人才研發的 DeepSeek R1 模型），也讓 AI 應用能更迅速地滲透到各個產業。
   儘管美國目前仍保有最強的研究環境與制度優勢，但若趨勢不變，到 2028 年，駐中國的頂尖研究員人數可能達到駐美人員的兩倍。在這場「贏得開發者即贏得未來」的戰爭中，天平正明顯向中國傾斜。

根據WSJ報導：美國財富超過 3,000 萬美元的家庭已達 43 萬戶，其中資產破億美元的更有 7.4 萬戶。這群人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普通人口的增長。

這些人之所以能快速累積財富，是因為他們持有的資產類型與一般家庭大不相同。普通家庭多半依賴房產增值，但最頂尖 0.1% 的富豪，其財富核心是股票和私人公司的股權。過去十年標普 500 指數翻了三倍，讓這些持有大量公司股份的人財富成倍跳級。有趣的是，這群富豪中有三分之二是由「嬰兒潮世代」領軍，他們在幾十年前就買入股票和房產，享受了長期增值的紅利。

====

我的看法：根據經濟學原理，越是工業化成熟、高科技主導的社會，其土地價值占總生產要素價值的比例越低，這也解釋為何世界上主要資產超過3千萬的人，絕大多數都是靠持有股票，而非房地產。事實上，引入邊際生產力侷限，富裕社會中房地產絕非好的致富途徑，除非你要賭運氣＋高槓桿操作。

但另一方面，能長期在股市獲利的，尤其是散戶，也只是少數。許多研究均指出： 10 年以上在股市中維持獲利、甚至擊敗大盤（如 S&P 500）的散戶比例，大約僅佔 10% 到 20%，而真正能靠「主動選股」或「頻繁交易」致富的頂尖贏家，甚至不到 1%。

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目前拘押約7萬多人，遍布全國的拘留設施數量不斷增加，甚至被形容為「像貨物一樣處理人類」。這些設施的關鍵問題在於，它們存在於法律邊緣：被拘留者多未經刑事審判，只因身份（如非法移民）而被關押，形成一種「無罪但被囚」的狀態。

近日，一名海地難民 Emmanuel Damas，因牙齒感染未獲治療，最終引發肺炎死亡。（“ICE allowed a prisoner to die of a toothache.”）這樣的死亡並非個案，2025年已有32人死於拘留中，2026年初又有多人喪命，顯示醫療與人道條件持續惡化。例如德州Camp East Montana發生的死亡案件中，一名古巴男子被多名警衛壓制致死，官方最初卻稱為自殺。另一個被稱為「鱷魚惡魔島」的佛州設施，環境惡劣到食物腐敗、蚊蟲肆虐、無法聯絡律師或家人。

任何受過美國法學教育的人，可能會驚訝今日美國竟然有這種沒有程序正義，未經審判或其他法定程序就無限制關押的現象。但了解美國歷史的人，就知道這是美國老傳統：從19世紀對原住民的集中安置，到美西戰爭後在菲律賓設立集中營，再到二戰期間拘禁日裔美國人（超過12萬人因族裔被關入集中營，且財產被沒收，但卻無任何審判或定罪，只是因為他們的身分）。這些案例顯示，這種缺乏基本人權（如法定程序權益、基本環境衛生）的集中營制度是美國這個號稱人權燈塔的國家，建國兩百多年來一直會動用的治理工具。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去人性化」。政府與政治語言將移民描述為「害蟲」或「垃圾」，而集中營的存在又反過來強化這種印象。當社會開始習慣某些人被如此對待，整體政治氛圍也會變得更壓抑，讓更多人因恐懼而沉默。

此外，這套系統背後也有龐大經濟利益。特朗普政府撥款數百億美元，多數拘留設施由私營監獄公司如CoreCivic與GEO Group經營，使拘押行為與商業利益結合，形成產業。對了，這兩家監獄也是股票上市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