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nald Coase是諾貝爾獎得主中一個很特別的存在。他一生沒寫過幾篇文章，20歲寫了「The Nature of The Firm」，在1960年寫了篇的文章「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基本上這兩篇文章讓他得諾貝爾獎，其中一篇還是他大學的習作。
而這兩篇文章，也是經濟學界引用率最高的文章，幾乎在任何時間點都是。一生如此，了不起！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一文揭櫫兩個重要觀念，顛覆了經濟學界與法律界：
1. 加害者與被加害者之間，如果我們透過法律強制要求加害者不可侵害被加害者，其實「加害者的權利也被侵害了」！
一般法律人想不通這個觀念，但這是很重要的觀念，因為這個想法可以導出：
2. 在無交易成本的情況下，無論產權最初規劃給加害者或是被加害者，其最佳經濟狀況（即Pareto optimum）均會達到。
R. Coase在此犯了一個重大錯誤，經濟學家張五常指出，Coase也於「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一文中承認，這個錯誤是：假如交費成本等於零，那這世界根本不需要市場、也不需要產權規劃，因為一切需求均會被剛剛好地、最佳地、瞬間滿足。
但Coase提出的論點，給世界的震撼是：產權規劃是市場成立的先決條件；一旦產權規劃清楚，無論一開始規劃給誰，最後都能透過自由交易達到社會最佳狀態。
政府應該做的，就是「規劃好產權內容，然後好好執行它」，其他的就不應該介入。
其實更早在1946年，Coase一篇討論邊際成本的「The 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就已經多次指出，在缺乏市場價格機制引導之下，政府不可能更知道怎麼去分配資源。
而那些主張平均成本下降行業（例如橋樑、教育）應該政府介入透過課稅補助的，全都錯誤地假設政府會比市場更清楚誰需要什麼。
（現在課綱微調問題就出在台灣政府長年、深度地介入教育，怎麼可能不出錯？這些吵國民黨政府不要臉的人，難道民進黨執政就沒有扭曲史實？根本問題在於政府應該退出教育。說真的，不管做學問只管考試，台灣教育辦最好的，還是私人補習班。）
Coase又更進一步指出，在前述侷限條件下，政府如果貿然介入，必然發生收入重分配的狀況 — 這個重分配結果只會有利部分人。如果服務牽涉到人口密度，則有利的將會是都市人口，被剝削的則會是鄉村人口。這個剝削所引發的城鄉差距，始作俑者便是政府自己。
所以，不要再蠢到「敦促政府改善城鄉差距」。因為多數政府的福利舉措、公共建設，本身就只會「擴大城鄉差距」。你怎麼能奢求一個trouble maker去改善它引發的trouble？
花一個下午，體驗一個大師的智慧與思維的發展歷程，一樂也。
元毓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