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中旬，美國總統川普(Trump)把「太陽卡特爾」(Cartel of the Suns)和「阿拉瓜火車幫」(Tren del Aragua)這兩個委內瑞拉「毒品集團」列為外國恐怖組織。

可是所謂的「太陽卡特爾」似乎只存在於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和緝毒局(DEA)探員的想像中。華盛頓一再宣稱總統馬杜洛(Nicolás Maduro)是這個組織的首腦，卻拿不出任何證據，美國司法部在更新起訴書時，甚至悄悄承認這個卡特爾並不真實。 一月三日，美國發動攻擊並擄走馬杜洛，他被關在紐約後，起訴書中幾乎所有提到太陽卡特爾的地方都被刪除。委內瑞拉是毒品運輸要道的說法，也幾乎同時從政治與媒體討論中消失。

諷刺的是，新政府由黛爾西．羅德里格斯(Delcy Rodriguez)領導，而她、她的哥哥豪爾赫(Jorge)和迪奧斯達多．卡貝略(Diosdado Cabello)，才是最常被指控經營「毒品卡特爾」的三個人。

更可笑的是， 川普在2026年8月30日宣布一項協議，由一家美國主導的公司取得委內瑞拉十七處油田長達一百年的特許權，這些油田占該國宣稱儲量的五分之一以上。 川普稱它是「世界史上最大的石油交易」。半個月後，2026年9月16日，川普把委內瑞拉從「未履行打擊毒品走私義務」的國家名單中移除。

總結就一句話：美國政府先是控告委國造成美國毒品氾濫，毫無證據下聲稱該國總統是毒販頭子，派兵抓走委國總統後，扶持了真正的但願意廉價出賣國有石油給美國的毒品頭子做新任委國總統。至於之前說委國不民主不自由還是毒品恐怖組織等藉口，現在都煙消雲散了。

有幸通過今年中國大陸中醫執業醫師考試，感謝妻子一路支持

趁記憶還算新鮮，記錄一下整個考試流程和資格要求

報考資格

首先我考的是「具有規定學歷的中醫職業醫師」考試，有另外一種「中醫醫術確有專長人員資格考試」不在我討論之列。後者執業範圍受限制很狹窄，不特別建議。

報考資格需提供畢業學校的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且要事先通過「學信網」認證學歷。記得報名到審核資格這段期間，學信網上的學歷認證都必須處於有效期間。

另外根據中國大陸的醫師法，畢業取得醫學士學位後，必須另外再實習一年，也就是大學五年畢業拿到證書後，另加實習一年，共六年，方可參加考試。這一年的實習醫院必須是符合資格的醫院，且申請實習也必須通過官方衛健委審核。審核通過方才可以實習，醫院方面會在報名時出具實習證明與單位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資格證明。

報名時間約在今年的2月份。前述身分、學歷證明和醫院各種文件都要提供，包括衛健委同意實習的公文也要附上。報名採線上報名但現場繳交核對實體資料。

報名是否通過可以自己線上查詢，通過就有准考證可以下載列印。

考試分兩部分：實操技能考試和筆試，二者時間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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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資格實踐技能考試

今年技能考好像考了十幾天，每天從早上7點到傍晚6點的樣子。

我的技能考試是在今年6月9日早上7點，地點就在母校三環邊上的北京中醫藥大學模擬醫院內，考試當天要著醫師白袍，口罩和手套。只能攜帶一枝筆和身分證件，大陸人考試過程都用身分證即可，台灣人則會在入口處掃描「台灣人往來大陸通行證」後，發給一個帶QR code的手環（很像遊樂園、博物館那種），全程不可摘下毀損。每一關考題都要刷身分證或QR code隨機出題，基本上一場考試很少會出現同樣的題目。

水瓶、衛生紙、手機、手錶等等隨身物品均不能帶入考場，必須寄放在考場外的管理處。被查到會被取消考試資格外，還會被追訴民刑事法律責任。

考試內容分為三站，第一站是技能筆試，考試內容為病案分析，採紙筆作答。考試時每50人一間教室，每人前方有一台電腦螢幕，刷了QR Code之後屬於你的那台電腦就會顯示你的准考證資料，做到自己的電腦前，上有倒數時間，開始後螢幕才會轉為題目。

技能筆試要在50分鐘內完成2個病例，涵蓋中醫內科學、外科學、婦科學或兒科學。

我抽到的題目分別是肝氣鬱滯引起的泄瀉（很接近西醫的腸躁症）和腸風引起的痔瘡，不是太刁鑽的題目。

第二站是中醫操作，必須在20分鐘內完成3題，必須口述和實際操作都正確。分別有望聞脈診操作、針灸推拿臨床操作和病史採集。

考試在獨立房間內，內有兩個裁判老師和一個自願當模特兒的醫學院學生。

下針一般是在model身上指出正確穴位後，在假人身上進針，不會在真人身上下針。但艾灸和推拿就得在真人身上操作。聽說某些推拿手法，有的裁判老師會讓學生在他身上操作，感受手法力道是否正確。我是沒遇到。

病史採集其實就是還原門診現場，有個真人會演病人在你面前，你抽到什麼病，就要在他身上望聞問切說出如果此人生此病，你應該要採集到哪些有用資訊足以做出診斷。

題目一樣是刷了QR Code之後隨機出現，每人都不一樣。

第三站是西醫臨床，一樣採取口述和實際操作均計分，一樣有另一間獨立房間，內有兩位裁判老師。須在20分鐘內完成3題。

第一題是體格檢查，第二是西醫操作，第三為西醫臨床答辯（包括心電圖、X光片解讀、CT、實驗室檢驗數據解讀…等）。所有的操作都必須自己準備好假人、器材，都算在20分鐘內。器材放在考間外走廊上。

我考完時看到隔壁考間小女生抽到「抽腹水」之類的題目，一個人吃力地搬動比他還高大的假人，著實同情。

考完試後不能擅自離開考場，必須到集合點坐著，直到該批考試時間完全結束，方可離開去領個人物品。

印象中技能考試考完大約不到一個月，就可以線上查詢有無通過。通過者方可繼續8月份的筆試。衛通過者就只能明年再來。

筆試的報名費也是通過了技能考才跟你收，挺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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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試

我的筆試時間是今年8月底，共2天，考場在北京市石景山區。雖然我在北京住了這麼多年，但石景山除了去Sam’s Club之外，幾乎都不熟，算是有點陌生的環境。北京太大了，面積相當於半個台灣。

考試內容包括中醫基礎、中藥學、方劑學、中醫診斷學、中醫經典、中醫臨床（內科、婦幼兒科和外科等）、西醫綜合（內科、診斷學、傳染病學等）和醫學倫理與法規等。

每天早上9點考到下午3:30。每一場考試120分鐘，考150題，全是選擇題，都在電腦上作答。

比技能考試更嚴格，考生除了身分證之外，什麼都不准帶，連筆都不可以。（水、衛生紙也不可以，有需要考官會提供）。要上廁所會有考官一對一跟到廁所，一個考室一次只有一人能去廁所。每次進出考室都要掃描全身。

石景山考場是在一棟辦公大樓內，應該是專門考試用途的場地。

每個人事先分配好的特定電腦，一間考室內有約100台電腦。考前十分鐘方可用自己的帳號密碼登入，後出現你的准考證訊息以及考試開始倒數時鐘。時間到了方會進入考試畫面。印象中考場有12間考室。

提早做完點選交卷後不能離開座位，必須一直等到考試時間結束。因為我4份卷子都大概1小時就寫完，後面枯坐60分鐘真是度日如年，人生可以想的事情都重複想過好幾遍。手上別說手機手錶，連枝筆都沒得轉，真的是練習了4小時打坐放空。

考試時外面有無線電專業的公安配備那種上面有大天線的廂型車。

考試內容完全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師資格認證中心」出版的指導用書為依據。

我覺得讀熟這套書同時做完藍基因app上的7000題考古題，應該就沒問題。並不需要特別花錢去上補習班。

就我所知技能考會刷掉50%考生，筆試又會再刷掉約50%。

技能考成績可以保留一年，今年沒過筆試者，明年再考只要考筆試就好。

以上是我記得的考試過程。40幾歲的人，記憶力大不如前，今年能分別考過了澳門執業中醫生和大陸執業中醫師兩地的資格考也算運氣好。感恩。

從Wired雜誌報導的這個真實事件可以看出，美國的民主自由只是欺騙性的包裝。

故事男主收到來自FBI的「國家安全信函」（National Security Letter，簡稱NSL），根本沒有任何法官審查准許，是美國聯邦政府以國家安全為藉口，繞過需要司法審查的搜查令程序，直接對人民施以法律義務，侵害人民隱私和基本人權。且NSL最大爭議還包括這類命令多包含保密令(Gag Order)
，收到NSL的機構通常會被禁止告知當事人或公開此事，這一點長期受到言論自由方面的法律挑戰。

以本報導內容來說，就是故事主角經營的電信公司依該信函，必須偷偷提供特定顧客所有隱私給FBI，但是事前事後都不能告知被洩漏資訊客戶，也不能跟律師或其他法律顧問討論。一直到2015年《美國自由法案》(USA Freedom Act)對相關法律的修訂，才放寬保密令下可以跟律師討論。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拒絕配合當FBI線人的平民，很快遭受FBI報復，無緣無故被列入「禁飛名單(No Fly List)」，這難道不也是未經審判就對人民基本人權限制與侵害嗎？

更可笑的是，目前禁飛名單約有1.6萬人，其中美國公民/居民不到500人。被列入禁飛名單者，禁止搭乘任何往返美國的商業航班，也禁止其所搭乘的飛機穿越美國領空。換言之，即使是外國對外國的航班，只要航線經過美國上空，也會受到限制。美國法律強迫非美國公民/居民遵守，難道不是人權侵害？且判斷標準是只要美國政府「合理懷疑某人正在從事、曾經從事、或涉及構成恐怖主義及恐怖活動、為其做準備、協助或促進的行為」就可以列入名單。而這個所謂「恐怖主義活動」包含「對美國海外資產或利益有威脅」，什麼叫有威脅？完全是模糊到不行的法律概念。

曾有ACLU等團體估計整個監視名單一度膨脹超過百萬人，猜猜美國政府有多麼濫用此手段。

而且我們了解越多歷史，就越會知道許多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活動，幾乎都是因為美國的政客在世界上到處煽風點火、製造混亂甚至暗殺屠殺搞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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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報導摘要：

2004年二月某天，一名FBI探員，敲響了尼可拉斯‧梅里爾（Nicholas Merrill）那家名為Calyx、位於曼哈頓荷蘭隧道附近一處倉庫空間內的小型網路服務供應商公司的大門。梅里爾應門後，看見一名頭髮花白、中分髮型的年長男子，穿著一件如漫畫中聯邦調查員般的風衣，遞給他一個信封。

梅里爾當著這名探員的面拆開信封並閱讀信件內容。信件第一、二段告知他，依法必須交出他手中幾乎所有關於一名以電子郵件地址標識的客戶的資訊——他後來才得知，這項要求的法律依據，源自《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的部分條款。第三段則告知他，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自己收到過這封信——也就是一項「禁言令」。隨後，這名探員便未回答梅里爾提出的任何問題，逕自離開，留下梅里爾獨自面對，該如何處理這件事。

梅里爾立刻注意到，這封信上並沒有任何法官的簽名——事實上，他收到的正是所謂的「國家安全信函」（National Security Letter，簡稱NSL），這是布希政府時期一項極少曝光、極具爭議的工具，允許FBI只要以「國家安全」為由，便能無須搜查令即要求提供資訊。

Calyx公司自梅里爾90年代初期，在紐約一間公寓裡一座無法使用的壁爐中架設幾台數據機起家以來，如今業務已發展為替三菱（Mitsubishi）、宜家（Ikea）等大型企業客戶架設網站。但梅里爾也運用這份營收，向他所支持的非營利客戶（如大麻政策專案組織Marijuana Policy Project與獨立媒體中心Indymedia）提供無償或補助性質的網站主機服務，並為少數朋友與熟人提供高速網路Wired——這次遭FBI監控令點名的客戶，正是其中一位。

梅里爾從未公開透露過這封國家安全信函所指目標的真實身分，他也拒絕向《Wired》雜誌透露。但他認識這名客戶，且對方在他看來絕不像是什麼國家安全威脅——梅里爾心想，若真是如此，為何不直接申請搜查令？後來這名客戶告訴梅里爾，FBI確實曾施壓要求他成為線人，卻遭他拒絕，此後聯邦調查局便展開報復，將他列入禁止登機名單，並向雇主施壓不予聘用（FBI並未回應《Wired》雜誌就此案提出的置評請求）。

梅里爾當即決定，甘冒違反禁言令、後果未知的風險，撥電話給自己的律師——對方建議他前往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紐約分會，而該組織恰好正是Calyx公司的網站主機客戶之一。搭了幾分鐘計程車後，梅里爾便來到ACLU位於金融區辦公室，與一位年輕律師傑米爾‧賈法爾（Jameel Jaffer）交談。「我真希望能說，我們憑藉對NSL法規的專業知識讓他安心，但事實並非如此，」賈法爾說，「我們此前根本沒見過這種東西。」而梅里爾也清楚，他向任何律師展示這封信件的舉動，都可能為自己即將面臨的起訴，多增添一項罪名。「我當時嚇壞了，」他說，「我一度以為，那天晚上可能就會有人闖進我家，把頭套套在我頭上，把我拖走。」

儘管心懷恐懼，梅里爾始終未曾遵從FBI的信函要求，而是決定在ACLU（後續還有耶魯大學媒體自由與資訊取用診所〔Yale Media Freedom and Information Access Clinic〕）的無償協助下，於法庭上挑戰這項命令的合憲性。這場法律戰持續了11年，徹底佔據了他的人生。梅里爾與律師團主張，這項國家安全信函構成違憲搜查，並侵犯了他的言論自由權——他們最終獲勝。然而國會僅修正了相關的NSL條款，其禁言令規定卻依舊維持不變，這場法律戰因此又拖延了數年之久。即便該國家安全信函最終被全面撤銷，梅里爾仍持續爭取公開談論其存在的權利。「那是個許多處境相似的人，幾乎都選擇在自己辦公桌下噤聲蜷縮的時代，但他認為自己身為公民，有義務公開發聲，抗議這種他認為已逾越界線的監控權力，」代表梅里爾打了這場法庭戰前六年的賈法爾說道，「他的勇氣讓我印象深刻。」

與FBI的這場對抗，幾乎佔據了梅里爾人生的全部，最終他因無心無力經營，而結束了自己的網路服務供應商業務，轉而從事一系列IT相關工作。「我覺得肩上的重擔實在太沉重，」他說，「我幾乎每天都在跟律師通電話，一直活在恐懼之中。」

到了2010年，梅里爾贏得了公開自稱為該國家安全信函收件人的權利；到了2015年，他更徹底擊敗了那項禁言令，公開發布了整封信件的全文，僅將收件目標的姓名塗黑遮蓋。但梅里爾與ACLU始終未能從這起案件中，取得他們原本期望的最高法院判例，取而代之的是，《愛國者法案》本身遭到修正，限縮了國家安全信函原本違憲的權力範圍。

在此期間，這幾年沒有止盡的官僚法律纏鬥，也讓梅里爾對透過司法、甚至立法行動來保護隱私的做法，感到深深失望。於是他決定嘗試另一種截然不同的途徑。「對抗監控的第三條路，就是靠技術本身，」他說，「這就是我最大的體悟。」

因此，就在梅里爾2010年贏得公開談論自己這場國家安全信函法律戰的權利後不久，他創立了Calyx Institute——這個非營利組織與他早年那家網路服務供應商同名，但轉而專注於開發免費的隱私工具與服務。該機構所開發、以隱私為核心的Google Android作業系統改版版本——設計目的在於移除數據追蹤功能，並預設使用Signal進行通話與簡訊——最終累積了近十萬名使用者；該機構還營運伺服器，透過XMPP聊天協定提供匿名加密即時通訊服務，用戶約達30萬人；此外，該機構也提供VPN服務，並運營部分屬於志願者主導的Tor匿名網路的伺服器節點——梅里爾估計，這些工具的使用人數合計達數百萬人之多。

根據《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確認的審計數據，OpenAI 在2025年的支出高達340億美元（包括190億美元研發費用及近60億美元的銷售與行銷費用），儘管營收達130億美元，淨虧損卻由2024年的50億美元飆升至近390億美元（其中包含組織轉型產生的非現金會計費用）。至2026年前兩季，其營運虧損擴大速度持續超越營收成長，每進帳1美元即虧損約1.84美元。

財務失血引發了前所未有的高管離職潮。2026年間，包括營運長布萊德·萊特卡普（Brad Lightcap）、應用業務執行長費吉·西莫（Fidji Simo）、營收長丹尼斯·德雷瑟（Denise Dresser）以及安全、產品、科學與數據中心負責人等至少14位高階主管相繼離職。業界分析指出，這並非 IPO 前引進專業高管的正常交接，而是資深管理團隊對公司財務前景失去信心後的集體撤退。

OpenAI 的財務危機已開始波及整個 AI 生態系與供應鏈合作夥伴：

• 甲骨文（Oracle）： 甲骨文與 OpenAI 簽訂了5年價值3000億美元的算力合約（約佔其6380億美元總積壓訂單的一半），並透過舉債（負債已逾1000億美元）大舉興建資料中心。然而，資料中心建設面臨電力與審查延誤（如威斯康辛州項目遭遇監管撤銷 transmission 許可），加之信用評級被標普降至 BBB-（僅比垃圾債高一級），面臨龐大質押金壓力。為因應危機，甲骨文已裁員逾20,000人，甚至面臨私營信貸市場拒絕進一步融資的困境。

• 輝達（Nvidia）： 輝達透過延長客戶付款期限（DSO 由45.4天升至59.6天）來維持營收成長，且其極高比例的應收帳款集中於少數客戶。若 OpenAI 無法順利進行 IPO 或取得新融資，輝達可能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救助或承受壞帳風險。

  此外，微軟（Microsoft）等資助者亦承擔著巨額債務，而科技巨頭之間透過循環融資（Circular Financing）互相支持的模式，使整個 LLM 產業鏈的系統性風險急劇上升。若 OpenAI 無法扭轉巨額虧損，這場由高負債與市場過度預期堆疊起來的 AI 氣泡，恐將引發一連串科技與金融機構的連鎖倒閉危機。

年紀漸長就有這好處，我自己一入場買股票，很快就碰上2000年.com股災，當年泡沫形成主因之一，就有Lucent、Nortel、思科(Cisco)等設備商，向新興電信商(如Global Crossing、Winstar、WorldCom旗下業務)提供「供應商融資」(vendor financing)——實質上是借錢給客戶，讓客戶用這筆錢來買自己的設備。這筆交易在雙方帳上都被記為「營收成長」:設備商認列了銷售額，電信商則對外宣稱業務擴張，吸引更多股權/債券資金進場。

Global Crossing、Qwest之間更出現「產能互換」(capacity swap)——雙方互相租用光纖頻寬，彼此都把這筆交易認列為營收，實際上根本沒有真實的終端需求支撐。

2026年的今天，微軟和Nvidia合計對Anthropic投資約150億美元，而Anthropic將把約300億美元花在微軟的雲端服務和Nvidia的晶片上；AMD則給了OpenAI認股權證，讓OpenAI可以用象徵性價格買進AMD股票，而OpenAI則會用AMD晶片來運作。這種「投資換算力承購」的模式，讓Nvidia等公司既是供應商，又是投資人，還可能是隱性的融資擔保者(如你提到的「擔保」)——例如有報導指出Nvidia在討論為OpenAI在俄亥俄州一座10GW資料中心提供2500億美元的backstop擔保，用來支撐該計畫的租賃與建設債務。

後來刺破2000年泡沫的最直接因素，就是美國Fed從1999年年中開始一共升息六次，把聯邦基金利率從4.75%一路推高到6.50%。廉價資金流動性瞬間枯竭，這種左腳踩右腳升天的大風吹遊戲不再能轉得下去。

如今OpenAI是否可能讓歷史重演？我認為高度可能，至少也如馬克吐溫所說：歷史會押韻。

有論者認為蓋了一堆Data Centers不是憑空造夢，我認為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是也不是。

是者，這些的確是能生產AI服務（或其他種服務）的硬體設備，真實存在。不是者，則要回到經濟學利息理論，一堆不能產生收益，或收益不足以覆蓋成本的設備，其真實價值為零（或負值）。這是我從20年前開始在大陸報紙寫財經專欄與私人blog就一貫主張的投資基本準則。

當年靠廉價資金蓋出了一堆在當年需求不足的海底光纖的公司破產了，留下的硬體設備被Google這些後起之秀打折購入之後，隨著需求上升轉為獲利機器。這些硬體設備的確是好的生產設備，但必須在對的時空環境下，有足夠的需求。這個轉變過程就可以坑殺一堆投資人。誠如投資大師巴菲特說過類似的概念：網路是好技術，是改變人類的技術，但在2000年時並不是好投資。

在我看來AI浪潮也很接近，而那股子瘋勁跟2000年真的很像很押韻。

跟當年不一樣的是，當年並沒有「第二套網路技術」，但今日有中國提供性價比遠遠高過OpenAI、Anthropic的開源AI模型，而且美國光是對中國技術打壓也沒用，因為總有第三國廠商願意採用中國模型，甚至提供服務。

競爭之下可見美國這兩大AI服務商的租值天花板不會太高，甚至連盈利都可能吃力。這又回到前述利息理論，此現象必然限制美國AI商的收入，從而約束估值。

所以我認為AI是好技術好生意，但現階段不見得是好投資。當然，就跟2000年泡沫破裂之前一樣，持此觀點的巴菲特被百般嘲弄批評，直指他早就是「過氣的股神」。歷史在押韻嘛～

Londoners Are Stewing Over Supercar Tourists Who Park Wherever They Want

談談幾個點：

第一點：Adam Smith在經濟學開山之作「國富論」中有個「換值、用值」的概念，後世某些經濟學家會引申去聲稱越富有的人對於邊際上的金錢更慷慨，但現實中總會看到有些超級富豪對於九牛一毛的小錢斤斤計較。

其實從解釋人類行為角度的方法學來看，用值/換值都只是理論工具，前者純粹主觀感受，他人看不見摸不著，所以只能從後者去推論前者。我們知道某人願意用5港元買一瓶可樂，我們能推論他心中一瓶可樂的主觀用值肯定大於或等於5元。

反之，一個富可敵國的有錢人邊際上不見得就會比窮人慷慨，因此住在美國時我很常見到收入較低的人給起小費倒是比我家裡有幾台法拉利的朋友更大方得多。（有時候這還牽涉到更複雜一點的心理活動，例如有些窮人怕被看不起，反而在某些場合下意識過度大方，這筆小費本身買的就不只是服務生的服務，還包括他主觀的面子或心理補償。）

第二點：

從報導中可明顯得知，富豪的罰單拒繳之後，倫敦市政府乃至於英國政府完成追款的能力相當有限，這就在法律經濟學範疇中了。如果法律規範的要加諸行為人的行為成本，實現的機率很低，則對行為人來說行為成本幾乎沒有太大改變。

簡單說，就算法律規定殺人罪要判死刑，但抓到真兇的機率很低，或者被抓到被定罪的機率很低，甚至被定罪後，執行槍決的機率很低，則對蓄意故意殺人者（或美國聯邦法定義的一級謀殺罪）的行為成本而言增加很小，則從整體社會角度看，嚇阻殺人行為的效果就會很差，傷害、謀殺的行為就會增加，行為者也會有意無意地降低自控力。

這就是為何我認為那些主張廢除死刑、主張加害者人權的團體，本質是一群混帳王八蛋。你應該追求的審判正確率和效率，而不是因噎廢食，因為一些假案錯案反過來要求不能執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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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WSJ新聞摘要：

每年夏季，來自卡達、阿聯酋等波斯灣國家的富豪會花費單程約 3.4 萬美元將法拉利、藍寶堅尼、麥拉倫等超級跑車空運至倫敦避暑。由於倫敦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等高檔街區缺乏地下停車場，這些超跑駕駛常直接將車輛停在哈洛德百貨（Harrods）門口的雙黃線、載貨區、紅線或計程車專用道上，造成交通嚴重阻塞。面對單張 150 至 215 美元的違規罰單，許多富豪車主毫不在意，甚至直接夾著罰單呼嘯而去。

當地計程車司機與居民指責這些外國超跑肆意違停且挑釁執法。然而，地方當局在追討罰單時面臨巨大的制度漏洞。威斯敏斯特自治市的數據顯示，2018 至 2022 年間開給阿聯酋車輛的 13,423 張罰單中，最終僅有 1% 完成繳納；而人口僅 300 萬的卡達，其車輛在去年被開出 2,570 張罰單，居所有外國車輛之冠，波斯灣四國更佔據了該區外國車輛罰單總數的 41%。

由於歐洲以外的外國政府普遍不向英國提供車主登記地址，導致地方政府無法向海外發函追款，過去倫敦各區估計每年因此損失 800 萬至 1,200 萬英鎊。雖然當局理論上可實施拖吊或鎖車，但鎖車手段常引發居民反彈。這使得這些掛著中東車牌的超跑在擁擠費與停車法規的執法上，實際上獲得了「完全的違停豁免權」。

How a Brazilian Billionaire Helped Shape Trump’s Beef Import Plan

美式民主的貪污尋租就是這麼簡單而樸實無華，好笑的是他們把這個稱為「遊說（lobby）」，再找學者媒體編制一些表格，聲稱自己是世界上數一數二清廉的國家。

經濟學大師張五常在其著作「經濟解釋」一書中曾言：各種政治制度均存在貪污，而管制越多的制度貪污越多也越大，且貪污本身也會去加強、固化管制。

川普兩個任期，雖都口稱「鬆綁管制（de-regulation）」上台，但可以看到的針對移民（甚至包含合法移民）和關稅/非關稅國際貿易管制均有恃無恐、越演越烈，甚至原本胡亂援引的課稅法源依據被美國聯邦法院打掉了，也不知悔改地馬上援引其他陳舊法規繼續故我。

而我們看到某些尋租者透過檯面下手段取得「暫時性豁免」，本質依然是管制帶來的貪污，就算包裝了「合法外衣」，經濟學上都是徒增的整體社會交易費用。

當這種費用高到一定程度，美國印度化也不是不可能。

另一方面，這些透過管制手段保障自身壟斷利益的供應商，本質上也是移轉本可享受外國價廉物美商品服務的國內消費者之財富（消費者剩餘, consumer surplus）到自己受上，其實是一種剝削消費者財富的現象。經濟學上極少有「剝削」存在，這種透過管制尋租者，為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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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WSJ新聞報導摘要：

2026 年 8 月 20 日，全球最大肉品加工商 JBS 的共同控制人喬斯利·巴蒂斯塔（Joesley Batista）於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與川普總統會面。巴蒂斯塔建議川普取消 26% 的牛肉進口稅，利用巴西增加的牛肉供應來緩解美國居高不下的肉價壓力。次日，川普便在社群媒體上宣布一項暫時性計畫，預計在 90 天內允許高達 30 萬公噸（約佔全美年消費量 2%）的外國絞肉用瘦牛肉免關稅進口，並承諾售價將比市場價低 25%。

這項政策雖然旨在減輕消費者面對通膨的壓力，卻在農業州引發政治風暴。美國全國牛肉牧民協會（NCBA）以及內布拉斯加州參議員皮特·里基茨（Pete Ricketts）、愛荷華州眾議員艾希莉·辛森（Ashley Hinson）等共和黨議員紛紛表達強烈不滿，認為政府過度干預將壓低肉牛期貨價格，打擊美國牧場主重建牛隻數量（目前處於數十年低點）的意願。

對於總部部位於巴西、同時為全美最大肉品加工商之一的 JBS 而言，擴大巴西牛肉輸入美國能大幅提升其市場佔有率與加工利潤。雖然 JBS 過去曾捲入巴西政壇賄賂醜聞，且美國司法部正在調查包括 JBS 在內的四大肉商是否涉嫌壟斷，但 JBS 控股的 Pilgrim’s Pride 曾是川普就職典禮的最大捐款者（500萬美元），顯示其在華府擁有雄厚的政商影響力。儘管政客與牧場主抗議聲浪不斷，進口計畫仍為短期的美國絞肉市場帶來了直接衝擊。

A Lesson on Wealth Taxes From Charles Dickens

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Allysia Finley這篇文章值得一讀，典型經濟學「誘因制度（incentive system）」的問題，錯誤的誘因制度會引發人的行為往原本預期不到的方向變化，正所謂好心辦壞事（unexpected consequences）。

1696年英國國王想要減輕窮人稅負的結果，反而讓窮人身體更失去健康、壽命更短。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lton Friedman的兒子David Friedman也是一位經濟學家，他寫過一本書「隱藏的秩序（Hidden Order）」談了許多這類錯誤的誘因制度造成的災難。也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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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WSJ專欄內文摘要：

作者芬利（Allysia Finley）開篇追溯歷史:1696年,英王威廉三世（King William III）率先開徵一項依據住宅窗戶數量課稅的稅制。其立意是豁免窮人、向富人課稅,理論基礎在於窗戶數量可粗略反映納稅人的財富狀況——房屋越大越豪華,窗戶自然越多。這項稅制類似累進所得稅,超過特定門檻的每一扇額外窗戶,都須繳納更高稅額。然而,實際稅收遠低於政府預期,因為屋主紛紛以木板封住窗戶,或乾脆建造窗戶較少的房屋以規避稅負。政府隨後調高稅率以增加稅收,結果卻導致更多避稅行為。馬里蘭大學經濟學家2015年的一項研究發現,恰好低於課稅門檻的窗戶數量的房屋數量明顯激增——這絕非巧合。

屋主經常就自身應繳稅額與政府爭執不休。經濟學家基恩（Michael Keen）與斯萊姆羅德（Joel Slemrod）在2022年一篇題為《向天堂之光課稅》（Taxing the Light of Heaven）的論文中指出:「爭議、徇私與民怨四起,究竟什麼才算是『窗戶』？當牽涉大筆稅收時,看似顯而易見的問題也會變得模糊不清。」由於房東須依出租房屋內所有窗戶總數課稅、稅負格外沉重,他們便試圖以封住最小的開口來減少稅額。兩位學者指出,其結果是:「通風不良助長疾病傳播,缺乏光照導致維生素B不足、阻礙發育——法國人因此將這種現象稱為『英國病』。」

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曾憤怒抨擊:「『如空氣般自由』這句諺語,如今已因國會法案而過時。自窗稅開徵以來,空氣與光線都已不再自由。」他在散文《繁文縟節》（Red Tape）中,更嘲諷那些負責課徵此稅、對窮人困境視而不見的政府官僚,寫道:「因此,窮人中患上瘰癧病與肺癆的比例極不自然地偏高,並不斷淪為赤貧。」法國經濟學家薩伊（Jean-Baptiste Say）造訪英國時,曾注意到自己租屋處的一扇窗戶被磚塊封死,他便以此為例,說明經濟學上「超額負擔」（excess burden）的概念——即一項稅收扭曲人們行為的程度,導致社會福利的損失超過政府實際獲得的稅收。

儘管窗稅理論上具累進性質,實際執行卻反而帶有累退效果:房東常將部分稅負轉嫁給房客,以較高租金收取,這反而加劇了當時的經濟不平等。當代改革派作家因此譴責這項稅制根本是「陽光稅」。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小說《教師》（The Professor）中的英國主角,造訪比利時時,對房間內的窗戶數量感到驚訝,書中寫道:「由於比利時的光線不課稅,當地人從不吝於讓陽光照進屋內。」這項稅制雖於1851年遭到廢除,但英國至今仍有部分歷史建築保留著當年封住的窗戶,見證這段歷史留下的傷痕。

作者接著將這段歷史類比至當代:以今日眼光來看,窗稅或許顯得短視又荒謬,但這與當前累進財富稅的提案相比,是否真的更加不合理？畢竟財富稅是依據一種如倫敦陽光般稍縱即逝的「紙上財富」向富人課稅,而官僚將依自身認定的方式定義何謂「財富」,遊說與政治徇私勢必隨之而來。作者指出,如同窗稅,財富稅同樣會助長避稅行為,並產生一連串超額負擔。今年11月,加州一項公投提案將對淨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居民,依2026年12月31日的財富狀況課徵5%稅金。已有不少億萬富翁提前搬離加州以規避這項稅負,其他人也勢必設法鑽漏洞——例如,該提案將不動產排除在課稅範圍之外,可以預見億萬富翁將出脫公司股份,轉而擴大置產。作者預測,避稅行為的最終結果將是政府稅收減少、就業機會流失、創新停滯,形成新的超額負擔;而為彌補億萬富翁流失所造成的稅收缺口,一般民眾的州稅恐將全面調漲。

作者也觀察到,窗稅與其他一些累進政策之間存在相似之處,例如租金管制,同樣會導致房東疏於維護房屋,造成居住環境惡化。另舉一例:紐約市一項房產稅減免政策,要求興建100戶以上單位的開發商,必須支付極高工資（每小時42.03美元,部分地區大型建案甚至高達每小時76.12美元）,結果導致大量建案刻意將單位數控制在恰好99戶,這種做法反而是對稀缺土地資源的低效利用,不如興建戶數更多的高樓。另一個例子則是紐約市長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推動的「候鳥稅」（pied-à-terre tax）,將壓低高端公寓的價值,而這類公寓的收益,開發商原本正是用來補貼平價住宅的興建。作者預測,其結果很可能是平價住宅數量進一步減少。作者最後不忘調侃一句:至少馬姆達尼目前還沒想到要對窗戶課稅——目前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