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yuanyuchang

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源於1920年代末期美國農業危機。法案最初旨在通過提高農產品進口關稅來保護美國農民，但在國會審議過程中擴大到工業產品，對超過20,000種進口商品徵收20%至60%的關稅。

這項法案的通過立即引發國際報復。例如英國跟進《異常進口法案》和《進口關稅法案》(1931-1932)，對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

其他國家連鎖反應，如加拿大、歐洲等國紛紛對美國商品加徵關稅，導致全球貿易急劇萎縮。1929年至1932年間，美國對歐出口從23.4億美元降至7.84億美元。1929-1932年全球貿易總量下降約33%。

經濟學家Jakob B. Madsen研究指出貿易萎縮41%源於貿易壁壘。

這位經濟學家的研究還發現了兩個重點：

a. 關稅彈性約為價格彈性的兩倍 — 意思是貿易產品價格上漲10%，進口量下跌10%。但如果是關稅上漲10%則進口量會下降20%。

b. 競爭力變化需要兩年時間才能完全影響貿易流量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美股的表現：

我們回顧1928年、1929年美國政客推崇高關稅和高貿易壁壘的說詞：

1 保護美國農民與工業
共和黨參議員 里德·斯穆特（Reed Smoot） 和眾議員 小威利斯·霍利（Willis C. Hawley） 極力主張提高關稅，聲稱這將幫助農民和工人擺脫經濟困境，免於來自加拿大、阿根廷和歐洲的惡意競爭。

2 創造更多美國就業機會

透過提高關稅，美國製造商將有更少的外國競爭壓力，從而增加本土生產與就業機會。

當年政客口號：「買美國貨、僱用美國人（Buy American, Hire American）」。參議員 喬治·諾里斯（George Norris） 在國會發言中表示：「如果我們不對進口產品加以限制，美國工廠將被迫關閉，工人將失去生計。」

3 降低貿易逆差，讓美國變得更強大

主張提高關稅可減少美國對進口商品的依賴，降低貿易逆差，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此論點主要支持者是共和黨議員 查爾斯·柯蒂斯（Charles Curtis）。

4 關稅不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支持者聲稱，提高關稅不會顯著影響國際貿易，因為「外國仍然需要美國市場」，美國經濟強大，全球供應商不可能放棄這個市場。

此論點的主要支持者，就是一開始反對提高關稅，但後來又簽署法案同意的時任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

結果發生了什麼？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我們用五個案例分析：

1. 美國汽車業

汽車業最能體現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矛盾影響。1930年前，美國汽車業正處於快速發展期，大量零部件依賴進口。法案提高零部件關稅本意是促進國內供應鏈發展，保護就業。然而，其他國家的報復性關稅嚴重打擊了美國汽車出口。

當時福特、通用等美國車企正積極開拓海外市場，歐洲各國提高汽車進口關稅導致銷量驟降。同時，零部件成本上升推高整車生產成本，降低了競爭力。據統計，1929至1932年間，美國汽車出口下降超過60%，多家零部件供應商破產，反而加劇了失業。

這個案例顯示了全球供應鏈高度互聯的特點，以及保護主義政策可能產生的反效果。雖然汽車業是法案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但最終成為受害者。

2. 小麥農民困境

該關稅法案最初是為解決農業危機而提出，但小麥農民的遭遇恰恰反映其失敗。1920年代，美國小麥產量過剩，價格持續走低。法案將小麥進口關稅提高17%，試圖提振國內價格。

然而，歐洲各國和加拿大隨即對美國農產品徵收報復性關稅。1929至1932年間，美國小麥出口量下降超過50%，農產品價格進一步崩潰。由於前期大量借貸購置農業機械和土地，眾多農民無力償債，被迫拋售資產，加劇了農業危機。

1929-1932年間美國小麥價格急劇下跌：

• 1929年：1.04美元/每蒲式耳
• 1930年：0.67美元（下跌35.6%）
• 1931年：0.39美元（下跌41.8%）
• 1932年：0.38美元（下跌2.6%）

三年間總跌幅達63.5%，其中1929-1931年跌幅最大，反映了大蕭條初期農產品價格的崩潰。

這一案例表明，在商品高度依賴出口的情況下，單純提高進口關稅無法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相反，貿易戰導致出口市場萎縮，讓農民的處境更加艱難。

3. 加拿大報復措施

作為美國最大貿易夥伴，加拿大的反應最為激烈也最具代表性。在法案通過後，加拿大立即對16種美國商品徵收高額關稅，包括農產品、機械設備等，這些商品占美國對加出口額的30%。

為降低對美國市場依賴，加拿大加強與英聯邦國家的貿易聯繫，通過渥太華協議建立英聯邦優惠貿易體系。1932年，加拿大對美國出口較1929年下降65%，自美進口下降75%。這嚴重影響了美加邊境地區的經濟，多個工業城市失業率激增。

加拿大的報復不僅造成雙邊貿易萎縮，還推動了區域貿易集團的形成，加深了世界經濟的分裂。這個案例展示了貿易戰如何損害互惠互利的經貿關係。

而當年經濟實力尚且能與美國一搏的英國發起的英聯邦關稅優惠聯合，也說明美國以外的世界只要整體經貿體量夠大，是可以拋開美國自成體系。

經濟學研究也指出，當時英聯邦體系內的國家，受到美國大蕭條影響是相對弱很多。

4. 鋼鐵產業保護

美國鋼鐵業是法案最積極的遊說者之一。1920年代，歐洲鋼鐵業恢復生產，低價產品衝擊美國市場。法案將鋼材關稅提高到40%以上，初期確實減少了進口競爭。

然而，高關稅帶來連鎖反應：汽車、造船、建築等下游產業成本上升，需求下降；歐洲國家對美國鋼材徵收報復性關稅，嚴重影響出口；原材料如鐵礦石的進口成本上升。1932年，美國鋼鐵產量較1929年下降60%，就業人數減少45%。

這個案例說明，在產業鏈緊密相連的情況下，保護某一環節可能損害整體利益。鋼鐵業最終也未能從貿易保護中受益，反而陷入更嚴重的衰退。

5. 玻璃製品關稅
   玻璃製品關稅調整體現了法案的全面保護特點。瓶子等玻璃製品關稅從35%提高到50%，造成多重影響：首先，進口玻璃製品價格大幅上漲，增加了食品、飲料等下游產業的包裝成本；其次，國內玻璃廠趁機提價，進一步推高市場價格；第三，歐洲國家的報復性關稅使美國玻璃製造商失去出口市場。

1929至1932年間，玻璃行業產值下降40%。雖然部分大型企業通過提價維持了利潤，但總體需求萎縮導致小型廠商大量倒閉。這個案例顯示，高關稅雖然可能保護部分企業利益，但最終損害消費者福利，擾亂市場秩序。

總結：

a. 對大蕭條前的全球貿易戰研究我們可以知道，關稅提升對貿易量打擊效果遠高過單純貿易商品價格升高。其彈性係數達2倍。

而對貿易量打擊效果大約要法規實施後2年浮現。

b. 所以政客原本聲稱要保護的對象，往往成為慘痛的受害者。

c. 貿易報復是政治上不得不然的舉措，即便經濟學再怎麼指出貿易戰有害無益，民主制度下就是會讓美國這種國家不去檢討自身經濟競爭力衰退的現實（如疊床架屋的管制法規、過高的社會福利墊高的人力成本），而是採取開第一槍貿易壁壘競爭的政治手段。就算現代政客記得1920、30年代大蕭條的教訓，但民主制度的天然弊病就是會逼得他們採取愚蠢且錯誤的策略。

就像那本探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名著「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點出，當年的侷限條件和政治需求，逼得歐洲政客走向他們自己根本不想打的一次世界大戰。且直到付出3500萬人死傷的代價方才暫時停止（如果我們把二戰看成沒打完的一戰）。

我們也看到，上任美國總統拜登雖然以批評川普貿易戰為選舉主軸，但4年任期卻是加劇各種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在在說明如今的貿易戰就像一戰，是一場換哪個人來主政都阻止不了的自殺、玉石俱焚式夢遊。

參考文獻：
Trade Barriers and the Collapse of World Trade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Apr 1, 2001) by Jakob B. Madse
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 OF 1930 (November 7, 2024 ) by conimby
Tariff Act: The Tariff Act of 1930: Unpacking the Smoot Hawley Tariff (12 Jun 2024) by FasterCapital

1.如果是指原始碼抄襲，則DeepSeek是開源，但Open AI是閉源，法學基本原則：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Open AI必須指出DeepSeek哪段原始碼抄襲，並提出證據。

目前並未看到有任何這方面的指控和可信證據。

然而我們卻可以看到某些無知殖人已經在起鬨：DeepSeek技術是抄來的這種極為愚蠢的論調。說穿了，這些人除了少數可以靠此尋租政治利益外，更多的只是藉由反中貶中來滿足自己種族歧視的偏見和慾望，可悲的是這些人多數是歧視自己的出身。

2.如果是指「蒸餾」 — 藉由Open AI生成的數據餵給DeepSeek訓練開發，則主要法律議題會是：

a. 著作權方面

使用Open AI生成數據開發有無侵害著作權？我認為答案沒有。

因為美國著作權法要求著作權成立的前提，必須創作者是「人」。

機器的創作不存在著作權。

這點在Thaler v. Perlmutter（2023）一案中，哥倫比亞聯邦地方法院就完全由AI系統產出且無任何人類參與的作品，是否得受著作權保護之問題，延伸解讀美國著作權法有關適格標的之規定（17 U.S.C. § 102(a)），認為純粹機器作品不符合著作權法成立之前提，本身不受著作權法保護。

簡言之：AI產出的數據不是著作權法保護標的。

既然一開始就沒有權利，自然不存在「權利侵害」的可能。

另一方面，倒是過去兩三年都有OpenAI竊取私人訊息訓練模型的控訴出現，這部份倒是OpenAI更有可能成立侵害著作權行為，因為該公司從網路拿的，多數還是「人類的創作」。

b. 使用條款方面

因此，Open AI其實可以主張的只有「DeepSeek可能違反其使用條款」的違約行為。

但即便存在這樣的違約行為，Open AI最多能做的也只是不再對DeepSeek運營公司提供服務。可是如果有其他企業、團體或個人用了DeepSeek的原始碼，自己也跑一個模型並蒸餾Open AI的服務，那Open AI也只能針對這些企業團體或個人一一採取法律行為。

同樣的，OpenAI自己過去竊取大量個人資料被控訴，本身也是違反各種網路服務條款的行為。

最後或許還可以提的，反而是Open AI的主張是否違反了反壟斷法？我反而認為極有可能。

因為LLM行業幾乎所有模型都存在使用蒸餾的行為，就連OpenAI的模型自己都有，如果OpenAI自己可以拿別家模型的資料，卻不允許別人拿他的，是否構成壟斷行為中的惡性競爭？恐怕存在高度可能。

但反壟斷案件越是大頭、熱門題目，在美國越是存在政治目的和干預（或者可以說根本就是政治鬥爭之一環），因為短時間內，若OpenAI還受政客寵愛，反而不太會被起訴其惡性壟斷行為。

a. 用更便宜的鏟子也能挖金礦（也可以看成某工人用同樣的鏟子效率高過其他工人，經濟學上屬於一種專屬租值），對於降不了挖礦成本的其他礦工是否會構成競爭壓力？當然會。這是說，從經濟學競爭角度看，DeepSeek立即對OpenAI和Anthropic造成競爭和收入壓力是必然。如WSJ報導，使用DeepSeek的成本比Anthropic Claude降低至少75%！

b 更便宜的鏟子也能挖一樣多的礦，是否會影響賣鏟子的收入？會也不會，這牽涉到更多侷限條件影響。

假設一：如果賣鏟子的人完全享有完全交易自由，可以自己選擇要將鏟子賣給誰，則這個能更有效率使用鏟子的DeepSeek顯然會買入更多較貴但較強力的鏟子。

對賣鏟子的人而言，收入或者收入成長性可能不變。尤其當AI服務需求曲線是向右上遷移時。

假設二：如果賣鏟子的人沒有交易自由，被限制不能將鏟子賣給使用效率更高的DeepSeek，但世界消費者都能自由地跟DeepSeek購買AI服務（尤其是包含可以免費使用其MIT條款的開放原始碼在商業用途上），則競爭之下，鏟子使用效率較低的現有AI服務商如OpenAI或Anthropic在競爭之下收入會降低，舉債或籌資能力也會降低，的確有可能間接影響賣鏟子的nVidia未來收入。

假設三：要達成nVidia收入不被影響，經濟學上必須要能成功限制DeepSeek的服務範圍和能力，使其無法正常在市場上競爭。

方法可能但不限於：長期大規模攻擊DeepSeek服務器、美國政府下場將DeepSeek列入白宮嚴選。

但基於DeepSeek採取開放原始碼且用MIT條款授權（其中一個要點就是可以自由轉為商業用途甚至可以轉為閉源），使得假設三要達成並不容易。

簡單結論：

如果美國政府放開既有的對中國技術限制和晶片戰，則nVidia收入將不減反增；反之，如美國政府繼續甚至更嚴格限制晶片銷售，則nVidia反而會因此未來收入成長性下降，更長期甚至可能衰退。

果然川普試圖用行政命令挑戰憲法的舉措馬上就被聯邦法院法官擋下來。

聯邦法官Coughenour發布為期14天的臨時限制令，禁止實施川普就職後簽署的行政命令。該命令試圖計劃終止非法移民和非公民合法居留者在美出生子女的公民權。

首當其衝是加州華人經營的灰色月子中心，這類服務想要子女出生在美國拿公民權的孕婦，就我所知好幾家每晚收費1600美元以上。

因為臨盆產婦非常容易被海關拒絕入境，所以多要在孕婦肚子還不明顯時就入境美國待產。待產過程又是一筆費用。

$3~4萬美元似乎是赴美生子基本開支。

川普的行政命令固然是動到這群人的蛋糕。但更值得問的是，用行政命令不可能挑戰憲法是最基本的法學概念，那川普為何又要明知故犯？

我認為應該是純粹的政治操作。

川普或法律團隊當然知道會打聯邦訴訟且大概率敗訴，但政治上一來對MAGA有交待又有匯聚人心、操弄輿情的效果（你看，就是所謂的深層政府在阻止我們再次偉大），二來又有「靠指鹿為馬分清忠誠派和不夠忠誠派」的作用，三來又有可能，即便此點可能性較低，但或許可以藉由操作民粹提出修改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修憲嘗試，萬一民氣大到真可以修憲，又能裹脅夾帶其他修憲主張。

換言之，以現在川普拿著兌現選舉支票的藉口和民氣，拿行政命令挑戰憲法成本並不高，但潛在獲益並不小。最差的狀況，還能繼續操控基本盤的民粹。

1 川普團隊準備約100項行政命令，計劃在邊境管制和關稅政策上擴大總統權限，但法源依據卻都採取巧的方式，例如川普打算驅逐移民，其法律團隊規劃使用1944年 《公共衛生服務法》第42條款(Title 42)：
以防止傳染病傳播為由快速驅逐移民。

但現在有什麼傳染病可以快速驅逐移民？川普上任期有Covid-19都做不到，如今又如何做到？

又，無論川普或拜登都將繼續濫用 1976年的《國家緊急狀態法》(National Emergencies Act)，此法案對於「何謂國家緊急狀態」是模糊不清，任由總統片面決定。川普計劃使用該法案繞過國會，為邊境管制和基礎設施項目獲取五角大樓資金。他在首個任期曾使用該法案為邊境牆籌資，儘管這種做法前所未有，但已建立了先例。

關於關稅，川普將使用的分別是兩個1970年代通過的法案《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和《貿易法》第232條(Section 232 of the Trade Act)，甚至將動用已經數十年沒被使用的1930年代貿易法特殊條款(1930s-era Trade Law Provisions)。

結果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號稱民主法治成熟的國家，總統及行政團隊卻是不斷尋找法律漏洞或古早的舊條文，試圖繞開現在的國會監督以遂行總統意志。

2 反過來，即便川普要動用聯邦的力量驅逐移民，但州政府卻不見得配合。

例如2017年加州參議院就通過第54號法案（SB 54）：限制地方執法機構與聯邦移民執法部門合作，於是洛杉磯市已放話依據此法該市警察局不會配合聯邦移民局執法驅逐移民 — 聯邦移民局不能使用洛杉磯市財產、不能查詢洛杉磯市有關移民的任何資料、不能調動指揮洛杉磯警局人員。

如果民主黨執政的州多有類似的州法，並依此拒絕聯邦執法，那勢必吸引更多非法移民進入民主黨州，且聯邦又能如何？恐怕也只能打起聯邦最高法院訴訟。

但就算聯邦政府在聯邦最高法院勝訴又如何？歷史上，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等都有拒絕執行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的先例。

投資大咖Howard Marks最新memo："On Bubble Watch"摘錄如下：

Marks探討了泡沫的本質，認為泡沫不僅僅是股價的快速上漲，更是一種市場心理狀態（a state of mind than a quantitative calculation.）：非理性繁榮（highly irrational exuberance）、對標的物的過度推崇（outright adoration of the subject companies or assets, and a belief that they can’t miss, ）、害怕錯過機會(massive fear of being left behind if one fails to participate , “FOMO")，以及沒有太高的價格的迷信（resulting conviction that, for these stocks, “there’s no price too high.” ）。

Marks分析了目前市場狀況，特別是美股最當紅的7支股票(蘋果、微軟、Alphabet、亞馬遜、Nvidia、Meta和特斯拉)的市值占標普500指數的比重達到32-33%，遠超過歷史水平。Marks指出，雖然這些公司確實優秀，但市場可能過度樂觀地假設它們能永續成功。他提醒投資者，歷史表明領先企業往往難以持續保持優勢，並指出當前市場存在若干警訊。

更重要的是，回歸投資人身分，Marks顯然和巴菲特一樣，始終認為價格不好，再好的投資標的都不值得投入。價格夠低，則看似平庸的投資標的反而可能帶來不錯的收益。

以下他舉了四個實例來說明他的觀點：

1. Nifty Fifty（1969-1974）：

這是Marks的"洗禮之戰"，他1969年加入First National City Bank（現在的花旗）時正值Nifty Fifty泡沫頂峰。Nifty Fifty是當時美國最優質、成長最快的公司群，包括許多創新領域的企業，涉及電腦、製藥和消費品等行業。投資者認為這些公司"永遠不會出事"，且"沒有太高的價格"。這些股票的本益比曾達到60-90倍的瘋狂水準。三個因素推動了這個泡沫：二戰後美國經濟強勁增長、公司在創新領域的優勢、以及"成長股"這個嶄新投資風格的出現。然而，當泡沫在1973-74年破裂時，整體市場下跌約50%，這些所謂的"最佳公司"跌幅更達90%以上，本益比暴跌至6-9倍。這個案例印證了Marks的投資哲學："重要的不是買什麼，而是付出什麼價格。"

2. 1990年代TMT（科技、媒體、電信）泡沫：

這是一個展示創新如何推動市場瘋狂的經典案例。90年代後期，"互聯網將改變世界"的預期推動了瘋狂的投資熱潮。電子商務公司上市首日經常翻倍或三倍。投資者完全忽視了基本面，創造出新的估值指標如"點擊量"或"瀏覽量"，而不是傳統的收入和利潤指標。這個泡沫確實預見了互聯網的革命性影響，但估值脫離現實。當泡沫在2000年破裂時，大多數公司股價暴跌99%，許多公司最終消失。《華爾街日報》不得不把原本用於追蹤"跌90%股票"的專欄改為追蹤"跌99%股票"。這個案例說明即使創新趨勢準確，過高估值仍會帶來災難性後果。

3. 2000年市值前20公司的變遷：

這個案例展示了市場領導者的更替速度。2000年標普500指數前20大公司包括微軟、通用電氣、思科、沃爾瑪、埃克森美孚等。到2024年，僅有6家公司（微軟、沃爾瑪、埃克森美孚、強生、寶潔、家得寶）仍在前20名單中。更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華麗七雄"中，只有微軟在24年前位列前20。這個案例強而有力地說明了市場領導地位的不穩定性，即使是最成功的公司也難以長期保持領先地位。這對當前市場特別有啟發意義，因為投資者似乎認為現在的科技巨頭可以永遠保持優勢。

4. 比特幣（2023-2024）：

雖然Marks在文章中簡短提到這個案例，但它代表了當前市場可能存在的投機情緒。比特幣在2023-2024年間上漲465%，這種巨幅漲幅讓Marks擔憂市場可能缺乏足夠的謹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上漲發生在傳統市場也呈現高漲態勢的背景下 – 標普500在這兩年分別上漲26%和25%。這個案例被用來說明當前市場可能普遍存在的風險偏好提升，以及投資者可能過度樂觀的心理狀態。

—-

我的看法：

從長期角度看，Marks此文所用案例恰恰與幾個月前我提到的「…1948年英國1,513家上市公司中，僅有1%在70年後仍然存在。摩根士丹利的數據顯示，過去一個世紀中，約半數美國上市公司的存續期不超過10年。…」是一樣的。

當然，我認為現在瘋炒AI概念的那批人也不見得相信這些公司堅若磐石，而是更像Marks所舉的泡沫時期典型心態–「害怕錯過賺錢機會」。

根據WSJ報導「UnitedHealth’s Army of Doctors Helped It Collect Billions More From Medicare」指出：2019至2022年Medicare數據顯示，當病患從傳統Medicare轉入UnitedHealth的Medicare Advantage計劃時，其疾病評分平均增加55%。

意思是轉入新計畫的患者都忽然被診斷出更多或更嚴重的疾病，從此UnitedHealth可以從政府處拿到更多醫療補助金。

例如文中舉出的被保人Henretta是佛羅里達州The Villages退休社區的居民，參加UnitedHealth的Medicare Advantage計劃。在2023年10月的年度體檢中，他的主治醫生將其診斷為病態肥胖，但這與事實嚴重不符。Henretta是終身健身愛好者，每週進行五次水上排球運動，擁有運動員體型。他的BMI為32.3，遠低於病態肥胖的診斷標準。

而且UnitedHealth的醫生也不顧Henretta有長期服用低劑量阿斯匹靈預防心血管疾病的習慣（長期服用低劑量阿斯匹靈會有溶血效果，降低血小板的凝固作用），硬是診斷他有血小板質性疾病，如此診斷每年可為保險公司帶來約2,000美元的額外補助。

還有普通老人磕碰後的瘀血，硬被UnitedHEalth醫生診斷為老年性紫癜這種血液性疾病，如此每年保險公司可以多拿1900美元的醫療補助。

更有從未做過檢測就被誤診斷為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的病人，這位被保險人壓根不知道自己還有這種病史。

很顯然，經濟學說尋租無處不在，越是被高度管制且政府資金涉入其中行業，這種說謊造假創造利潤的行為就揮之不去。

1 美國大選即將塵埃落定，看來Trump拿下總統，共和黨拿下國會，加上目前是以之前Trump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為多數的聯邦最高法院，美國將進入三權盡入一黨，事實上甚至是Trump一人影響力之下的狀況。

現在看昨天紐約時報的某個標題「A Grim Trump and an Upbeat Harris End the Race Hitting Opposite Notes」，用「負面/陰鬱」形容Trump，用「樂觀/美好未來」來形容Harris，該報想操弄輿論氛圍的手法粗糙可笑，可見一斑。

2 此次大選均是兩黨史上花費最多，根據Bloomberg報導，總和超過5千億新台幣！從經濟學角度來思考，兩邊願意付出如此鉅額成本，可推估贏方猜想如何未來回報有多高？那實際執政後又會怎樣尋租呢？

另一方面，雙方願意付出如此高的代價，也是遇見對方執政可能動到的既得利益相當之高。那麼落敗一方又將如何在尋租博弈上降低既得利益之損失？

簡而言之，願付出如此高代價選舉，那選後雙方和解可能性就很低。

3 美國國家債務也來到史上最高點，如不能在財稅收入上增長，則根據經濟學推估，美國國債信用與利率都將往不利方向發展。

這點都是兩黨早有共識，因此Biden任內就有嘗試提出前所未見的「未實現資本利得稅」之規劃。

所謂資本利得，是指證券（如股票、債券）持有人買價與賣價之差，美國針對這一塊是課稅的。

但這樣的稅有個特點，即持有人如果始終不賣出，則多高的獲利都不會實現，政府就無從課稅。另一方面，持有人也並非只有賣出一途才能變現，最簡單就是把手中證券抵押借款，在低利率環境就是用極低的成本就換到流動性且免於賦稅。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政府現在試圖犯天下之不韙對「未實現資本利得（unrealized capital gain）」課稅。簡單一想都能看出此稅爭議有多大。

我認為這可能是巴菲特大賣股票的原因之一。當然避開可能開徵的新稅不會是主因，但或多或少是考量之一。主因當然還是他一貫認為市場估價過高就如此賣股。

另一方面，檯面上/網路上可見猜測Elon Musk為何和Trump和解，從過去不對付轉為賣力拿真金白銀輔選，除了旗下Tesla不受Biden青睞，SpaceX在Biden執政期間遭受許多不合理對待（如Musk在訪談中提到，美國政府同時有法律要求SpaceX聘僱和不准聘僱非美國公民，二者均要對他開罰的荒謬困境）這些說法之外，我還有個目前未見華人世界幾人提及的觀察：

稅！

美國目前的長期資本利得稅率最高20％，而高所得者還要另繳3.8％的淨投資收入稅（NIIT）

1980年訂立的《道德改革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鼓勵富人擔任聯邦政府公職，所以提供一個避稅管道：只要富人願意出任公職並將財富做某種程度的信託或符合法規要求，可以近乎無限延遲繳納資本利得稅。(eCFR § 2634: 26 U.S.C. 1043 and the rules of this subpart allow an eligible person to defer paying capital gains tax on property sold to comply with conflict of interest requirements.)

因此一旦Musk擔任公職，則其主要財富來源Tesla和SpaceX就免去鉅額資本利得稅，甚至連可能擬制的「未實現資本利得稅」都可能躲掉。

洗衣機關稅實驗

經濟學家 Betsey Stevenson 和 Justin Wolfers 研究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惠而浦(Whirlpool)投訴無法與享有政府補貼的國外競爭對手競爭，2018年川普政府將洗衣機平均關稅提高約9個百分點。

關稅實施的直接影響：

• 價格轉嫁：關稅增加幾乎完全轉嫁給美國消費者
• 漲價速度：實施後幾個月內，洗衣機價格上漲幅度與關稅增加幅度基本相當
• 連帶效應：儘管烘乾機並未受關稅影響，美國洗衣機製造商依然趁機提高了烘乾機的價格

經濟效益分析：

• 消費者成本：每年增加約15億美元
• 政府收入：僅收取8200萬美元關稅
• 就業創造：創造約1800個工作崗位
• 單位成本：平均每個工作崗位成本約80萬美元

結果：2023年2月關稅到期，價格迅速回落至正常水平，但這５年期間美國洗衣機產業並未因關稅保護而增強，無論是美國國內市場或國際市場，美國產洗衣機依然不斷衰退。

早在川普發起貿易戰時，本blog就已經以經濟分析角度預測美國貿易戰必然失敗，且絕大多數增加的成本（包含關稅）都將由美國人民承擔。隨後數年來的發展明顯證明掌握基本價格理論的科學預測力勝出。

這也表示，無論未來美國由誰執政，在不改變內部政府過度干預市場活動的法律和行政命令的條件下，美國執政者將只能繼續增加關稅來應付國內政治壓力，但結果卻只是更快耗盡美國國際經濟競爭力。

另外一個更值得參考的案例，是美國長達近百年的造船業關稅和非關稅保護措施，幾十年下來結果反而美國失去２次世界大戰前的造船能力，如今連美國自己重要軍艦保養都必須嘗試外包給韓國、日本和印度。

而幾十年美國片面封鎖抵制中國造船業的結果，卻是2023年中國造船能力是美國的200倍以上！

因為紐約、芝加哥、華盛頓特區…等美國都市鼠患過於嚴重，美國紐約市召開第一屆「城市老鼠峰會」

從經濟學角度看，我相信，一旦這些都市開始編列足夠多的預算滅鼠，就會有相對應的「動物保護團體」或「環保團體」出現，批評滅鼠或滅鼠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