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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分析

少子化跟工時有關?

天下雜誌有一篇新報導「少子化元凶:企業濫用責任制」。該報導中政大勞工所教授劉梅君提到:

「台灣人工時這麼長,誰有時間養育小孩,跟日本一樣,生育率驟降絕對與工時有關。」

一如昨天我批評交大科法所王立達助理教授的文章一樣,這兩位學者都犯了很基本的邏輯上以及實證科學上的錯誤。

P–>Q; ~Q–>~P 這是大家都懂的邏輯。

政大劉教授的說法,背後邏輯是:「工時長 –> 少子化」;換言之,反過來就是「生育率高–> 工時少」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找到的真實世界事實,是工時長且生育率高,或工時少生育率也低,那麼劉教授的高論當場就被事實駁倒,換言之,劉教授的信誓旦旦也不過是胡言亂語。

根據台灣政府的統計數字,台灣人平均生育率從1958年的千分之41.7一路跌到2009年的千分之8.29 (請見下圖)

而台灣人的平均工作時數(就能找到的統計資料)卻是從1980年的每個月215.1小時(加班平均時數12.4小時)降到2009年的176.7小時(加班平均時數6.3小時)(請見下圖):

兩條曲線斜率均為負值,單純從圖表來看就有相當明顯的正相關。

換言之,在台灣早年,工時時間長且生育率高(也就是一個家庭5、6個小孩以上的那個年代);近年則是工時較短(因為實施週休二日)且生育率很低。

這個統計數字很簡單地把劉教授的理論打了好幾槍,且槍槍斃命!

這些統計數字都在政府網站上,10分鐘不到就能找出來。想不懂台灣這些教授們為何連這麼簡單的研究能力都不具備?

美國許多經濟學研究呈現生育率與收入非常有關。當人民整體收入上生時,中產階級傾向少子,以提高小孩之品質。換言之,人類的生育策略具有「貧困時多子,任其自然淘汰」轉為「富裕時少子,提高小孩生存率與品質」一趨勢。

以我自己經驗為例,我生長在鄉下的傳統菜市場裡,市場裡很多菜販、肉販工作時數長得不得了,但小孩卻是一個接一個生。
光我自己成長所見,就打破劉教授的理論。不知搞勞工研究的劉教授,究竟認識多少真正的勞工?

天下雜誌文章品質之差,未做基礎研究就草率認定少子化與企業責任制(其實就是工時)有因果關係,也由此可見。

100 replies on “少子化跟工時有關?”

貧困時多子,任其自然淘汰,如果是在數十年前,那是成立的

但是如果是在現在的都會型態,一對夫妻收入兩三萬,那想要有棲身之地都難,如何能多子呢?

有一部分是因為要給多一些資源,因此生得少
但是有更多人,是因為貧窮加上物價、房價,才不敢生啊…

讚

這種想法不正確。

1.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TFR_vs_PPP_2009.svg
這張表是各國生育率以及國內產值的比較,越窮的國家生育率越高;反之越富裕的生育率越低。
這趨勢在2009年依然存在,現今也是存在。 此理論並非數十年前成立,而是一直都成立。

2. 過去台灣農業貧困社會時,收入遠低於現今都市小夫妻兩三萬的收入(考慮購買力以及通膨之後)。台灣過去佃農也存在難有棲身之地的現象,但小孩一樣生5、6個。你的說法根本不成立。

3. 你說不敢生,正是因為這種人重小孩的品質勝過量,所以決定不生。如果他不在乎品質,他就可能會生。

換言之,你說的現象根本就是這個一直成立的理論所能解釋的,你得多瞭解更多歷史跟經濟理論本身。

讚

這是政府的調查(類似工商普查)出來的。
而且只是個平均值,不能說個案都這樣;但就整體來看,很有參考性。

另外你的問題還可以延伸問:民國74年才實施勞動基準法,那74年以前根本沒有勞基法規範工時,當時工時可以自由讓雇主和受雇人契約決定之,為何工時時數並沒有想像中誇張得高?

再來,假設現今平均工時仍與1980年一樣,一個月工作250小時。那也無法證明生育率下降與工時之間的存在因果關係。

讚

台灣人的實際工作時數遠高於政府的數字。

我想,不敢生還是綜合許多因素。
工時、工資、所得分配,還有….怕!

以前的人可以很豁達的讓小孩子自己長大,或是讓小孩子帶小孩子長大。
現在的人,還沒生就在想小孩未來的競爭力的問題。

讚

在經濟負擔上,你要考慮的是平均成本負擔,而不是購買力和通膨,
早期比現今的社會化成熟,現在雖然每樣的購買力提升(因科技普及),但是需求樣數卻增加了,比如,以前,一般水準戶-沒電視,沒電話,沒車(只騎單車),等等…是正常的,也不會因此就減少就業….
現今呢…沒網路…沒電腦,普通白領…怎麼工作……
以前呢,普遍,學生,補習是異類,現今呢,沒課後加強的是次類…
以前,自然法,如阿扁總統…可是苦讀翻身…
現今呢…自然法…不是苦讀…成高學歷.低薪,就是成為社會問題…

總一句,就是貧富差距拉大的後果….如果還用自然汱法生小孩,
只是貧窮世襲惡性行循環…因為對小孩而言…現今的資訊接收太複雜(也因此早期兒童較單純)…
如果沒有細心照料…而放任吃草…結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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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說的內容有很多偏見。很多東西不是「一定要」而是你「選擇要」。
經濟學上常討論的,就是人的行為常常嘴巴說「我一定要怎樣,我是被逼的…」其實都是自己心甘情願選擇的。

但些主觀想法在經濟解釋上並不是很重要。

重點是在收入改變的情形下,人的行為會有什麼轉變。

2. 你擔心的東西,其實就是「質」的問題;換言之,依然沒有提出反駁。

3.「平均成本負擔」跟經過通膨調整後的購買力比較,我看不出來有什麼不同。根本是同一回事。

讚

台灣有一個現象頗奇怪,經濟所得中上的人生育數反而少於經濟所得中下,也印證格主的論點,質重於量;不敢生小孩的人不見得是經濟狀況生養不起,而是不足以負擔多餘的高質小孩,縱使錢夠多,但要生育數愈多,可自行支配的休閒或社交時就愈少;現在多數中產階級不生,外藉配偶拚命生,難怪貧富差距會愈來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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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說那是我的論點。而是很多經濟學家研究所發現到的一個現象。
解釋這現象亦有許多精彩的理論可以參考。如此而已,我並無任何創見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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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教授的說法應該是,若工時變長(P)則生育率變低(Q)。
則可以推論,若生育率沒變低(~Q)則工時沒有變長(~P)。所以你要證明這個命題不成立,應該是去找若工時變長則生育率沒變低。另外在考慮80年代與現在工時時,是不是也該想想單薪與雙薪家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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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謝謝指教
不過我覺得劉教授所言,比較是「工時長」這客觀條件存在,就會有「生育率低」這個現象。反之即生育率高時必定有工時短(亦即不長)。
所以找到工時長但生育率高的現象就能反證之。

2.單薪、雙薪家庭現象的確應該考慮,不過這命題應該與劉教授的「工時說」無關。
單薪、雙薪牽涉到配偶中之一人生兒育女的機會成本。更進一步談,我認為單薪、雙薪只是表象,真正的影響因子應該是女生生兒育女的機會成本變大,導致雙薪家庭變多(即女生過去較難找到高薪工作,在家育兒成本低;現今女生高薪者比比皆是,在家育兒相對成本高很多)。
不過這樣的說法其實也很有問題,因為我生長的鄉間,傳統婦女養兒外天天下田工作的占大多數,很難說當時就不是「雙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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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造成生育率變低的原因我並不知道。但是我想討論的是邏輯問題,照著劉教授的文意,我的解讀是,生育率變低是因為沒時間養小孩(與以前相比工時變長),你可以以質疑他的數據有問題(工時沒變高),但是反證的方式有問題,因為命題是工時"變"長,不是工時長。 另外我提雙薪的原因是,個人的總工時變短,但是以家庭為單位來看是不是有變長,我沒數據,只是提出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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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要以變動量來看,也就是說「工時變長–>生育率變低」
那麼我們可以從兩條曲線的斜率去做比較。如果二者都是負斜率,那麼劉教授的理論應該還是錯誤的。我找到的資料呈現的就是如此。

2. 我不認為以家庭為單位或是以個人為單位會有太大的差異。
但以家庭為單位最大的問題在於:(1)我前述提到下田幫忙的家庭主婦,要不要算她的工時?(2) 家庭主婦幫忙家裡家務,算不算工作?經濟學上她也是有產出,那麼她的家務活動工時要怎麼算?
這二者加入,我相信早年的工時數字很可能是更長而非變短。
其結果資料反而更能反駁劉教授的理論。

另一方面,我認為談雙薪、單薪,還是回歸經濟學成本概念比較有解釋力。
也就是我前面提過的:過去職場對婦女較不利,婦女在家生兒育女機會成本較低。現在較高,從而影響婦女生育意願。但此問題跟工時無關。

讚

天下那一篇當然有其問題,用到元兇兩字。
工時長責任制,絕對不是生育率的元兇。

責任制的問題,不單只是工時,還有加班不給加班費。
這代表的是工作壓力更重,錢卻沒更多的惡質工作環境。

我傾向認定工時長和生育率有關,並且是工時越長,生育率有往低的趨力。
只是工時的影響力較小。並且關於影響生育率的因素太多。

至於為何有這篇部落格文的前後年代數據對照情況。
我這樣比喻好了。
比如有一種a毒素,會使人感冒。但此毒素影響力小。(這是前提)
在你身體健康時,你可能施打好幾劑 a毒素,也都不會感冒。
而在你身體很差時,一施打一劑 a毒素,就會使你感冒。

若在很健康時,施打5劑量a毒素,完全沒感冒。
不太健康時,施打3劑量a毒素,輕微感冒。
很不健康時,施打1劑量a毒素,重度感冒。
那從以上劑量數量結果比較,難道要說,a毒素是對感冒有益的嗎?

格主上面那年代統計數字表格,可能就影藏這樣的問題。
因為在台灣早期年代,整個社會環境背景及觀念是多子化的。(身體健康),所以工時長這劑毒素,看不出影響。

以前什麼都不懂,就是要生,生了還能成為農村的生產力。
小孩沒錢讀書沒關係,或者不用讀太高。
現在台灣要養大一個小孩,成本比以前高太多了,都要養到大學甚至研究所,這要花多少錢?(別說這不是必要的,這在現在父母心中是必要的。)

生育環境都這麼嚴苛了,那再來增加一個工時長,那有沒有影響?
或許這還不能下肯定。

但要研究對照的話,應當盡量去掉其他變數。
拿現在和早期比,變數實在太多了。

應當以台灣現在各縣市,取經濟背景相近的,研究不同工時對生育率的影響,這樣可能會比較準確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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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平均有在縮短我覺得那也是個假像,我姊還有我朋友所在的公司會固定時間統一打卡,呈報上去的工時根本與現實不符,工時過長的問題則是以責任制來推掉,說他們上班時間固定就是這樣,剩下的時間不算是他們的上班時間,就算加班到凌晨三四點也只能領四小時加班費,誇張的是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日子都要加班。你真的這麼相信各個企業呈報上去的工時資料嗎?做研究若不能感受真正實際狀況,提出一堆數據論點也只是白搭。

我認為過去多半是單薪就可養活全家,還有另一半能照顧孩子,現代人講就生活品質且物價較貴,現在不雙薪則很難維持生活品質,在雙薪的狀況下雖然平均工時有逐年縮短,卻還是難以兼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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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部落客需要語氣激烈
刺激網友討論跟點閱人數
原本無可厚非啦

但是打稻草人,也是要有點限度啦

「人民生育意願與工時高低有關」
「一國生育率跟工時高低必呈負相關」
根本就是兩個theme

人家講A
你抓著B痛批
何苦哩

讚

我後面提的一種經濟學說法:重量或重質,就是在談你提的那些變數。
換言之,重點在於永久收入(permanent income)的改變很可能會改變人們對於生育的品味(也就是你說的那些變數)

要比較同樣收入但不同工時的人會不會有一樣的生兒育女選擇,我認為你說的方法或許可行。

讚

你說的是個案,但我說的是整體平均數。

況且以2008年來說,不少科技廠商都放起無薪假:上班族、作業員都放假去了,可是2007年與2008年的平均工時相比,並沒有低特別多。很可能當時沒上班的人數,佔有上班的人數比例並不高,所以算出來結果下降不多。
倒是景氣回春的2009年,工作時數瞬間下降許多。

再者,我也提過,就算現今工時與1980一樣,也無法證明工時與生育率之間有因果關係。

除非你能找到可信整體數據,明白表示台灣人工作時數越來越高(但這與多數人認知是相反的)。光是聽老一輩罵年輕一輩很好命,常出去玩,就能猜測兩代工時之不同。

如果你能找到我說的數據,歡迎傳給我,我就更改我的看法。

不然目前我認為比較各國國民所得和生育率,就可很明顯看出收入對於生育率的影響相當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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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沒那麼閒,而且也沒必要刺激什麼點閱數。blog對我弊害遠大過利益,完全隨性所致地寫。說要收攤早就提很久了。最近更新速度慢,很可能就是收攤的前兆。

2.「人民生育意願與工時高低有關」
「一國生育率跟工時高低必呈負相關」
我實在看不出來你這兩個東西有何不同?
前者是後者的必要條件,如果能證明兩個因子之間還無關係,那麼後者必不存在。
這種驗證方法非常常見,不曉得你說的不同在哪?
除非你的「一國」可以自己生孩子,不需要它的人民。這種國家我還沒見過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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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問題。

傳統左派工運人士認為如果政府不介入管理,透過工時限制、最低薪資限制來保障工人,工人會被資方任意剝削。

但倒目前為止,多少經濟大師耕耘,發現很難找到可信的資料證明資方會剝削勞方。事實上經濟學根本不懂什麼叫「剝削」。

我提這點,是說在台灣政府根本還無保障勞工法規之前,台灣經濟成長率是最耀眼,但同時卻沒有看到勞工被雇主逼迫到長時間工作的現象。

事實上就我從台灣眾多老牌甚至倒掉的中小企業雇員與資方的談話中,發現當年勞工要求加班比率很高,甚至超過雇主要求。

這邊再說明一下:
景氣好缺工時,工人會拿翹,這邊工時高薪水比別人低就馬上跳槽。這是第一線管理過工人的人都知道的經驗。蛋頭學者知道或願意承認有這現象的人少之。

景氣不好時工人之所以可接受較差工作條件,是因為他轉換工作機會成本很高,而不是有任何人逼他。換言之,他是在自由意志選擇之下,做出最有利於自己的決定(當然,這也是在相當的侷限條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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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花時間寫出這麼有趣的批評文章, 這確實讓我學到很多。不過…

劉梅君教授不是人口學或是研究人口政策的專家, 她可能只是想用少子化的現象來支持她的縮短工時的論點, 或者該是寫作天下雜誌那篇文章的陳一姍斷章取義吧?

雖然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但我還是提出一些難登大雅的零碎想法。首先,『生育率驟降絕對與工時有關』這句話不能用『P–>Q; ~Q–>~P』的邏輯法則去反駁, 也許如果劉教授說出『生育率驟降絕對「只」與工時有關』這句話時才可以。

因此, 假設把國民年平均收入、Purchasing Power(PP)、或是其他可能相關因素列入考量, 也許工時過長可以與少子化有關係。例如(可能的情況或許是) 單位工時的PP與生育率有正相關, 因此因為income減少的狀況較諸工時縮短的狀況更為快速, 造成單位工時的PP也快速下降, 生育率也因此受到影響, 這個時候除了設法改善經濟狀況, 增加income或PP, 另一個處理的方法當然就是減少工時了。

結論是, 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很多, 也許不是任何一個專家可以解釋, 貴要用統計數據來開槍, 卻用個人經驗來作結, 除了引用數據造成焦點的模糊, 推論上似乎也略嫌草率, 正確的研究作法(開槍法), 也許是在台灣找一群工時逐年增加的族群, 去研究他們的生育率, 其研究結果才有可能用來推翻劉教授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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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制讓許多公司根本不用計算多餘的工時
公司規定你五點下班就是五點下班
剩下的時間都是你自己事情沒做完而自願留下來做的
公司不用付你加班費 ,或只記你幾個小時的加班費,
超過是你自己的事。
很多公司現行的制度都是這樣,責任制的公司比比皆是,
所以才會讓台面上的工時保持一定水平,
而底下的員工則因未加班太久又沒加班費而叫苦連天

1980年代工時會比現在長也是正常的。
那時候責任制這東西尚不普遍,至少沒有像現在大流行,
現在就算你拼得要死要活從早上幹到凌晨三四點,
公司還是說你只有工作8小時,上呈的數據自然會少很多。
你所寫的這篇文章不單只是一篇普通論述,
你所持的論點會助長"責任制"這種不合理的制度繼續橫行,
只會談自己找到的數據,繼續再打你的數據牌只會自曝其短,
讓大家了解你到底懂不懂責任制底下上班族的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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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的指教。

這不是一篇正式論文,只是我花10分鐘不到寫就的短文,略有草率部分難以避免。

但我不認為P–>Q邏輯是『生育率驟降絕對「只」與工時有關』才可以。
蓋P為necessary condition,Q為sufficient condition,照劉教授之說法–「台灣人工時這麼長,誰有時間養育小孩,跟日本一樣,生育率驟降絕對與工時有關。」– 工時長為必要條件,生育率低為充分條件。換言之,生育率高的,工時必定短(不長就是短)。
同時劉教授指的也是台灣整個群體,換言之只要拿全台灣人過去和現在,工時與生育率的比較,就能成立支持或否證的結果。

另外一方面,我覺得不管劉教授是什麼專業,他想要干預政策,就得拿出真材實料、能說服人的研究。他所下之定論若輕易被事實否證,那麼這位教授提出來的主張也只是無的放矢。這跟他什麼專業無關,個人素養與研究能力夠不夠的問題罷了。

台灣法律系很多教授根本不懂經濟學,所以直接否定法律經濟學分析,就算搞競爭法也只會在法律文字上錙銖必較。這也是令人鄙夷的所謂的專業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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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就在責任制的科技公司當歐洲區業務,所以你跟我講多辛苦只是個屁。

本文標題就明言,要探討的是工時長與少子化之間的關係是否存在,根本就不是要談責任制好壞與否,看文章請看清楚,而且不要離題。

另外你的論述很矛盾且漏洞百出:

1.1980很多生產線上的員工事情沒做完會自己留下來加班。而有這種氣氛的公司很多,這種加班往往沒有加班費(當時也沒有勞基法要求一定要給付)這樣算不算責任制?
責任制這名詞誕生之前,早就有這種管理制度。大陸改革開放後的「包產到戶」制也是存有類似責任制的內容。你以為責任制是新玩意,根本不是。

2. 你說1980年工時長正常,因為責任制不普遍。又說責任制後工時會變長,前後豈不矛盾?

另一方面,台灣究竟有多少企業採取責任制?目前我還沒找到相關數據。
若是不多,僅限於少數企業,那當然對於拉高平均工時的效果就不明顯。

還有就是,你覺得在責任制公司工作很辛苦,那就跳槽轉職啊!
嘴巴說辛苦卻不敢離職,說穿了只是因為你自以為在現有工作繼續呆著賺比較多,離職後可能賺不到那麼多(也就是經濟學說的成本很高)。

我前面就提過,經濟學上常討論到的就是人都是嘴巴說不要,行為倒是很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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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長導致少子化跟責任制的好壞真的是兩個題目,
但工時長的原因來自企業責任制,
責任制導致實際工時長且不計在個人工時內,
所以責任制會讓你找到的數據表面上的工時維持,
而底下的員工實際工作時間超過統計。
你沒弄清我的本意,1980年代工時長是因為那時的加班有計時間,
而且,1980年代生產線上的員工就算採取的是類似責任制,
我可以跟你說現在也是,而且不只生產線,現代許多企業也跟進如此,
但現在的加班有責任制這冠冕堂皇的制度而規避許多工時,
所以才會導致你找到的工時資料看起來好像下降了,
但實際上平均工時是比你找到的還要高的。
我目前沒有在責任制底下工作,但我身邊很多這樣的朋友,
你鼓勵他們跳槽,但以他們若要跳槽的確會面臨高成本,
所以他們想待在原本公司,並要求一個合理的工作環境,
你現在只是鼓勵他們跳槽,而不是解決責任制的問題。
就像A君住在台灣,但A君被台灣的某項制度迫害,又沒條件移民,
那A君就會想要想辦法,讓那項迫害他的制度更改或害不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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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份工時數據是政府每個月派人去訪查的結果。我們並不知道這份統計是由企業主上報?還是訪查員直接從員工處得知。
若是後者,那麼就比較不會有你說的低報問題。
若是前者,你說的問題就會存在。

2.企業責任制合不合理我以後另外談。這點提醒的是你應該想的是為什麼有企業採責任制?
我的觀察跟解讀是毛利越低(或競爭力越差)的企業越偏向責任制。你在這種企業甚至產業工作,要改變這種制度簡直是奢望。
因為之所以採責任制是因為不如此企業很可能無法存活。

3.轉職的成本肯定比移民成本低很多。
通常要不要轉職的自由,在台灣,肯定是有的。只是當事人自身下不下這個決定而已。而決定的依據還是成本效益分析。
換言之,嘴巴說很苦,但分析後很苦還是值得的,所以才不走。

這樣說好了,哪個員工不抱怨自己工作辛苦的?那個老闆不抱怨員工不濟事、生產力差的?這跟上市場買菜殺價一樣,一體兩面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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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我非常同意您的所有說法, 除了邏輯的部份以外。
首先, 即便是完整地將陳一姍的引用仔細推敲, 仍然難以讓我相信劉教授的論述是在指全台灣人, 如果我能正確理解那句話, 我寧願相信她是在說「『工時長的台灣人』,誰有時間養育小孩,跟日本一樣,生育率驟降絕對與工時有關。」
其次, 多專家都只是憑過去的一點小成就在某些地區恣意放矢, 只要不造成太大傷害,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言論自由, 毋須太過在意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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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您所處的環境與生活經驗,一定是屬於經濟中上階級
不懂一般市井小民付不起兩萬多保母費的痛苦

所以論述點一直都有所侷限,可惜。

另外,用GDP跟生育率相提並論,也是謬誤,錯用了統計數字
台灣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方,但是是收入全球最高的地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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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知的差異在於:

你認為劉教授指的是:「工時高的族群有生育率低的現象」

我認為劉教授的意思是:「因為台灣平均工時高,所以整體生育率低」

究竟劉教授是什麼意思,要問他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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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圖,想一想如果把台灣、東亞、北歐放進去
就知道能不能合理解釋生育率低了

真是令人失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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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應該是個中上階級的人. 很會引經據典,引用數據,但從來不知中產階級的實際狀況. 如果您是家庭月所得只有5-6萬塊的家庭,要付一萬五的房貸車貸,一萬五的保母費,剩下的要應付所有的食衣住行奶粉尿布醫藥保險所得稅其他費用,周工時超過55小時, 周末on-call,網路得準備好隨時應付緊急狀況,不能放心享受個人跟家庭生活的時光, 這種環境跟經濟條件下, 不知道您敢不敢生兩胎以上?恐怕一個您都要考慮. 社會學以科學的方法歸納分析是一種研究態度,但演繹法去詳細探究背後的原因恐怕會比較貼近真實. 對不起,多言了.有感而發,若有冒昧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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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Agnes也是個中產階級的人,從來不知道真正的低下階層,例如吸毒賣淫的媽媽在非自願情形下懷孕生子後,拋棄不管。可能才接近30歲,生過的小孩就7、8個,均任其自生自滅。

你又如何解釋他的經濟條件比你說的中產階級更差,但更敢生小孩?

差異在於重視或不重視養育小孩的品質罷了!

你所描述的,不敢生第二個的原因,追根究底就是你擔心第二個品質無法維持。

這還是經濟學家提出的理論可以解釋的範圍。

主觀意識太強的人,只有情緒沒有理智的人,很容易看不懂經濟學理論。

有感而發,這裡留言的這種人太多了。請見諒。

PS 其實應該說收入可能影響品味,這是一個經濟學的假說,本身很可能變成tautology。 那值得探討的是為什麼人的行為會有這樣的轉變?而不是一直拿「誰很可憐,你都不懂」出來,這不是問題的重點。
另外可以談的是 P –> Q的邏輯裡,P可以是必要條件,但不會是唯一條件。換言之,很多留言者認為應該也要考量的因素,如果單是要論證工時跟生育率之間的是否存在關係時,是可以忽略不記的。
比方說:甲今天吃了麥當勞是充分條件;必要條件是:1.甲今天有出門;2.甲今天有帶錢;3.甲今天有走進麥當勞…..
某人跑出來說甲有吃麥當勞,那他一定有坐飛機。這時候要驗證甲有沒有坐飛機,並不一定要把所有的必要條件都拿出來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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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 劉梅君教授提的「養育」和你提的「生育」是兩回事。
劉教授的「養育」應該包含你所謂「提高小孩生存率與品質」的概念!
普遍上, 我不認為一對忙碌的父母做得來「提高小孩生存率與品質」,
因為小孩不是花錢學音樂、珠算、補習英文….等, 品質就能提高。
你不妨google一下「隔代教養」, 或找一些幼教老師的Blog,
你就會發現台灣為什麼變富裕了, 教育費年年提升, 小孩的品質卻一代不如一代。金錢解決不了教養問題, 小孩成長需要父母花時間陪伴。
在我眼中, 雙薪家庭沒時間教養小孩, 就等於讓小孩自生自滅了! 還是選擇少生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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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有問題.
天下的報導「少子化元凶:企業濫用責任制」是 責任制–>少子化.
所以反來 :生育率高–>非責任制.
套用版主的數據好像也沒錯.以前好像也沒有責任制這種東西.

讚

GDP跟生育率的相關性可以不必再討論,除非有其他證據顯示,否則這是目前確定的結論。至於其間是否有因果關係,或其因果關係的內涵,個人目前持保留態度。
然而不論是天下雜誌的文章,還是元毓的看法,都犯了遺漏變數偏誤(omitted variable bias),也就是以偏蓋全:劉梅君和元毓犯的相同錯誤在於未做國際間的比較,也就是沒有考慮生育率在各國之間的比較,及影響生育率的其他因素,如教育水準、氣候變化、政治安定等。不同的是,劉梅君的文章只從幾段勞基法的規定便做出結論,而未討論並解釋何以勞基法施行前後無論是工時或是生育率,均未出現結構性變動的情況;而元毓則只從自然時間的長短作為工時,而沒有考慮以其他變數,如單位生產量,替代以精確衡量工時的質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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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我不認為一對忙碌的父母做得來「提高小孩生存率與品質」不正是成本提高?

2.「教育費年年提升, 小孩的品質卻一代不如一代」這點我很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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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指教

不過你的comment雖然看似fancy,但你忽略的本文的題目是要驗證工時與生育率之間是否有劉教授所說的因果關係。純粹要論證此因果關係是否存在,利用歷史證據的前後比對,或不同國家不同工時情況下生育率之比對都能做到。
純以同一國家人民比對可以很簡單地把你所謂的教育水準、氣候變化等因素排除掉。特別是同一國家同一收入水平的人,在不同工時情形下生育率比較會更明顯。

但如果只是要簡單驗證劉教授的論點,那麼如我這樣花5分鐘不到簡單查些資料就能初步驗證。如我前面提過的,本文前後不到10分鐘完成,不是要當論文一樣鉅細靡遺,而是簡單地以隨手可得的數據跟邏輯,就能短時間驗證所謂的教授的言論正確度有多高。

讚

找出「生育率驟降絕對與工時有關。」的反例不難,個人以為天下雜誌也許是「明知故犯。」為了封面專欄系列文章立場的一致性,強調工時長的負面影響,
才刊登這一篇不難找出問題的報導。
不知道這算不算是「立場凌駕專業。」

天下雜誌刊登此報導的動機,是個人感到好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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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yuyu,

在這裡你犯了一很嚴重邏輯上的錯誤哦。

「政大劉教授的說法,背後邏輯是:「工時長 –> 少子化」;換言之,反過來就是「生育率高–> 工時少」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找到的真實世界事實,是工時長且生育率高,或工時少生育率也低,那麼劉教授的高論當場就被事實駁倒,換言之,劉教授的信誓旦旦也不過是胡言亂語。」

其中:

「工時長 –> 少子化」;換言之,反過來就是「生育率高–> 工時少」

換言之的「換言之」,有很大的邏輯謬誤。

factors (工時長) -> response (少子), 但是 response 不能尋原有 model 推論 (->) 回去,因此 response (多子) -> factors (工時短) 無法藉由原有模型獲得支持。

舉個例子來說,多對一函數成立,反之卻不然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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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eviany,

那個換不換言之,對元毓的論點沒有影響啊~
元毓的論述是找到兩者皆高的證據,來破這兩者是負相關的論點。
也就是找到工時長+生育率高的證據,證明「工時長 –> 少子化」(「工時短 –> 生育率高」)不成立。

這跟若p則q,不能推成非q則非p是沒有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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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樓上,統計不是在做定理。尤其如果是多元迴歸下,拿若 p 則 q 的邏輯來套本來就很有問題。而且做推論的基本前提是什麼先應該想清楚,政府統計資料收集的方法又是什麼也該是先弄清楚的東西。在什麼都不是很清楚的情況下,拿橘子比蘋果,是無下這種結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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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肯定您找資料的態度 這值得每一個人效倣
但實際上,您考慮的只有時間與生育率,沒有考慮到工作內容 壓力大
等等因素
我想您也曾聽過工程師壓力大,造成精子量少,因而沒有小孩等等的相關報導吧?
目前企業濫用責任制 不僅使勞工工時長 壓力大 責任制更是殘害員工的制度 關於這些制度的受害者 你可以上ptt 八卦版上 使用z 輸入100 慢慢找 會有許多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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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你應該把責任制&非責任制分作兩個case來談,因為這兩種工作型態差異天南地北,我相信也會影響到後面推論的分析,硬是合在一起作一個in general的討論,結果就是有失偏頗的四不像。

責任制的工時絕對被嚴重低估,因此你煞有其事的拿政府數據出來推導證明,得意洋洋的證明了你的理論,說穿了基礎根本就不穩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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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題目再重新看一次

聯考寫作文不對題直接0分計算;您老兄回應也根本沒看清楚題目

某大教授宣稱台灣因為工時長導致生育率低。我舉事實反駁他的理論。

哪來我的理論啊?

你的留言實在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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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根本就沒討論責任制到底好不好?

這篇文章只討論台灣整體勞工工時是否真的變長?進而導致生育率低?

麻煩題目回去默寫三次再重讀一次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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