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讀。
不確定是否為蔣碩杰先生所著，但根據過往我看過的一些蔣先生的著作，經濟學理念與觀點十分相近。
而此文敘述的台灣經驗，其實也佐證過去我針對中美貿易戰「經濟水晶球」一文中預測：
“如果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壁壘維持在這種雷大雨小的局面，則中國製造將被迫品質提昇，20年內達到今日甚至90年代「日本製造」的世界相對水平。"
過去台灣的蘑菇、蘆筍罐頭出口均靠價廉優勢取得一定成就後被美國貿易制裁，從而轉向更高租值品相。工業品乃至於IT產品亦然，這是經濟學定律。我亦於「Alchian-Allen定律 （https://tinyurl.com/y8whhtbp）」一文中解釋得很清楚。
與此同時，我反覆談論過的：「陳義過高工業法規、環保消防法規….等等限制人民投資生產活動環境，除了有利於政客貪汙外，也必然導致資源往非生產活動部分移動，產生名義財富與實質生產脫節的現象。」
而這部份也會讓享有政商勾結管道者更易致富，也更生成「不健康的貧富差距」 — 此差距並非來自於勞動意願與天資禀賦，而是來自於對生產活動弊大於利的政治關係。
另一方面，當名義金融活動的財富與實際生產力脫鉤得越嚴重時，一旦碰上不景氣，其災難性與嚴重性也會隨之加劇，方可使重新調整的名義價格接近實際生產要素的合理供需配置。這是說：當某人裝闊裝得越高大上，摔下來也越痛。
PS 我長久以來主張與蔣先生一樣：台灣地狹人稠，根本不具備多數農業生產的比較優勢，台灣政府也完全不應該有任何農業補貼政策導致資源錯置，徒增浪費與財富移轉背後的五鬼搬運、貪汙腐敗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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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該文幾段供參：
1. 「当时，台湾经济当局因信奉发展政策方面两个流行的错误观念而吃了苦头。这两个观念当时在学术界中非常时髦，即：第一，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现代化的最好方式是采取高关壁垒或进口限制，从而提供一个保护性的国内市场，以扶持本国幼小工业的发展。第二，为了刺激投资，甚至在通货膨胀率很高的情况下，也要维持较低的利息率，从而据说能保证为国内新的工业提供廉价的信贷供给。
不幸的是，这两个政策主张都是有害无益的。坚持执行这种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今天的经济实绩都是非常落后的。台湾在通货膨胀情况下抛弃了低利率政策，把台币价值降低到真实水平，并取消了对进口的数量限制和保护性关税，从而最早冲破了这种时髦的发展战略。
在实行了这些改革措施之后30年内,台湾经济取得了高速度的发展。几年以后，南朝鲜步台湾之后尘，也取得了显著的高增长。因此，联系这些经验来考察这一发展战略是必要的。」
2. 「针对那种认为汇率贬值一定会推动国内通货膨胀的观点，我们指出，进口商品的国内市场价格，当其供给的数量受到限制时，并不是由它的产地成本来确定的，而是由国内有效需求的强度以及允许这些产品进入该国的数量来决定的。在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的条件下，并且假定台湾所有可出口商品的国外需求在总体上说并不是无弹性的，那么，出口的收入将会增加，从而能够增加进口的数量。另一方面，如果实行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以后，进口能够与出口同步扩大，那么，贸易将会继续保持平衡，汇率贬值也不会起用货币衡量的总有效需求的扩大。因此，认为实行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会提高所有进口品的价格是没有道理的。
的确，只要进口商品的关税高于所谓“适度关税率”，毫无疑问会由于资源更有效的配置而增加实际收入。因而，如果在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中没有草率地增加货币量，则价格总水平更可能是下降而不是上升。」
3. 「但只是在60年代，把汇率同放松进口需求控制联系起来之后，出口的发展才真正开始起飞。到1970年，台湾出口的价值( 按美元计算)增加到14.81亿美元，而最低点的1954年仅为9300万美元，16年间增长了15.9倍。60年代期间年平均增长21.7 个百分点。整个70年代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到1980年，台湾出口商品价值达198.11亿美元，是1954年的200多倍。70年代期间出口每年平均增长32. 6%。
实行贸易自由和更真实的汇率所推动的出口的迅速增长，使台湾经济能够调整方向，更集中地发展那些能够利用台湾有较大优势的资源禀赋的工业，避免受到资源约束的工业。这可以从台湾的出口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反映出来。
1952年，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在台湾的出口商品总价值中占91.9 %。到1970年，这两类产品所占份额下降为21.4%；到1986年，它们在总出中所占比例仅仅为6.5%。相反，工业产品在出口中的份额则迅速上升，1952年仅为8.1%，1970年就上升到78.6 %，1986年更上升为93.5%。
以上事实表明，对于一个只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可以耕种，总人口密度超过荷兰的拥挤小岛来说，其比较优势显然不在于农产品，而在于生产那些劳动力需求量相对较大，但对土地面积和资本的需求较少的产品。在发展的初期阶段,纺织、服装、鞋、雨伞、玩具以及其他一些轻工业产品最适合台湾的资源禀赋。」
4. 「如上所述，台湾迅速增加的人口密度，使得出口大米的生产很快变得无利可图。于是开始把蘑菇作为一种新的出口作物来生产，因为蘑菇能够在较小的空间内生长，占地面积相对要小得多。这种新的作物很快发展成为大宗出口商品，出口价值每年超过100万美元。但是，美国很快对台湾向美国出口蘑菇施加所谓“自动限制”。于是，台湾又在欧洲共同市场开辟了新的蘑菇出口市场，同时开发了一种新的出口作物：芦笋。但是,芦笋出来很快又重复了同样的经历，美国和欧洲共同市场象对待台湾蘑菇出口那样，开始对台湾芦笋出口施加数量限制。因此，台湾必须不断地去开发新的出口产品，开拓新的市场。」
5. 「对于台湾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具有大量有能力的企业家，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由真实汇率所提供的极大的刺激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真实汇率使出口厂商能够获得其出口收入的充分市场价值。而且，台湾不带偏见地对待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外国资本参与国内工业的态度，也使台湾经济受益非浅，因为外国投资者经常带来新的产品设计和新市场营销战略。
出口构成的迅速变化和出口商品生产的相对重要性的迅速提高，自然带回了台湾经济结构的相应变化。1951年，在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当中，农业产出所占份额为32.5%，而工业产出(包括采掘、制造、公用设施、建筑)的份额仅为23.7 %。1970 年，农业的份额已经下降到15.5 %，而工业产出的份额上升到41.3%。这一趋势持续于整个70年代。1985年，农产品的份额下降到仅6.0 %，而工业生产的份额进一步提高到49.7%。
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的权重向工业生产的转移，对于人均实际收入和台湾人民生活水平的稳定改善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因为在台湾这样一个拥挤的小岛上，农业不可避免地要服从于无情的收益递减法则。防止这一法则大规模地作用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劳动力从农业生产转移到工业生产中去，因为土地是农业生产的限制性要素，但不是工业生产的限制性要素。这种生产资源从农业生产到工业生产的重新配置，以及集中力量发展台湾具加真正比较优势的工业的能力，是台湾之所以不仅能供养大量人口，而且能够使真实人均收入水平提高7倍的基本原因。但是，只有通过使台湾进入出口导向型发展过程的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这种资源的集中和重新配置才可能进行。」
6.「台湾的经历反复地、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充分的储蓄存款利率是吸引公众在银行系统自愿储蓄的必不可少的诱导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反通货膨胀工具。它结论性地证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家认为提高法定的受控制的低利率将刺激国内的通货膨胀的观点是错误的。… 1952年，台湾用于储蓄的国民收入仅5.2%，而到1963年，储蓄率已经上升到13.2 %，超过当年英国(9.8 %) 和美国(9.1%的同一比率。1972 年以来，台湾的国民收入储蓄率甚至开始超过日本，而日本的这一比率通常是世界上最高的。1978年，台湾的储蓄率高达35.2%，而当年日本为22.3%，英国为9.0%，美国8.9 %。」
元毓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