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2008年5月上台以來到2012年3月，政府長年緊盯美元匯率以利於台灣出口產業的政策已經讓台灣的M2B成長高達46%，同時期台灣的GDP並未有同等的成長，換言之，通貨膨脹的發生完完全全是可以想見，也當然是這個馬政府搞出來的錯誤。
但是近日來，馬政府所提出的因應策略卻是比蔣經國上海打老虎的愚蠢還不如。
以台灣這種原物料幾乎均靠進口的背景下，通貨膨脹加持下，廠商怎可能抗漲？
當然，台商的韌性也由此可見，未來，癮科技所描述的情況應該更屢見不鮮吧！
以上圖片均引自：癮科技
經濟學大師A. A. Alchian一個著名的定律，解釋了為什麼外銷的蘋果品質總是比產地買的還要好，因為在相對運費下，一樣的運費塞進越好的品質以求售越高的價格，才是符合經濟學自利的定義。這是為什麼台北市隨袋徵收的垃圾袋裝得特別滿，也是為什麼廠商可以邊抗漲，邊好心地讓食物間隔變大，以方便消費者食用。
我反對台灣政府課徵資本利得稅，包含最近火熱的證券交易所得稅復徵以及由來已久的土地增值稅。
依照利息理論，所有能帶來未來收入的都是資本，但法律上多半將資本利得扣稅標的侷限在證券以及土地上。這無所謂。
而我反對政府課徵資本利得稅的理由如下：
因為一票蛋頭學者仇富，還蠢到相信對富人多課稅就可以降低貧富差距，這不是公平正義，這是對於收入較高者的財產權侵害，是違反憲法對於人民財產權保障！
而資本利得稅不公平在於：
1. 賺錢課稅，但是賠錢政府卻不補償
資本利得（Capital Gain）看似不勞而穫，實質是應有報酬加上風險回報所形成。投資可能獲利，也可能虧損，這是基本常識。但劉憶如貴為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卻似乎渾然不知。
雖然目前政府規劃一套遞延折抵方案，但不管怎麼看，都是不公平，也違反長期投資者的投資型態。以巴菲特投資華盛頓郵報的例子來說，當巴菲特買進後將近數年，郵報股價腰斬剩1/2不到，並持續谷底盤整好幾年，早過了台灣政府的折抵年限。後來郵報股價大漲數倍，套用此案例，巴菲特在那幾年蒙受虧損時，台灣政府是不會有任何補償，但嗣後若賺錢，就立刻跳出來攔道搶錢。
對照台灣農民每遇天災就能享有政府補助，甚至不種田也有休耕補助，台灣政府對待活絡資本市場的投資人和對待僅佔台灣GDP 1.54%的農業，態度還真是大不同！讓人看清這個馬政府眼中只有選票，沒有頭腦的算盤，也不禁懷疑憲法第七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真實性！
最諷刺的是，政府把股票價差扣稅，只是讓有錢人（其實賺此價差的也不一定很富有）變窮，但卻不會讓窮人因此變富有。考慮進台灣政府的浪費、無效率，這些徵收的稅金對於改進窮人生活品質很可能一點效果都沒有，但讓台灣邁向「均貧」倒是有點效。一個崇尚「仇富均貧」的政府，身為其國民還真是悲哀呀！
還值得一提的是，複雜的遞延機制也會大幅增加交易成本，最明顯的體現就是稅務相關公務員的增員或相關費用支出。這對人民好處在哪？我想不通。
2. 雙重課稅
依據利息理論，所有資本的價格反應的是該資產所有未來收入的折現值總和。
換言之，假設台塑一年可以賺1千億，如果完全不用繳交任何營利事業所得稅等相關課稅，則股價反應的就是可以賺1千億的公司應有市值。但政府對企業假設課徵20%的所得稅，則台塑一年實際上賺到的錢只剩800億，股價自然反應的也是800億收入應有的市值。而股民對台塑未來收入變化的預測，會改變台塑每分每秒的股價。
也就是說，這個市值反應的已經是已經被課過稅的資本價值，政府再針對這個資本再課一次稅，雙重課稅問題是存在的。
台灣政府雙重人格之處也在此：針對公司所得以及投資人股利所得部分，採取避免雙重課稅的機制；但是針對公司股價價差部分，卻是要剝雙層皮。
可悲的是，看看大法官釋憲文第311號以及第593號釋憲文與不同意見書，咱們台灣大法官席位也幾乎都被仇富的蛋頭學者們給佔據了。
2012/1/07 經濟學人一篇「Space Invaders」，我認為是值得一讀的報導。
文中詳述Intel 與 ARM近來分別在smartphone、tablet以及server市場上的對決。
首先我們來看看雙方的營業狀況：
(圖片引自：The Economist)
很明顯，ARM無論在營業額或獲利上，不過是Intel的零頭。
這邊我要說說Intel和ARM的經營模式根本不同：
Intel大家都知道他是個賣晶片的公司，主要收入也是以賣晶片為主（當然也有授權收費項目，但對於它整體收入而言無足輕重），而其主要競爭優勢除了在晶片設計本身上，製程的進步所帶來的cost down以及單一晶片運算力的推升，是它獲利的根基。
ARM則是極為單純地將自身設計出來的電路、IP授權其他廠商使用，例如Samsung、Qualcomm、nVidia甚至Intel。依經濟學人報導，除了授權費用（license fee）之外，尚有每晶片1~2%的權利金（royalty）。以我本身從事IP授權這一行的經驗，1%~2%算是相當高的價格。
此外在smartphone與tablet這類熱門產品（9成以上使用ARM方案），license fee可以提高是無庸待言，權利金更是可以再拉高8~11倍，亦即最高可達22%！以晶片製造銷售大約50%左右的毛利率來看，等於Samsung之類的生產者要先貢獻出將近一半的毛利給ARM。
ARM是真真正正的腦袋財、無煙囪工業。可惜台灣在這一塊始終表現得差強人意。
ARM走的是RISC架構，打從一開始就以節能為其主要目標。相對地，Intel 採用x86架構，長久以來經營方針也一直以催高運算力為首要目標，近年才把低耗能也納入考量。
會有這樣的差異很自然，因為ARM一開始就以嵌入式裝置為其主要目標市場，而這類裝置多半以電池供電，強調的非強大、通用的運算力，而是省電、單一目標任務的穩定運算。Intel從desktop出發，在GUI與各式PC game推出後，運算力的提升是比節能還要重要的考量（這發展後來也普及了GPU來彌補CPU本身之不足）。
在過去二者是井水不犯河水，但隨著可攜裝置的增加，Intel架構過渡耗能造成電池使用時間短、散熱不易的缺點慢慢浮現，而ARM同時期內晶片運算力慢慢提升，反是倒吃甘蔗，漸入佳境，近來甚至欲進入server市場。隨著雲端運算服務的興起，資料中心越蓋越大，耗能量也隨之成長顯然無可避免。
以Google為例，據某些分析師推估，Google全球80萬台伺服器，一年光電費支出可能高達數千萬美元。依據該報導採用ARM方案Moonshot架構宣稱可以只用1/10的電力，達到一樣的運算力，換言之Google若能順利移轉，則一年節省下來的電費就非常可觀。當然，現有x86架構下的系統、軟體等要順利移轉到ARM架構上，成本肯定不低，這部分ARM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這邊我想談的是：從經濟學成本的觀念，怎樣看Intel與ARM未來的商業行為？
前面簡單敘述過雙方的商業模式，從經濟學角度上來看，雙方的商業模式也決定了雙方所面對的成本侷限條件。
經濟學中的成本都是機會成本，已經發生的不是成本。為了開公司而購買的機器、廠房、土地，如果都是一筆現金交易買下的，那這些就不算成本。成本永遠是指未來的，且某個角度看，成本是全部的收入。
ARM走的單純IP授權，說穿了不過是「license fees + running royalty」，與下游廠商合起來看，是一種很接近分成契約的結構。
我打算分成兩部分來看Intel 與 ARM的不同：
簡單談談這次美國國債問題以及這兩天引發的股市大跌。
1. 美國國債根本是個假議題。
第一點，美國國債本質上是以美國政府的力量、全國的經濟實力在擔保債信。世界上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美國這般實力，而且美國之國土之大、土地可用性之高、人民素質之優秀（相對而言）以及對世界菁英有極大之移民吸引力的條件不變之下，要說美國債信遜於其他國家，我是不相信的。
更重要的是第二點，美國國債是以美元支付；美元是美國政府開印鈔機就有的東西。
這樣說當然有點太誇張，因為美國大可用新債抵舊債，亦或刪減福利政策、減少政府其他支出（這也是我樂見的）的方式來支付債券。最糟糕的情況，美國都可以開印鈔機來支付（雖然可能賠上往後之債信，但就現階段之債務沒有還不起的可能）。
二點合起來，美國國債根本不是AAA，而是要幾個A都成。巴菲特的說法，我是非常認同的。
2. 從前面推過來，信評機構根據一些既定的公式或理論來評價公司、債券乃至於國債，這本身就很有問題。因為數學公式算不出真實價值；國家債務信用牽涉到的許多無形的因素，也不是信評公司可以完全cover的。
更重要的是，信評結果往往只是「僅供參考」。信評只是狗尾巴，究竟實際如何還得看狗本身。如同 我題目說的是狗搖尾巴，不是尾巴搖狗。
雖然有些金融學出身的，認為「失去無風險標的」，會出大問題。但這種看法我認為是荒謬的，因為「一個投資標的風險有無不是信評公司決定，而是投資者的自身能力以及標的本身之實際狀況來決定」！
利率依照利息理論，其實應該是「時間之價」。所謂的「無風險利率」其實應該指的是「無訊息費用之利率」。可惜我認為這種利率並不直接等於美國國債。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美國10年國債約從3%降到2.32%，這表示很多人從股市撤出來的錢，在這幾天除了黃金之外，還是得投資美國公債（因為沒有比它更安全的標的了）。這也表示，信評說它債信降低，但市場顯然不這樣認為。
因此事情是不是如陳家昱所認為的如此悲觀，我的看法是相反的，我這幾天的投資也正好相反。沒有什麼比拿真金白銀出來更能說明自己的想法了。
3. 相較於「次貸風暴」本身隱含的「金融制度的錯失以及從業人員對於償債風險的大意」，美國內部兩黨對於「擴大政府支出 v. 刪減政府支出」之間的衝突，所引發的國債爭議，是不可相比的兩件事。
這次的重挫，很可能是自己嚇自己成分居多。
4. 至於歐債，依據利息理論，在各國有共識推動低利率的前提下，我並不那麼悲觀地認為這一切都沒救，二次衰退就要來到。
除非現在中國馬上來個硬著陸，房產價格與股市價格應聲倒地，引發新一波的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引發大眾預期悲觀。不然經濟應該會在低利率中緩步復甦。
當然，要大幅改善全球經濟，社會福利政策是要大幅刪減的。例如工會、最低工資、環保法規乃至於社會福利，應該要取消大多數法規和管制，私人企業跟勞工才能取得調整的彈性跟誘因創造新財富。
台灣面對次貸風暴，低毛利的科技業沒有因此死光光，政府默許「無薪假」的存在是一大功勞。
雖然愚蠢的工運人士在當時主張無薪假是剝削勞工；但在「減薪」跟「失業之間」做取捨，我認為取前者對於社會的安定、未來經濟復甦才有幫助。一堆失業勞工搭配被迫外移的企業的社會，說經濟能在風暴過後馬上復甦是騙人的，也是愚蠢的。企業在、勞工在、生產力在，才可能快速復甦。
重點在於，面對環境變動，你不讓私人機構從「價格」去做調整，那必定得從「成交量」上面去調整。而後者的調整，是會死人的。這種趨勢，不是你「立法」就能避免，就能天下太平、萬世其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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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日後記：
一年前，經濟學家陳家煜連同當時很多人都因為美債採悲觀氣氛，認為沒有QE3，資本市場跟經濟都瀕臨崩盤。我持相反意見，因為我認為美債降評是尾巴搖狗，不值大驚小怪。
現在回顧，S&P 500 從2011年8月一度跌了100多點至該年10月，但到現在一年來大概漲了7.09%；若從2011年10月最低點起算到現在則是漲了22.32%。
我認為怎麼看，牛還是活得好好的，雖不是頭猛牛，但上看下看依然不是隻熊。
「資本主義」和「短視近利」是很多人常擺在一起的詞彙。
例如苦勞網這篇令人發噱的文章結論就提到：「…在美國短視近利只問結果不問過程的資本主義之外，我們是不是也應該看看連投資都要講道德的另一種資本主義。…」
常見這些語言在批評任何自己不滿意的經濟活動時都要來一下，彷彿遠古時小學作文都要寫「蔣總統英明」一樣，念咒無異。
資本主義真的是短視近利？
首先，我們不曉得「資本主義是什麼東西」，再者，我們也不曉得「短視近利」指的是什麼。這兩的都是尚待定義清楚的名詞，而前者不少學者吵成一團，並無夠讓人信服的定見。
A認為這是資本主義，B可能認為不是；甲認為這樣做是短視近利，乙可能又能看到另一片天空。
如果我們將資本主義定義成「人人在侷限條件下爭取最大利益」以及「私有財產制」這兩個前提下，同時也將短視近利定義成「殺雞取卵」這種情形，我們來看看是不是人人都短視近利：
Irving Fisher的利息理論認為，所有的財富是未來收入折現值的總和，再搭配Milton Friedman的permanent income假設，我們假設有一家小吃店，每年可以淨賺台幣100萬元。給定無風險利率不變是5%，無通貨膨脹，市場上有競爭但這家麵店有點租值，可以照樣年賺100萬的前提下，假設老闆立志做個百年老店，則這家店的總財富現值是1,988萬台幣。
同樣的情況下不變，假設這家小吃店怠於招待客人、碗盤不清潔、店面骯髒…，又假設這樣的情況會造成這家店每年減少1成收入。
則同樣百年來看，這家店的財富價值只剩620.68萬了。
反過來，假設小吃店注重行銷、餐飲品質、服務細節，甚至連氣窗都擦得一塵不染（像日本達人店鋪一樣），而這樣的講究讓小吃店每年都能多賺5%，百年來看這家小吃店財富高達8,857.72萬。
（以我還算了解的中部某知名餅店成長歷史來看，這樣的成長率根本是小菜一碟）
弄成表格來看：
生意作得怠惰，等於損失1367萬；反之，認真龜毛，可增加高達6869萬的財富。
從利息理論，我們可以很輕易的解釋，為什麼會存在那些精益求精的達人店鋪。利益當前，人人莫不趨之若鶩。
甚至，套用A.A. Achian更極端的觀點：這些商家不用知道怎樣做可以帶來更多收益或是倒店，在競爭之下，怠惰的就是會倒店，勤奮的就是會大幅增加收入。這樣的結果是無所謂店家自私或短視與否的。
換言之，成功的店家不一定知道自己做對了什麼；但成功的店家一定做對了什麼。失敗的反之亦然。
而這些店家主觀上是否目光短淺，也根本不重要。為了長期利益，能存活下來的店家的行為，就是會符合「高瞻遠矚」。
回過頭來看，如果「不短視近利」指的是經營者願意為長遠的未來於現在做出某些犧牲，那我必須說，無數家美國資本主義底下成長茁壯的百年企業，在在證明那些認為「資本主義助長短視近利」的觀點是錯誤的。
現實世界我們常看到的，是落後國家這類工人薪資，往往不到美國一個辦公室總機小姐薪資的1/5甚至1/10。
補償性工資理論在解釋真實世界上似乎沒什麼用，往往只是tautology。偏偏這tautology又沒啥解釋力，很容易推出與現實不符合的結論。
工資還是由競爭來決定；在人命不值錢的社會裡，願意做此工作者眾，加上對付危險動物的經驗累積，降低其機會成本，此類工作自然工資不見得會高到哪去。
甚至相較同社會其他較安全工作，可能也沒有高出多少、沒有「補償到什麼」。
更進一步談，回到價格理論看：安全工作（如總機小姐）跟危險工作（如高樓洗窗或本影片）工人所面對的機會成本本來就大不相同。如果將「勇氣」看成是競爭條件之一，則總機小姐面對清蛇窩的工作，並非不願而是不能。不能之事等於沒有選擇，沒有選擇就沒有成本。
換言之，總機小姐就工作選擇上的最高成本，在考量交易費用的情形下，永遠次於她現有收入之工作。這對清蛇窩工人也是一樣的。
簡單說，總機小姐收入比清蛇窩工人低是正常的，用價格理論就能解釋，毋須另創一個「補償性工資理論」。
這是WSJ許久前的一篇報導，提到加州監獄的低階獄卒，收入跟福利甚至遠勝哈佛畢業生。
裡頭有數字：一個低階剛入行的加州獄卒，一年約可收入$45,288 ~ $65,364（約新台幣130萬～188萬），而一個哈佛畢業生平均起薪是$49,897（約新台幣144萬），工作二十年後可望達到年收入124,759（約新台幣360萬）。但前後二者的差異還在於，獄卒的醫療、牙醫、退休等等保障，很可能遠勝後者。
在美國住過就知道，就算你已經有「貴鬆鬆」的醫療保險，每一次看病的自付額還是會要你錢包的命！生一場病，肥茲茲的體重有沒有降尚且未知，但乾巴巴的存款一定還會降不少的。
再看看，這些爽歪歪的公務人員加班有1.5倍薪水的加班費，哈佛法學院畢業的菜鳥律師龜縮在事務所裡面DD卻只能得到油膩又難吃的外帶中國菜。
我反對公務人員不論績效、大規模加薪！
理由如下：
1. 工資剛性
因為訊息費用的緣故，勞動市場上如何定價本身就存在的模糊空間。在多數國家裡，公務員的薪資往往會成為一種指標。公務人員薪資太高，很可能造成企業也要看齊。理由在於勞動市場上資方對人才的需求會讓彼此競爭，這競爭的資方也包含政府。如果多數企業薪資都遠低於公務人員，那人才就會寧可考國家考試也不願意到民間企業就業。
企業為了徵得人才，不得不提高薪資。但這樣的提升有其上限，邊際產業或邊際企業，沒有夠多的租值來支撐員工的高薪，只好選擇結束營業或外移到薪資水平低的國家。
我們假設台灣政府非常照顧公務員，人人月薪都是100萬台幣。如此有誰還願意在7-11打工？還願意在竹科廠房裡苦哈哈？能考公務員的大概全去考了，台灣有幾家企業可以支付所有員工月薪百萬的？支付不起只好外移，長期以往台灣只剩公務員，請問這樣的國家經濟會好嗎？
另一方面，公務員薪資並非市場價格，而是政府武斷決定。常見公務員薪資會隨通貨膨脹上調，但卻未因為不景氣下修的。這就是所謂的「薪資剛性」。
綜合前面所述，當景氣不佳時，公務員薪資高於私人雇員且不會下調，對企業來說這是很大的壓力，要嘛就是在不景氣下加薪（下場可能是倒店）；要嘛就是辭退台勞轉進大陸、越南（台灣勞工請不起啊）。這景象在2008年金融風暴時，各位是不是很熟悉？「景氣差，公務員考生大增！」之類的新聞是不是猶言在耳呢？
小結之：公務員薪資的指標性以及調整上的剛性，使得高薪公務員對一國之經濟百害而無一利。
2.公務員其實絕大多數都是不事生產的人員。我所謂不事生產意指他們的活動並不會有什麼有經濟價值的產出，也就是產出並不是有人願意花錢購買的。多數人對於多數政府公務都是不得以配合之，而非主動想要購買。
經濟學上將公務員之服務當成是交易費用的一種。交易費用過高，比如公務員過多，任何事都要經過層層關卡審核或是公務員制度性收賄，均屬之。這種環境對任何國家經濟均有不良影響。
政府的資金，也就是稅收，絕大多數是來自於人民的產出，再者，最近稅收增加，主要是來自於人民的努力勞動（台灣GDP2009與2010年GDP分別是377,410 以及430,451Million USD，相當於14%的成長率），並非是政府的功勞。
對公務員的加薪，等於是拿有產出的人之收入分配給無產出的人，是否存在資源錯置，很值得討論。
原因在於財富存於私人，私人可以透過更多的投資行為創造更多未來的財富。但是財富若存於公部門，很可能多數是浪費掉。
換言之政府假如有錢加公務員薪水，倒不如直接減稅，還財富於人民。
再者，即便如行政院長吳敦義所言，加薪財源來自於公營企業所得居多。那請問如果明年公營企業賠錢了，台灣政府又要從哪來籌措已經答應的公務員加薪？
3.公務人員實際收入相當高；且公務員收入並非由市場決定：
先看一則2007年3月的報導：
根據主計處日前的一份調查顯示，95年度公務員經常性薪資達6萬3,167元，高於工業及服務業的3萬6,126元，退休後部分基層公務員若是領月退俸，每個月可實領近6萬元。…公務員薪資報酬已躍居各行各業之冠…公務員不只每月經常性薪資比民間企業高，年終獎金也比較穩定。一般來說，公務員的年終獎金都在1.5至2.5個月的範圍，平均年薪可超過90萬元。當再加上年終獎金計算後，每位公務員每月的平均薪資可達到7、8萬元。而一般幾年民間企業年終獎金普遍都低於二個月，因此加上年終獎金總和後，公務員整體月薪資至少比一般民間企業高出3萬元…
公務員平均月薪資將近民間企業的2倍，但這只是看得到的薪資部分。看不到的各種福利補貼之高，更令人吒舌。例如台北地方法院在西門町遠東百貨一帶有公家宿舍，一人一個月僅需數百元台幣租金，包水包電。請問私人企業的雇員在相同地方，上哪找一個月租金數百元的雅房？
這種補貼價差，事實上也是收入之一。而公務員食衣住行育樂，少見有「未補貼」之領域，如此高收入，難怪一堆人浪費人生、資源準備國家考試，這明顯就代表公務員太好賺。
根據經濟學的價格理論，一個人願意付出某些東西（金錢、時間、體力等等）來換取另外A物，顯然A物對該位仁兄的價值（或用值）勢必大於或等於他所付出的。
多少人花錢補習，數年寒窗，就只為考上公務員。如果說公務員收入很低，還會有這麼多笨蛋願意如此犧牲嗎？為國家為人民？別說笑了！
這跟政治人物拼死拼活要選上官職是一樣的道理。沒那麼爽幹嘛那麼拼？
其付出之代價之高，就是因為認為公務員之收入可以大於等於代價。
可是公務員所提供的服務，有那麼高的價值值得這麼高的收入嗎？顯然並沒有！
但為什麼可以這麼高？因為公務員薪資不是由市場決定。不透過市場機制來決定價格，則資源錯置、浪費以及隨之而生的尋租（rent seeking）行為，都會是負面大過正面。
回過頭看，這麼多20幾歲的青年不事生產，也不投資自己，只是一昧浪費時間在公務員考試（國考科目多半無用，所以準備考試不算知識投資），這種人力資源的浪費，對國家又有好處嗎？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這是「租值消散」！
4. 對公務員的小幅加薪，並不會改善公務員族群對於永久收入（permanent income）的看法。
諾貝爾獎得主Miltion Friedman一個重要貢獻，就是提出永久收入假設。這我在很久以前批評消費券政策時就提過。
短暫的收入增加，並不會大幅改變人的消費行為。而就目前暫訂的加薪3%來看，對公務員消費行為之影響微乎其微。
因此，要透過這方式來提升內需景氣（假如政府抱有這種想法的話），真是痴人說夢。
5. 承第一點所述，公務員薪資在勞動市場上有參考性。換言之，過高的公務員薪資會提高失業率。
何解？很簡單，某甲跟某乙同是台大畢業之高材生，入社會後某甲順利考上公職，一個月收入5、6萬。某乙未考上，轉往私人企業，卻發現多數報價僅有3萬不到，依照經濟學來看，某乙立刻接受3萬的聘約可能性會變小，因為比價效應，他可能會希望多等等看有無其他與某甲收入接近之工作機會。但這一等，失業率就提升了。
6. 隱藏版收入
不少公務員有「隱藏版收入」，小至海關人員，大至阿扁總統，均有之。這部分台灣政府處理一直很差。連結到前頭，這種隱藏版收入往往也是眾多考生的動力來源。
此次加薪可能令私人企業不爽外，如果考慮進隱藏版收入，公務員對於這雞肋般的加薪幅度大概也不會高興到哪去。
馬政府推出這種主觀上要搶公務員選票，實質上卻可能惹惱民間跟公務員的政策，果然有一套啊！
天下雜誌有一篇新報導「少子化元凶：企業濫用責任制」。該報導中政大勞工所教授劉梅君提到：
「台灣人工時這麼長，誰有時間養育小孩，跟日本一樣，生育率驟降絕對與工時有關。」
一如昨天我批評交大科法所王立達助理教授的文章一樣，這兩位學者都犯了很基本的邏輯上以及實證科學上的錯誤。
P–>Q; ~Q–>~P 這是大家都懂的邏輯。
政大劉教授的說法，背後邏輯是：「工時長 –> 少子化」；換言之，反過來就是「生育率高–> 工時少」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找到的真實世界事實，是工時長且生育率高，或工時少生育率也低，那麼劉教授的高論當場就被事實駁倒，換言之，劉教授的信誓旦旦也不過是胡言亂語。
根據台灣政府的統計數字，台灣人平均生育率從1958年的千分之41.7一路跌到2009年的千分之8.29 （請見下圖）
而台灣人的平均工作時數（就能找到的統計資料）卻是從1980年的每個月215.1小時（加班平均時數12.4小時）降到2009年的176.7小時（加班平均時數6.3小時）（請見下圖）：
兩條曲線斜率均為負值，單純從圖表來看就有相當明顯的正相關。
換言之，在台灣早年，工時時間長且生育率高（也就是一個家庭5、6個小孩以上的那個年代）；近年則是工時較短（因為實施週休二日）且生育率很低。
這個統計數字很簡單地把劉教授的理論打了好幾槍，且槍槍斃命！
這些統計數字都在政府網站上，10分鐘不到就能找出來。想不懂台灣這些教授們為何連這麼簡單的研究能力都不具備？
美國許多經濟學研究呈現生育率與收入非常有關。當人民整體收入上生時，中產階級傾向少子，以提高小孩之品質。換言之，人類的生育策略具有「貧困時多子，任其自然淘汰」轉為「富裕時少子，提高小孩生存率與品質」一趨勢。
以我自己經驗為例，我生長在鄉下的傳統菜市場裡，市場裡很多菜販、肉販工作時數長得不得了，但小孩卻是一個接一個生。
光我自己成長所見，就打破劉教授的理論。不知搞勞工研究的劉教授，究竟認識多少真正的勞工？
天下雜誌文章品質之差，未做基礎研究就草率認定少子化與企業責任制（其實就是工時）有因果關係，也由此可見。
元毓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