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經濟分析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又主張台幣應該「貶值救出口」。老掉牙的新聞了。

特定產業主張貶值，是怎麼回事？

說穿了，就是希望轉換成美元報價之後，該產業的產品價格可以顯得便宜或財報可以更被美化。我自身就是從事製造出口業，對於這種心態十分了解。

但如果要產品價格顯得更便宜，為什麼廠商自己不先降價？以台積電2012年財報來看，毛利率高達46%，稅後純益率是33.24%，大有本錢削價競爭。為何不「身體力行」地先對自己的產品價格貶值來提升競爭力？

要求央行貶值跟廠商自己主動降價二者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成本分擔。

自己降價，則成本都得自己來承擔。少賺的就是機會成本。

要求央行貶值，則成本是由全體人民來承擔。因為貨幣貶值之後，雖然出口廠商得利，但是進口廠商成本提高的結果是會引發國內物價上揚。

更簡單的來看：你把一塊錢劃掉改標誌兩塊，所有名目物價都要上漲一倍，表面上通膨立即發生。更麻煩的是這樣的處置會讓不少人民與廠商有「通膨預期」，必須採取一些手段來避險。也就是說，假如央行有意讓貨幣貶值成1/2，理論上國內物價應該只上漲1倍。可是廠商與人民可不這樣想，央行假如言而無信，那自己就虧大了。最好的方式應該是多漲一點，來避免未來央行又「隨興所至」地想要進一步貶值。

這些成本，全民負擔。

你說張忠謀是不是搞「慷他人之慨」的招數？昨天的文章我說水母馬是「別人的錢花不痛」，顯然半導體張是「他人買單最爽快」了。

而同樣身為出口廠商，對於這種要求央行貶值救出口的心態，我尚有一點不解：台灣是個沒啥資源的國家，幾乎所有的原物料、技術授權甚至高階生產機器來自於國外。貨幣貶值或許一時可以美化財報或報價，但是長期來說生產成本也無可避免地要同步上升。一來一往之下，貶值對出口廠商而言長期不見得有利。

這種中學生等級的邏輯，何須「博士論文」式的解說？

馬英九於近日宣稱：

…國家的財政十分困窘，但基本上算是穩健，法律規範的租稅上限非常少，目前舉債比重佔GDP的38.6%，不過其他國家都到50、60，「人家還不是活得好好的，很多人說幹嘛怕呢？人家能我們為什麼不能？」。

言下之意，似乎我們的有更高的舉債也無所謂。

是這樣嗎？

舉債是提前享受，付出的代價是利息；如果實際回收小於利息，則舉債後所得收入為負值，也就是敗家賠錢了。

因此，無論是私人舉債，或是公家機關舉債，都會面對到同一個問題：

借錢投資值不值？能不能回收？

公家機關與私人舉債唯一不同之處在於，私人投資講究的回收，可以純粹看未來收入是否大於付出的利息。但公家機關的收入並不止於公家機關本身，而還包含整個社會的收入。

最簡單又明瞭的例子，就是台灣政府借錢蓋中山高速公路，其帶來的收益是全台灣長途道路使用者都獲利。

當然，高速公路對公家機關來說，資金要回收是相對容易的–政府只要攔路要錢即可。

可惜，不是每一種公共投資項目，產權的「收益權能」都像高速公路一樣相對低交易費用。

這又帶來一個最啟人疑竇又難以回答的問題：

公共投資的收益要如何計算？

前面說過，如高速公路帶來的社會整體利益，邏輯上肯定大於等於高速公路所收的過路費。但最起碼，我們還有個「過路費」可以當做判斷基礎。假若台北市政府買一座朱銘藝術雕像放在仁愛圓環中央，社會獲利究竟是多少？就算不出來了。

當然，有些經濟學家會「編織」種種模型來「看圖說故事」，但這些都只是嘴砲，無法驗證。

我們唯一能確定的是，如果無法判斷收益，那舉債投資就永遠說不清合理或不合理。

但，很重要的一點是，如果做這種收益不易判斷的投資的是私人，則該人或該企業的財富增長是可以透過市場運作來判斷知悉的。比如某私人銀行在贊助該雕像；亦或某私人企業贊助某些公益活動。

我們其實說不清企業贊助公益活動究竟能帶來多少「image improvement」，但長期該企業如果能夠生存於市場上，至少我們知道其行銷公關策略不算「該死」。競爭之下，錯誤策略會讓企業自食惡果，反之亦然。

可是政府在多數活動之外卻得以獨立於市場之外，因為其收入來自於行政暴力壟斷–徵稅、印鈔票。

這變成政府舉債從事收益不明的活動，究竟值不值得，就毫無判斷標準。

另一方面，私人舉債投資，影響的是自己的財富收入，無論直接間接。政客讓政府機關舉債，往往於自身財富收入無關。

話說「別人的錢花不痛」。馬英九關於舉債問題犯的最大又最明顯的錯誤，顯然就中了這句格言。

既然是花別人的錢，那麼對於執行細節與對於預期回收真實性的斤斤計較，自然是馬虎且便宜行事。馬英九如果連這點人性基本認識都沒有，那真是「天真活潑」到令人髮指了！

結而言之，我不是反對政府舉債，但我深信政府必須拿出相當理由說服人民，其舉債合理性與未來收益怎麼實現，否則，政府均不應該輕易借錢。這點跟經營一家公司是沒兩樣的。但可惜基於前述對於人性的認識以及真實侷限，我深深懷疑政府能「有效舉債」。

如果我們選出來的政治人物，就只會跟別國的政客比蠢–「別國可以高舉債為何我們不行？–那我們以後乾脆選隻正港水母來當總統，至少不會犯這種幼稚園程度的錯誤。

食安風暴又起，近來油品混摻造成媒體又一面倒要政府負責。

所謂政府負責，說穿了就是更嚴格的食安法規與執行；這跟過去一有火災就讓消防安檢更嚴格沒兩樣。

但背後牽涉到的經濟問題有兩大點：

1. 消費者「只能」選擇高品質產品嗎？當市場只剩高價品，窮人怎麼辦？ 2.更多的法規引來的更多貪汙勾結，成本是否大於安全食品帶來的利益？

對這問題直接說對的人，往往是忘了任何事情都有代價。

以大陸三聚氰胺牛奶事件來說，之所以要添加，是因為奶牛不是天天乳產量與品質都一樣；為了符合所謂的「標準」，造成奶源必須動手腳，否則可能血本無歸。

當媒體與社會多數人以「工業標準」來對待自然產物時，必然得有相當食品工業手段來使其達到標準。

這過程往往會發生：a. 產品造假與 b.廠商與官員勾結。

這兩者我過去都曾寫過文章：「資本主義造成短視近利？黑心商人也是因為短視近利？」、「貪汙的一般性理論（中）」

前文我主要觀點是：如果我們老是設立特別法與特別機構來專責某些事情，則該機構很容易形成一種新的貪汙組織，這個組織與其所被賦予的權力，本身就是一種吸引廠商偷雞摸狗的強大誘因。

後文我則談到：這類公權力生出來的貪汙組織，本身會傾向將自己制度化，使得這個社會難以將其拔除，以維持自身恆久收入最大化。

我的長期讀者都知道我大概怎麼看這個假油事件。

i. 高標準食品安全法規，只會讓窮人得付出更高的收入比例去滿足食慾，窮人將更窮。
ii. 媒體一方面表現關心中低階層，但一方面又常主張政府要介入這個那個，結果往往只是讓中低階層更慘，然媒體卻渾然不知。
iii. 從商周等雜誌報導來看，大統老闆很可能與黨政關係人有某種默契，才讓過去基層公務員查察如此困難。但這也印證了我在「貪汙一般性理論」中所言：特別法與其公務機構，只是創造官商勾結的誘因，勝過保護民眾的實效。
iv. 媒體對於食品安全的過度反應，往往也會造成民眾錯誤觀念。上次塑化劑事件，參與團體訴訟的民眾乃至於媒體，似乎都認為自身損害重大，亦或應該要重判廠商賠償額以正視聽。殊不知侵權行為法的根本原則是「彌平損失、恢復原狀」 — 消基會律師壓根沒說服法官，消費者究竟「受損了什麼」？這一點在法律上是非常重要！你一定要能成功證明你究竟損失了什麼，損失了多少，侵權行為才能依法判賠。

而媒體報導廠商忝不知恥地主張衛福部某些資料狡辯，整件事只彰顯台灣媒體法治程度之低落與可笑 — 法庭上攻防兩方本來就是有法律上的權利，主張對自己有利之事實（只要其非作偽證或故意誤導法庭）。台灣媒體一副未審先判，然後片面要求其眼中的罪人「伏首認罪，不准狡辯」的態度，跟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實在沒兩樣。

我在這兩篇文章都沒談到的一個觀點，這裡趁機多談一點，就是更嚴格的安全法規，其最大副作用是青年人創業門檻會增加。

以台灣現在的工廠法、食品衛生管理法或化妝品…..等相關法規為例，一個年輕人今天假如想要開一家化妝品工廠，其所要付出的直接成本，可能要高達數千萬（包含土地成本、建物成本、建物要符合各式法規以及申請等成本）。比如工廠法規定某種坪數以下的土地，壓根不能蓋化妝品廠；相關法規更規定，即便你土地面積相符，使用限制也符合，但是該土地聯外道路寬度不夠，或是土地面路的寬度不夠，你也蓋不了廠房。

種種法規多如牛毛，一個即便是法律專業的年輕人，如果不是專攻此類法律的，也懵懵懂懂難以適應。

更甭提不同法規有不同權責單位，每個單位又各行其是。一個有心要創業的年輕人，光是應付政府這一關，就不曉得要磨掉多少心力與熱情。

對於家裡沒有富爸爸的年輕人來說，相較於開工廠，開咖啡店、加盟飲料店倒真是一個簡單上許多的選項。

郭台銘曾經批評現在年輕人只剩開咖啡店的志氣。其實客觀來看，現在的創業環境遠遠不如30、40年前，可以「客廳即工廠」創業的郭先生當年的環境。

政府提供一堆無關痛癢的「青年創業貸款」，卻無力、不願也無視青年創業所要面對的政府障礙，台灣年輕人難怪淪落到只會沒事抗議哭么，對行政首長丟鞋。

另一方面，高法規障礙也會形成保護現有廠商的壟斷性。先前文章談過了，供應者的租值很大一部分來自於上頭成本，也就是已經投入的代價。這代價帶來的租值有多少，又端視於新競爭對手的進入障礙 — 進入障礙越高，既有廠商的租值越高（因為壟斷性越強）。

我也說過，市場自然形成的壟斷不可怕，大如微軟都能兵敗如山倒；然而，政府法規建立起來的壟斷性才是最難以克服，卻偏偏又不是反托拉斯法要去處理的。政府的雙重人格，可見一斑。更多的法規並不能解決問題，也由此可見。

因此，台灣年輕人憤怒，往往是對貧富差距不滿；「貧富差距」是不是問題？認為是的，多半經濟學程度小學生不如，這包含了一些諾貝爾學獎得主；真正的問題是在於引發貧富差距的法規設計，而這些設計又往往來自於許許多多、疊床架屋的「for perople’s own good」的法規。想要透過更多法規或是稅制來改善貧富差距，是請鬼開藥單。

表面上保護人民、消費者的法規，實質保障了既有廠商的租值，也阻擋了年輕人創業的路。這，才是問題核心！

 

中研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莊委桐的高論：

一個簡單的基本原則是，對於自住型的住宅，政府可以不予變動稅率：但是對於持有自住目的以外的房屋者，便可考慮採取累進稅率：擁有房屋愈多，則稅率愈高。但執行時如何採取漸進或階段式作法以降低經濟體系的衝擊，都有賴各界進一步地集思廣益。
在政府所有的課稅項目中，提高房產稅只會降低民眾持有房地產的需求。它既不像所得稅會減少工作誘因，也不像證所稅會影響新創事業的投資誘因和企業集資需求，可說是正面效益多於負面作用的稅目。

首先，一個經濟學者會談「合理價格」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彷若自己比市場還更懂價格，天才無異？！

再者，認為房地產供給不受租值降低影響，更是主流經濟學的一大盲點與錯誤。

任何具備租值的供給，都會因為稅賦減少租值下，改變供給的內容；是的，不動產供給量或許不變，但是供給內容與品質肯定會改變。

這是基本經濟學概念掌握得夠不夠的問題，更是對於真實世界是否了解的問題。

另一方面，高不動產稅也會影響：1. 不動產投資業者的意願；2. 工商業創業者的意願。

我在加州灣區居住時，租在一個集合式有庭園的出租公寓裡，住的是常見的1 B/1 B。而這間公寓是由一家土地投資公司所經營，這家公司就我所知，在灣區經營了10幾個類似的項目。當非自住住宅相關稅率高到某種程度，這種行業根本不可能生存。莊先生宣稱不影響事業投資誘因？顯然錯了。

最著名的例子：紐約的key money。20世紀初期，紐約市政府認為紐約住宅租金過高，於是實施長期的價格管制，法規強制規定租金不得高於某某數字。其結果是什麼？

老舊的、地區不好的房屋，租金的確不會高過那個數字，但是屋主也不再付出任何一點錢，來整修、維護或改建這些老房子。貧民窟自此而生。Dustin Hoffman年輕時曾演出「午夜牛郎」一片，所偷住的住宅即是。

而較新、區域較好的房屋，在競爭之下，租金怎麼可能低於法定金額？於是key money應運而生！沒錯，房間租金的確是一個月500美元，但你要跟房東拿到房間鑰匙，鑰匙的租金一個月可要2000元！在價格管制時期，key money也揮之不散。

主張透過稅率來管制台灣房價的莊先生，又如何能避免這種狀況發生？我看不出高明之處何在。

工商業投資幾乎脫離不了土地使用，即便是一家全部委外代工的網路品牌商，就算不需要店面，倉儲仍是不可避免；不動產稅率高低，必然影響倉儲租金乃至於購買成本，稅率高到某個程度，怎麼不會影響到工作誘因與事業投資？

孫中山承繼經濟學很爛的Henry George，主張平均地權，說穿了背後的錯誤經濟思維誤認：土地供給不會改變，所以你怎麼課稅都沒關係。但此論調無論在經濟學邏輯上亦或真實世界實證上，都是錯誤且不堪一擊。

這種大錯特錯的老舊經濟學，如果在今日還有貴為中研院經濟學者在鼓吹，台灣經濟政策制定乃至於教育，嗯……

聯合報報導：全台66萬人擁逾3房 奢侈稅能廢嗎

財政部昨天公布奢侈稅報告，全國超過六十六萬人持有三間以上房屋，顯示囤地囤房現象嚴重；若無奢侈稅，全國平均房價將比實際房價更飆漲，雙北房地短期交易也可能暴增至兩位數成長，代表民眾購屋痛苦指數的「全國平均房價所得比」恐超過十倍（民眾平均要工作十年、且不吃不喝，才買得起一棟房子）。…

…黃耀輝說，奢侈稅抑制房市飆漲歪風，不再發生民國九十九年「一日三市」情形；但當前房市「囤屋囤地、短進短出」仍嚴重，他建議奢侈稅不能退場，還要延長課稅年限至三或四年。他表示，台灣持有三屋以上者約六十六萬兩千多人，這些人若繼續買房，恐怕不是為了自住需求，未來應對「一戶多屋者」擴大課徵買方奢侈稅。…

…黃耀輝說，帝寶豪宅一戶動輒數億元，一年房屋稅和地價稅僅約十六萬元，未來應提高非自住者不動產稅負；部分囤房囤地者轉向非都市地區土地、農用地、工業用地炒作，這是「漏網之魚」，未來也建議修法遏阻。

囤積學歷、囤積股票、囤積鋼彈模型、囤積中古車、囤積大宗物資都可以，但是囤積房屋就不行？為何台灣政府官員的經濟邏輯可以愚蠢到如此程度？

囤積跟投資本是一體兩面，所有的投資都是放棄現在的消費，換取明天的收入；如果囤積房屋是罪惡的話，政府乾脆廢掉所有學校，因為囤積知識以換取未來高薪也是同樣充滿罪惡的經濟行為。

「居住正義」是亂七八糟的福利觀念，「人人有屋住」不代表這世界就應該「人人『所有』房屋」。

社會富有的過程，競爭之下的成功者本來就會有較多財富，需要找地方放；定存、股票、債券、名車乃至於房屋，都是自然存在的投資標的。

政府胡亂打壓，只是讓這些資金從A處幾往B處。當你試圖管控房價，則通膨會發生在未被管制的項目上，例如股市。這跟擠壓氣球是一樣的。

當你管制項目越多，則資金市場被迫發明新玩意來規避，例如台灣的儲蓄型保險，亦或大陸的投資產品，亦或美國的存單。這些都是政府管制下的變形產物，究竟是資金的錯？還是政府的錯？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些管制所帶來的行政成本、資金移轉成本乃至於契約成本，都是原本無需付出的社會耗損。無人得利，多邊均輸，這種蠢政策只是為了討好一群主張正義的學者或無知民眾，可笑。

政府的稅制，應該與政府提供的服務掛勾，讓「稅」接近「租」；而非與「正義」掛勾。當稅淪為「正義」的工具，則政府的稅制也永遠只是某些人打壓另外一些人的武器而已。

因為某人經商成功賺錢，就要用稅法懲治他，逼迫他吐出多數財富，美其名「降低貧富差距」，這樣的社會只是鼓勵年輕人安逸怠惰，永遠也別創業！

最近公事進入緊鑼密鼓階段，詳細的長文沒時間寫，摘要思緒如下：

6月底時，我已寫過一篇「關於服務貿易協議」，其中重點有三：

i. 任何貿易壁壘或限制的降低與取消，對社會多數人民都是益大於弊，這是經濟學早有的共識與基本邏輯。對此提出質疑的所謂經濟學教授們，經濟學懂深不懂淺，把基礎邏輯給丟了。

當然，任何貿易限制的取消，一定會有一群人受損，即在原本限制之下享有租值的人。例如原本在限制下的供應商，當然享有相當高的租值，如今拿掉了，直接要面對財富下降的結果。這群人自然會起身抵抗，但如果只是為了少數人而繼續貿易限制，實證告訴我們其實是拿多數人可以省下的錢，去餵養少數人的租值，得不償失。

現在檯面上的政客或學者，完全忽略此點，只為了保護少數人而要多數消費者付出代價，這種民主很可笑。

ii. 就算開放服務業，以台灣市場規模而言，大陸廠商還不一定想來投資。利弊分析，是所有商業行為的基礎，以台灣市場規模來看，進入市場須投入的直接成本不見得低於大陸市場，但是每單位投入帶來的可預期收益，很可能會低於大陸市場。若是如此，幹嘛去台灣找死？

這是基本商業感受與經濟邏輯，不懂的教授們….看來一輩子也不會懂。

只是讓我想到Milton Friedman說過，學經濟學不是在於你懂多少理論，而在於你經濟感受力好不好。想透過學經濟學來更懂商業，進而致富的同學，對於這些胡說八道的教授們，多小心吧。

iii. 就算要來，依據經濟學大師Alchian著名的定律，同樣一次功夫，能塞多少是多少，帶到國際市場上看，就是一樣的出口投資，打高不打低為上策。真實世界不會有人千里迢迢大張旗鼓到他國，只是為了開一家小麵攤、小理髮院。除非這人是走投無路，如早期許多破產跑路到美國開小攤販的一樣，才有可能。但即便如此，回到第一點，這對台灣人民並沒有什麼不好。

可預期的是真有大陸商人要來，也會是以連鎖體系的大商號為主。在台灣，會是財團對財團的戰爭，小商家邊上看，如有歸屬租值的，則壓根不受影響。

此點，也是多數經濟學教授忽略的了。

而今日台大法律系教授顏厥安一文「服貿協議該如何審查（顏厥安）」，更讓我深感不只經濟學教授，連法律系教授在論事用法上，連基礎法學邏輯都忘光了？！

顏厥安主張：

所有的審查標準都與一個基本原則相關：重要性理論。也就是涉及人民的權利義務越重大，牽涉到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越深廣的議題，就需要有越嚴格的審查標準。

服貿協議衝擊數百萬的就業人口，連同家庭可能超過千萬，六、七成的GDP，牽涉金融、資安、社福、醫療等議題，對重要性這麼高的協議，立法院當然要以最嚴格的標準來把關審查。

憲法從第九條起，到基本自由原則的第23條：

第 9 條
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

第 10 條
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

第 11 條
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第 12 條
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

第 13 條
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

第 14 條
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第 15 條
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第 22 條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

第 23 條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可以看出來憲法列舉了一些基本自由權，而在第23條概括說除了四種原因，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我再強調一次，是「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也就是說，憲法邏輯上，當政府要推一個限制人民自由權的法案，無論是酒駕加重處罰、軍法改為違法一律死刑或低收入戶無投票權….等，屬於「限制人民自由」之法律，都需要經過第23條四種判斷因子的審查，審查強度如何區分，就如顏厥安所言，是憲法的「比例原則」或「重要性理論」這種騙騙小孩子的玩意了。

反之，如果政府是開放人民自由，例如80年代的解除黨禁、報禁，那就毋須引入嚴格審查標準，甚至根本毋須引入違憲審查。

服務貿易協議內容是什麼？是開放台灣人民在某些條件下赴大陸投資某些行業；同時也開放中國人民在某些條件下，可以來台灣投資營運某些行業。

總結來說，該協議如在台灣真成為法律生效，其效果是：減少對台灣人民與特定外國人的限制。

剛剛前面說過的法學基礎邏輯是什麼？是如要限制台灣人民，要通過憲法的違憲審查，第23條是一定要過的。（當然，真實世界通常也沒這樣做；政府一堆限制人民自由的法案壓根過不了第23條審查，一樣在實施在限制或處罰人民）。

服務貿易協議本質並非「限制人民自由」，相反的，是「開放人民自由」。這個大前提沒搞清楚，顏厥安就大放厥詞地要引入「嚴格的審查標準」。

顏教授，你這樣憲法邏輯不及格喔。

我上篇文章與本文前段說了，開放貿易限制，亦即開放人民自由，勢必會影響原本因限制而享有租值的人，但這在憲法邏輯上不構成必然須引入「嚴格審查」的結果。

如開放黨禁報禁，必然造成國民黨高幹或當年的壟斷報業的財富大幅下降，而這個下降事後諸葛來看，是非常明顯的。但一樣毋須引入違憲審查，來審視開放黨禁報禁，更枉論嚴格審查。

本文重點就這麼一點。

The Atlantic 報導：「Well, This Is Just Awful: ‘Renting’ Disabled People to Skip Lines at Disney World」

去過美國迪士尼樂園的讀者，應該都曾被園區內驚人的排隊人龍給嚇過。事實上你可以選擇不排隊優先通關，只要你願意每人多付170~270美元，就能一路暢行無阻，把愚蠢的排隊人潮通通拋諸腦後。

想省這筆錢又想要能合理插隊？簡單，如果你本身或你家人裡有殘障人士，則迪士尼樂園讓你無需額外付費，就能享有前述的特權。

於是乎，美國就有夫妻「租」了一個殘障人士，好讓自己的家庭可以插隊每項遊樂設施，免去動輒1、2個小時的等候。

經濟分析來看當然是簡單的：

1. 只要有人認為自己的時間成本高過170~270美元，就會傾向選擇付費取代排隊時間。比如說在園區內從早排到晚只能玩到5項設施，花費6小時，付費之後可玩到12項設施，免去排隊之苦且可能不到4小時就能輕鬆離園從事其他活動或休息。若後者帶來的益處大過額外費用，遊客就會支付。

2. 若家裡有殘障人士就免去額外費用，這表示兩種狀況存在租值的差異 — 免排隊之益處加節省的費用。換言之，如果租一個殘障人士費用小於額外費用，則遊客就有誘因去租。但這也牽涉到遊客的自責內疚成本（包含他人知情後帶來的譴責的可能性）、尋找願意配合之殘障人士的難度、與陌生人共遊的不適…等其他代價。

3. 經濟學說：不可能存在無主孤魂的租值。只要有盈利存在，就會有人去爭取。前述享受免排隊特權的契約安排，存在有殘障人士與無殘障人士兩種不同的成本付出，二者差值就是一種租值。只要租值存在，就會有人去爭取、榨取。這是人的自私行為所導致。

經濟學家張五常的「The Theory of Price Control」一文認為：價格管制會導致租值消散，引發降低消散的行為。從侷限條件的考察，可以預先推測何種降低消散的行為會發生。

迪士尼樂園的價格安排，是一種價格歧視（price discrimination）– 享受的服務一樣，但是因為你身分不同或成員中有一人身分不同，而有不同定價。價格歧視也是一種price control，差異在於政府發動的價格管制有強制性；而私人企業實施的價格歧視，消費者可以不買單。這也表示，迪士尼的價格安排，雖然存在著租值差異，但是會偷雞摸狗去爭取的人較少。這是因為不願意排隊也不願意支付額外價格，更不願意租用殘障人士的遊客，一開始就會選擇不去。

但為什麼報導作者在文中大做道德譴責？為什麼其他潛在客戶，也要跟著道德批判這些偷雞摸狗行為？

我的看法：照顧小孩的樂園，如提供殘障人士優惠，則除了吸引殘障人士家庭（通常不會只有殘障人士一人來遊樂），還能創造「遊樂園樂於照顧幫助弱者」的形象，對於殘障人士家屬，乃至於同樣需要照顧之小孩的父母來說，有一定的廣告效應。

另一方面，遊樂園開放殘障人士，卻不針對殘障人士與同遊旅客做身家調查，也往往是因為交易費用過高 — 要調查出真相需要相當的費用與時間。此外，一一盤查的作法也可能嚇跑遊客。這如同多數飯店跟客人收了住宿費用之後，並不特別針對旅客的用水、用電額外收費。一者，每個房間單獨裝水電錶有其費用；二者，水電完全是旅客必用的資源，一一計量收費也會給旅客留下壞印象，從而影響商譽。

賣方（迪士尼）不希望有人利用漏洞插隊，理所當然：差額是迪士尼盡收的租值，沒道理被人這樣騙走。同時原有的廣告效應如不處理，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迪士尼不處理都不行。

這個經濟論點驗證上，我們可以看那些「不需要創造願意照顧弱者形象」的商業，例如銀行，一般銀行並不因為某人是殘障人士，所以匯款轉帳手續費乃至於利率都有優惠。

站在被租用的殘障人士立場，既有額外收入又能享受遊樂園之趣，撇開閒言閒語的代價，何樂而不為？

回過頭來看其他遊客。

如果有人利用租來的殘障遊客節省排隊時間，對於沒租也不願意付額外費用的旅客來說是增加了排隊的成本，後者當然要抗議。（事實上對於有付額外費用的旅客來說，也可能增加排隊成本）

成本永遠是未來的選項。還在排隊或者未來可能蒞臨的客人，會受到這種作弊行為而受損失。但是已經排過隊、玩到遊樂設施的人來說，後來的作弊者就無影響。但，這樣的作弊行為同樣適用於任何有提供「殘障優惠」的服務或商品上，如果不引入道德譴責，增加行為者的良心成本，則本來事不關己的第三人，某天也可能成為此作弊行為下的受害者。也因為如此，在這件事情上的道德譴責強度就會提高。而更重要的是，「道德譴責」也是第三者唯一能使用的低費用武器，要透過法院處理作弊行為，一者法源上無請求權，二者法律也不允許對還沒發生的損失與侵權行為進行求償。

舉個反例來說，台灣有多少百貨公司停車場的殘障停車格，被非殘障人士的車輛給佔用？以我自身觀察來看，其實比例非常高。然而因為百貨公司並沒有在消費金額上給殘障者特別優惠，所以對於車位是誰停的，百貨公司其實是不在乎的。對百貨公司而言，來者就是客，自然也沒有誘因去糾正此現象；多數消費者也不因為有人作弊偷停殘障車格，而受多大損失，在這件事情上的道德批判強度自然弱上不少。

簡而言之，從成本角度來看，當其他人的作弊行為會增加自己未來的成本（也可以說減少自己未來的選項）時，則人們傾向痛下殺手，賦予更多的道德譴責；反之，則漠然以對。而作弊行為只要有利可圖，永遠都會有人奮不顧身地做下去。

這邊還能延伸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大眾交通工具要鼓勵年輕人讓座給「老弱婦孺」？有興趣的網友可以自己想想。

針對聯合報的報導：「被批物化女性 青年公園比基尼之夜喊停

台北市政府委外經營的青年公園游泳池，日前推出暑期「比基尼之夜」活動，周三晚間只要穿比基尼就可免費入場。婦女團體昨批評此舉把泳池「夜店化」，北市府不但沒帶頭去除女性刻板形象，還將偷窺女體慾望包裝在「優惠」之下。

…台灣女人連線理事長黃淑英批評，這是「物化女性」噱頭，看似「免費」，其實是在「消費」女性。她表示，游泳池是全家大小出遊的場所，怎麼會設下標準才能換取優惠？尤其政府委外廠商推出的優惠促銷，應兼顧普及、合理及公平，讓不同族群都能享受多元優惠方案，不該變成展露及比較女性身體的舞台，或有身材歧視。她還舉自己為例說，「像我六十二歲，要我穿比基尼在路上走也很奇怪」。…

…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理事陳怡君表示，北市府推行的政策應該引導進步價值，不該抱持「民間夜店怎樣，我們也可以」的心態。…

…馬拉灣水上樂園暑假期間推出周一至周五穿「三片式比基尼」入園只要一百元，也被婦女團體批評。婦女團體呼籲，業者應停止剝削女性的行銷，讓水上樂園回歸家庭、健康的休閒娛樂。…

2009年我寫過一篇「從殺很大談言論自由」與「從上空女郎談競爭準則」，就曾批評：

1. 我們不曉得「物化女性」究竟是指什麼東西？猛男秀是不是？偶像劇中的花美男是不是？被利用去修電腦的宅男是不是？為什麼辣妹秀是？為什麼AV女優是？又為什麼被免費優惠吸引來的比基尼女郎是？

講來講去，似乎就是某些在性相關市場上（包含婚姻市場與一夜情市場）競爭力弱的人，對某種現象不滿，就可以歸化為「物化女性」這個大帽子，然後要求公權力加以禁止。

這是定義非常亂七八糟且隨便侵害他人言論自由的行為。

2. 舉辦此類活動來招攬客人的廠商，本身就承擔了一定的財產風險 — 如果說比基尼優惠活動真的那麼讓社會多數人深惡痛絕，則廠商就要面臨收入與財富下降的後果。

沒有什麼，比讓一個廠商虧錢有更強的拘束效果！

3. 社會上某些團體，成員總認為自己的價值觀優於他人，他人應該接受其指導拘束。此新聞只不過是一例。

4. 自願參與比基尼優惠的年輕女性，一來廠商並沒有拿著槍逼迫他們，二來也這些女生說不定自己也希望能享受此優惠，三來，根據我的觀察，許多女生很享受他人對自己美貌投以崇羨與注目的眼光。更重要的是，享受比基尼優惠的女生，其實也在利用其他付了門票錢的人的支出；廠商利用某些人的門票錢換來更高的收益，廣告費無疑；沒穿比基尼的分擔了比基尼女生的費用，卻換得自己所希望的享受。

如此看來，三贏局面，何勞這些自詡為道德高尚之人指指點點？更別說這些團體何德何能干預他人如何使用自身權利？何來「剝削女性」之有？

5. 青年公園游泳池委外經營，是一種產權的使用權轉出以及收益權分享的制度；換言之，在政府與承包業者契約內沒有明定何種促銷模式不可行的前提之下，只要該促銷活動沒有違法，政府與民間團體是無從過問。

假設後二者過問之下，廠商就真的不敢再如此推銷，則未來換約時，政府必須付出更高代價，否則難以吸引民間廠商願意承包經營。

整體來看，民間廠商收益有損失；政府未來也會有所損失；唯一沒損失又賺到爽的，就是這些團體。如果我們基於R. Coase的經濟理論，來擴大解釋民法第184條第一項後段：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這些婦女團體是不是應該要支付民間廠商的損失？

我個人倒是很認同：只要這些看不慣的婦女團體付一筆錢簽下契約，買下廠商不以比基尼女郎行銷這個權利，否則就請別動不動就拿自己的道德來壓迫別人。出一張嘴就要人家減少收益自己還不用負責，其實，整個狀況還比較像是「婦女團體在剝削廠商」。

從該協議內文來看，特別是第二章第四條的規定，如果雙方有任何不公平或不符合WTO精神的制度，他方可以要求改善。

換言之，就法論法的角度來看，如果這個協議真的對雙方有拘束力，則郝先生所擔心的情況不會發生。

我們要問的是中國假如真的霸道不講理，片面不開放而只有台灣開放，那會是怎樣的狀況？

一、郝先生跟多數媒體都錯了

依據經濟學大師Armen Alchian所發明的經濟學定律，出口到國外的水果往往遠比當地販賣的來得品質更好，其原因在於成本效益，後來張五常更於著作「經濟解釋」中補充了「寄託量」的概念：假設一個箱子的運費是固定的，則多數人都會選擇將一個箱子塞得越多越好，使得每單位成分所分配到的運費最低。真實世界裡，台北市隨袋徵收的垃圾袋，塞得永遠比其他縣市來得滿，這是這個經濟學定理的體現。

基於同樣的邏輯，大陸商人真要來台，其主打的也不會是中低階層的，自然也看不上小生意的蠅頭小利。正確的經濟邏輯，既然要跨海做生意，一定要打高階才值得這些成本。換言之，大陸商人開放之後真的來台，受衝擊的應該是台灣大規模的連鎖企業，或者走高檔精緻路線的商品/服務業。

實證來看，當年台灣開放美國連鎖企業來台，第一個進入的是美國龍頭麥當勞，在當年打的也是高貴的美式生活享受，而非打低階的大眾飲食。即便到現在，台灣麥當勞相對於一般沒品牌的小吃攤售價，仍然是較貴的。更近一點，大S的婆婆來台灣開餐廳，也是打中高階市場，可不是打平民的川菜小館（當然，"想打xx市場"與"能不能打下xx市場" 是兩碼子事）。

從麥當勞等眾多美國速食業進入台灣這段歷史來看，財大氣粗的美國財團，並沒有把台灣的陽春麵攤給消滅掉，反而其中央廚房的新穎觀念，造就了台灣如「鬍鬚張」這種淬鍊過的傳統小吃企業。

二、中國商人也不見得想來台灣市場

台灣不是什麼大市場，特別在影視與出版業這一塊，相較於中國，是小得非常多的；這點從中國能有許多冷門翻譯書存在，但是台灣沒有，就略知一二。

而出版業乃至於影視娛樂行業，規模經濟的效應是遠遠高於其他種行業，其原因來自於「相較於其他行業，此二種產業存在非常低的邊際成本」。這就是為什麼中國選秀節目經費遠比台灣多，一來因為觀眾多所以廠商願意出更高價買廣告；二來，在節目上的投資，其邊際產出遠大過台灣的。我們假設節目不賣廣告，改如HBO之類衛星節目般依頻道收費 — 同樣花1000萬製作一個節目，假設在兩岸收視率均百分百，一人收1元，在台灣也不過收到2300萬元，在大陸可是能收到10幾億！「人多好辦事」，在這兩種行業是非常明顯的。

以張五常經濟解釋卷二中所舉的出版社例子：在2000年於香港出版500本書與8000本書，其平均印刷成本（包含材料、印刷、油墨、過膠…等費用），分別是15.89與4.93港元。前者是後者的3倍！著除了讓我們知道市場大，平均成本大降之後，出版商可以多賺多少；也讓我們知道暢銷書作者有多好賺！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如果我是大陸出版商，我有什麼誘因非得到台灣投資出版不可？

從經濟學成本角度來看，大陸出版商在大陸既有的出版體系、印刷設備乃至於經銷渠道（包含需要取得的證照以及須打通關的賄賂），都已經是付出過、投資了的租值，邊際上每出一批書號的書，其成本包含：a. 上頭成本（不開張也得養活的員工與廠房的租金等）與 b. 直接成本（印書所需付出的版稅及物料成本等）。

但是大陸出版商來台灣，則得重新建立新的，亦或學習、融入台灣既有的出版體系、投資新的印刷設備，建立或融入既有的經銷渠道。這些，全都會變成大陸出版商來台投資時所要面對的直接成本。而正常且理性的商人，除非他預測他在台灣的收入能大於等於這些即將付出的投資成本以及未來發行的直接成本，否則他一定不會進入這個市場。

當年黎智英成功將壹傳媒轉入台灣，是天時地利人和下的產物（簡單說，當時臺灣的報章雜誌太弱了）。我不認為就台灣的出版業來說，還有類似當年黎智英所看到的機會。

因此，在台灣出版或娛樂傳媒環境先天失調（因為市場較小）加上既有競爭對手已經非常多，我不認為開放台灣市場會讓大陸出版商躍躍欲試。當然，少數有利基市場的，可以或以為可以克服前述的直接投資成本的商人還是會前進台灣，但多數應該會理性地撇開不管。

三、低價傾銷只是神話

「削價競爭把競爭對手殺光了，然後坐地起價大賺其錢」是一段完全禁不起邏輯與實證的神話。

經濟邏輯上，如果你要透過削價競爭，你必須要有非常粗的本錢，因為當你賠錢賣的產品越受歡迎，你要賠的金額絕對會越多。但別忘了，你的競爭對手一者不見得沒有本錢，二者，如果真的是小型商店，則他的轉型成本高，留下來殘守租值的成本低，你如何削價競爭，你的小競爭對手還是在那裡，不會走。

若你遇上的是聰明的競爭對手，那你只是更快被市場淘汰。真實例子就是許文龍的奇美實業，早年從事壓克力生產時，其競爭對手財大氣粗，採取削價競爭手段要把許文龍趕出市場。許文龍很快發現，競爭對手論斤秤兩地賣壓克力版，是致命地錯誤定價 — 面板大或小，其所需要的工繳是不一樣的；論斤秤兩賣，顯然是忽略了不同規格所需製作成本不同。因此，許文龍乾脆將工繳高的壓克力版售價翻倍，讓其客戶通通倒給該競爭對手，沒兩年，該競爭對手破產倒閉。

更極端的例子，如經濟學家張五常曾舉過的例子：連鎖商店想要把地方雜貨店趕跑，採取恐怖的流血殺價，但是大殺四方之後雜貨店依然屹立不搖。連鎖店長假冒顧客，好奇地詢問雜貨店老闆為何不怕連鎖店的削價？老闆答：「它價格殺得比我進貨成本還低，我就乾脆換供應商，改到該連鎖店買貨，便宜又省事。」

反托拉斯法上，對於「傾銷（dumping）」的看法是充滿謬誤。學術上往往來自於學者對於成本觀念缺乏或錯誤，造成誤認某物以低於邊際成本價格販售；政治上則根本是來自於既得利益團體的抵抗反對，所提出的一種貿易障礙（trade tariff）的藉口罷了。另外一種由政府補貼所達到的傾銷，對於被傾銷國的消費者來說，更是利大於弊！他國願意犧牲自家利益，讓我們享受便宜的產品服務，有何不可？從來沒見過有消費者痛罵百貨公司折扣季的。假若一個國家長期補貼產業傾銷另外一個國家，等到後者產業死光了，前者要坐地抬價也是不可能。因為一旦抬價夠高，有利可圖，後者的業者很快就能重起爐灶；甚至抬價越高，起灶越快。我不是否認這中間沒有陣痛期，但有利可圖，市場就能有效率地解決問題，何勞政府操心？

現在所謂抗議"服貿協議”激烈的中藥行，憂心8成中藥來自於中國的結果是自己沒有議價權。熟識中藥行的都知道，台灣中藥行（特別是台北迪化街）的毛利之高，令人咋舌！以同樣品質的白人參（未經過附子炮製曬乾人參即白參，性涼補；傳統常見的高麗人參，其實均經過附子炮製，所以顏色偏棕紅，藥性屬較燥熱）為例，迪化街報價可以是中部鄉鎮報價的3倍以上價格。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中藥商人如能來台設點販賣，其帶來的效果是…..

四、消費者權益

如前述，如果中國中藥商發現台灣中藥售價過高，顯然能克服我在本文第二點所談的那些成本問題，進入台灣市場依然有利可圖。在競爭之下的結果，是台灣民眾能享受比過去廉宜的中藥，試問台灣社會難道沒有得利？

因此，蘋果日報社論「蘋論：馬的服貿息肉好大呀」主張：

陸資連鎖店低價殺進，小民的競爭力薄弱，很快就遭殲滅。肥了富商，瘦了小民，是馬政府的歷史罪惡。

綜合我前述三點，蘋論是完全不符合經濟邏輯的。

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忘了，如果開放大陸商人來台投資做生意，則台灣的消費者可以獲得許多過去沒有的選項。目前我們不知道消費者得利的總合，是否大過受影響產業的獲利損失？但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開放競爭之下，消費者得利會是遠遠大於後者損失的。台灣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電信產業的開放，消費者享受的電話品質、服務態度、便利性與費用，都遠優於過去電信局時代。

同樣的，開放大陸商人來台，假設是老人醫療照護業者來台（包含可以來台的大陸勞工），則許多老人可以享受到新的選項、新的服務，免於現在排隊等候之苦。競爭之下，現有業者的服務品質也會跟著提昇。也就是說，蘋果日報宣稱的「瘦了小民」，是完全忽略消費者得利的。

至於蘋論又宣稱：

陸資的假民營印刷廠以極低的價格殲滅台灣的印刷廠後，台灣出版商只好給陸資印刷廠印，此時印刷廠可拒印不利於中共的書，只印有利於中共的書，台灣還有什麼言論出版自由？

更是可笑至極的謬論。

一者，印刷廠高階與低階兩種差異極大，後者往往三個人一台機器也能開廠，我不認為大陸商人千里迢迢來台灣投資，是要跟台灣在地低階的印刷廠競爭。此處我在第一點的經濟原理解釋已經說過 — 媒體跟郝先生的假設，根本是空穴來風，實證上也站不住腳。換言之，蘋論作者所假設的「極低價格」幾乎不可能站得住腳。

至於台灣高階印刷廠，其承印的不僅僅是書籍，還有許多商業的DM、彩盒或其他與政治言論無關的印刷品。這些東西的色準等品質要求極高，很少有專業廠商只是因為報價極低，就敢輕易將多數訂單移轉給新進大陸廠商。

就算大陸廠商品質直逼台灣高階廠，則刻意殺價競爭，只是賣越多賠越多。中國並沒有富裕到專養賠錢貨，自然中國商人也不會笨到如此。

二者，如同我在「旺中投資蘋果日報案」一文已經闡述過 — 假設真有媒體或印刷廠，拒絕印刷不利中共言論書籍雜誌，這表示其他台灣民營的、願意印刷此類刊物的印刷廠就有利可圖！更仔細來看，市場上不可能是等到「反共印刷廠」倒光，才出現反共言論；而是一直有反共言論書籍存在，養活市場容許的印刷廠。在此前提之下，蘋論宣稱的「殲滅」根本是無的放矢。

總體來看，蘋果社論所擔心的「言論自由受打壓」只是杞人憂天。如果只是為了杞人憂天而犧牲消費者權益，這種利弊分析我不懂。

結而言之：

說開放中國商人來台，台灣小企業小商店會受創，根本是胡說八道的經濟分析。事實上台灣連鎖企業與高檔產品服務公司反而比較會受創。但這些人也都客戶忽略或輕視台灣商人到大陸去經營的實力。明明不少成功的服務業台商在大陸發光發熱，這會兒倒被刻意忽略。本文未討論此點，但請讀者記得，台灣商人如果這麼弱，那就算不開放大陸入台我們也該死了。

媒體論者也忽略了，中國廠商來台灣的成本，非常可能大過預期收益；則這些商人一開始就選擇不來。

低價傾銷只是神話，真實世界裡從沒有人可以靠純粹的殺價競爭來逼退對手。黎智英的蘋果日報，自己也清楚知道甫上市的低價，只是為了降低消費者的訊息成本，讓他們有較高誘因嘗試新報紙。那是行銷手法大過競爭策略了。

最後，多數媒體與幾乎全部的政客，都刻意忽略消費者可從更開放的競爭環境得利。這些自詡正義者，這時候倒不約而同為少數利益團體發聲了。有趣至極。

PS 至於網友"康"問到有關「文化是不是商品？」的問題，我想我過去在「教育就是商品」一文中已經有過經濟學上的討論。經濟邏輯來看，只要是能賣錢的，都是商品。主張不是商品的，只不過睜眼說瞎話。最簡單的測驗：你找個畫家請他畫畫，然後都不付錢，看他會不會抓狂？會，那文化就是商品。同理也適用於作家、音樂家、雕塑家….等。

經濟學是一門解釋人類行為的學問，跟其他試圖解釋人類行為的學科，最大的差異在於經濟學特別著重人的選擇 — 一者，因為選擇是得以客觀觀察的現象；二者人的心理與意圖是無從觀察的現象；三者，因為世界資源是稀缺的，面對稀缺，人類非選擇不可。

前述狀況就帶來另外一個重點：選擇意味著人總是必須放棄其他選項。經濟學認為被放棄的選項所能帶來的效益，就是一個人的機會成本。是的，經濟學談的永遠是機會成本，所以毋須脫褲子放屁來強調"機會"二字。

換言之，經濟學從成本的角度（亦即人類做選擇的角度），透過侷限條件的觀察，從價格理論的基本邏輯來預測人類會有什麼行為。這成功解釋為什麼人類要組成公司、為什麼要合作、為什麼有道德教條、為什麼會有政府、為什麼農民一窩蜂種同種作物會導致價格崩盤、也解釋為什麼價格崩盤之後農民要政府出來收農民搞出來的爛攤子….等等。

經濟學是個解釋「為什麼人類會做某種決定」的學問，經濟學並非是一門「"教"人類該怎麼行為」的學問。如果人類行為還需要經濟學來教，那人類早在幾十萬年前就絕種了。

如同Armen Alchian的經典論文「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中所闡述：動物不需要知道物競天擇，也不需要知道基因等東西，就懂得要怎樣生存跟繁衍後代；人類當然也不需要知道經濟學為何物，就知道該怎麼生存與交易。因為這是物種之間乃至於人類之間，因為資源稀缺所產生的競爭壓力之下，所壓出的存活策略；如不這樣做，人類或某物種早就絕種了。

這又帶到，既然經濟學能解釋人類怎樣行為，自然也能知道特定選擇後會有什麼特定結果。

例如社會失業福利太好的國家，會養成失業的邊際勞動力人口選擇乾脆維持失業，因為找到工作就沒有了福利。如果申請福利又困難繁雜，那麼去找新工作的效益會低於繼續失業領福利。反之，如果失業後申請福利補助容易，那麼又會讓邊際員工因為工作辛苦容易動不動就離職。這會造成社會上有一群人長期或反覆失業，且滿足於這個狀況。在這種情形下，這些福利政策養出來的自願性失業人口，跟米蟲無異。這也讓我們知道，過好的失業福利，無助於降低失業率，反而會維持甚至增加。

天方夜譚？一點也不。我的公司就屬於3K辛苦行業，有多少勞工局派來的受訓失業者，大喇喇擺明說他是因為要繼續領失業救濟，所以才來面試；我們千萬別錄用他，不然救濟就沒了。也有來半天，下午就跑掉的。這些實例都代表經濟學的科學解釋力十分驚人。也代表這些假惺惺的偽善人道主義所帶來的福利政策，有多麼害人不淺。

在Milton Friedman等許多經濟學家研究之下，發現有不少社會福利政策，都會帶來同樣的unexpedted consequences。你希望人人享受良好醫療服務，推行健保政策的結果是多數人享受到的醫療都比以前差，同時醫療服務供應者薪資一部分被公務員吃掉。你希望勞工生活有保障而推行最低薪資限制，反而造成工作時間或能力不能配合的邊緣勞工失業更嚴重。

政客希望人人有自宅，透過補貼或法規強迫銀房放款給窮人，其結果就是引發系統性風險，是2008年金融風暴的源頭。

這些經濟學家也發現，政府如果管得越少，則這些問題市場都處理得更好。例如英治底下的香港，各方面問題都遠低於社會福利國家，人民財富增長反而更超越。

這種「無為而治」的高等智慧，在偽善的假人道主義者看來，反倒是大逆不道、十惡不赦了。

他們宣稱經濟學應該為窮人服務。這點根本就錯得離譜。

沒有任何一門學問該為特定族群服務一般；醫學的本質也是探究人類疾病與傷害，乃至於老化等自然現象。醫生才是救人的，但醫學不是。醫生也不見得要救人，例如爭吵多時的安樂死問題，醫生的角色反倒是減輕病人痛苦、一路好走。如果我們先入為主的價值觀，硬認為醫學就是要救人，則整門學問不但被扭曲，同時臨終前重病痛苦者，也被迫不能享受低痛苦好走的服務。這種假人道主義，害人不淺，此僅為一例。世界上也不會有人笨到質疑物理學、化學本質為什麼不是救人或造福人群。

至於認為自由會帶來罪惡，更是毫無根據且邏輯錯誤的判斷。

毛澤東治理中國期間，人民自由是人類歷史上少見的低下，食衣住行無一沒被嚴密管控。試問當時的罪惡就少了嗎？

同時，自由並不代表侵權行為毋須負責，也不代表產權劃定就可以隨便。

反之，台灣早年金融亂象，是出自於政府法規過多，金融業者什麼都不能做；同時許多金融產品或服務也不准人民選擇，更不准人民錢進他國投資，才造成丙種業者的亂七八糟，或地下吸金公司的橫行霸道。

論者把因為法規過嚴產生的混亂行為，歸責於過於自由，這不但是昧於事實，也是基本經濟學理論基礎根本有問題。

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從來都沒有主張「無政府主義」；而是主張政府應該著重於市場無法處理的問題，例如產權劃分、侵權行為的確立與司法執行以及幣值穩定。政府做得沒市場好的部分，就放手別亂管。

市場機制下一定有勝者敗者，事實上你在任何資源分配機制之下都存在。但市場機制下的敗者，一樣會受惠於市場經濟的果實，窮也窮得比其他國家貧者富有。最明顯的，就是美國的窮人還是比中國的窮人來得富有許多。誠如柯斯多蘭尼說過：「資本主義的蛋糕大小不均，共產主義的蛋糕每片一樣大；但是資本主義最小的也大過共產主義的。」

但其他種資源分配機制，人類才剛剛實驗完的，就是中國極端共產。在這個制度下，毛澤東錯誤的農業政策（如改變種植密度以及全民打麻雀），引發的三年大饑荒，死了千萬人，這段時間毛澤東照樣餐餐有魚有肉，試問這種資源分配機制才受假人道主義者的青睞？

更甭提經濟學從來就無關社會分配公不公平的問題。那是個主觀價值問題，根本不是一門科學，當然也談不上是經濟學的內容。

經濟學可以說的，是如果你將收入最高的人或企業課以重稅，稅金大過於遷移的成本，則這些人與企業一定會跑掉，到最後你什麼稅都沒課到。如果關心社會分配公平問題的下場是這樣，那麼這些偽善的人道主義者的確會得到較公平的所得分配，因為富人跑光，只剩窮人，當然公平許多。

Friedman等人正因為關心窮人，才會在乎且研究歷來的社會福利政策究竟有沒有起到當初的效果；科學實證結果是 — 沒有，反而更糟。

如果說，指出國王沒穿新衣的人是冷血沒人性，那你們這些偽善且自大的假人道主義者，就繼續活在你們粉飾太平的錯誤理論與主張裡。畢竟，市場永遠是公平的，中共、俄共當年所編織的社會主義美夢，最後也是被現實淘汰。全民皆窮是客觀事實！我也祝福這些人美夢繼續做下去，畢竟是有認真製造經商的我們，社會上才能養得起寄生在國立大學，領取來自於我們繳納稅金的薪水的你們。這種養老鼠咬布袋的滋味，識者自然能慢慢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