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經濟分析

其實紙風車的「368兒童藝術工程」這個商業模式（我不知道『廠商』一詞的污辱性何在，所以堅持使用『商業模式』一詞）挺聰明的：

根據其網站說明，捐款者針對不同縣市區域捐款，某區滿$45萬元他們就會去演出。

以台灣368個鄉鎮，假設每個鄉鎮都收到$10萬元捐款，實際上該組織收到了$3680萬元，卻毋須演出。另一方面，假設10個區收滿$45萬，而其他區都只收到$40萬，則進帳＄1億4770萬（$450 + $14320萬），卻仍只演出10場即滿足承諾。（相當於一場演出收入1400多萬元！）

收了錢不見得要履行演出，這比傳統的賣門票模式聰明多了！

而依照紙風車公告的徵信資料，的確107 年 1 月 8 日~108 年 1 月 5 日收受捐款2千多萬卻僅僅演出7場，尚有1500多萬元餘額。（參見紙風車自家網站公告資料：
https://tinyurl.com/y6qzm2lq）

而同樣的，根據其說明，他們聲稱「偏鄉兒童不方便到都市看戲，所以我們親自前往演出」。那為什麼不直接把捐款提供給想要看戲的偏鄉兒童當做旅費、住宿費與餐費呢？呵呵。

順道一提，我從小在各種宮廟看過的大小野台戲，有搭多片布幕的十幾位演出人員的歌仔戲，也有小到一台發財車改裝成舞台，背後僅一兩位演出者的布袋戲。這些戲劇在被電視等其他娛樂淘汰之前，演出頻率遠勝過一年7場（還分布在7個不同鄉鎮）。沒印象哪個戲班主一副「我在做慈善你還不配合我？！」的嘴臉，一定是我孤陋寡聞吧～

#其實紙風車賺到廣告又成功幫助聖上移轉香煙走私疑雲
#這角度看也是筆好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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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我手上的數據（見圖），失業率在低檔卻調降目標利率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換言之，美國Fed手上恐怕真實的經濟數據並不樂觀，才有如此反常的行為。這意味美國全世界滿場跑地打貿易戰，付出的代價不小。如同我過去強調：貿易戰很可能吃光川普減稅與放寬法規帶來的經濟紅利。

二、Fed只是「名義上」的獨立機關，事實上過去的總統均在幕後對Fed伸手干預，川普這種大喇喇放話的是比較少見，但並不代表過去的Fed就真的有多「獨立」。

三、菲利普曲線只是一個經驗曲線，並非真理。現任主席Powell也公開承認菲利普曲線早就失靈。

去年五月我也介紹過一篇「宏觀經濟學的尷尬—菲利普曲線死了嗎？」（https://tinyurl.com/y27mutmy）該文談到一個重點：「真實失業率為何」是個經濟學到目前都無力回答的問題。自然失業率更只是經濟學者的想像。

四、通貨膨脹率其實也是不精確的統計數字。尤其產品品質提昇這塊很難反應到通膨統計上。

這代表二、三十年來，美國Fed體系是建立在「不知道對不對的失業率統計與CPI統計上」制定貨幣政策，設定目標利率。試想你開的車前擋玻璃被塗上黑漆（因為預測未來的訊息費用高不可攀），三片後照鏡又是「不規則曲面哈哈鏡」，車子得怎麼開呢？

五、高達$22兆美元的美國國債會是Fed近年來長期壓低目標利率的原因之一。

2017年美國聯邦政府的利息支出佔總政府支出約6.6％（$263B），但依據國會預算辦公室自己的預估，到2028年利息支出將達$915B，佔總支出13%，很可能超過美國一年國防總預算。

除非美國聯邦政府願意從國防（15%）或社會福利（21%）這兩項重要開支下手撙節。但二者均對選票不利。因此政客有相當誘因壓迫Fed維持低利政策。

六、但長期扭曲的低利率會造成與累積資源配置錯誤以及風險意識降低。這在未來總要付出代價的。

七、低利率誘發的低存款率，也將被削弱未來美國經濟遭遇不景氣時，多數人民的抗經濟不景氣能力（尤其退休和將退休人口）。 美國目前個人儲蓄率僅約8.1%，總儲蓄率約17.3% （中國個人儲蓄率約14%，總儲蓄率45.7%；日本總儲蓄率27％；德國29%；新加坡47.7％）。

從這個角度看，不景氣發生時，美國人民比起他國更須等待政府救援才可能存活；而接受政府救援後的人民事實上活得更像在社會主義下。於是弔詭的情形將會發生：口口聲聲崇尚「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實質上將比社會主義國家更社會主義。

讀讀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吧。

八、長期扭曲的低利率，本身也讓Fed手頭沒多少面對不景氣時可用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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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讀。
不確定是否為蔣碩杰先生所著，但根據過往我看過的一些蔣先生的著作，經濟學理念與觀點十分相近。

而此文敘述的台灣經驗，其實也佐證過去我針對中美貿易戰「經濟水晶球」一文中預測：
“如果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壁壘維持在這種雷大雨小的局面，則中國製造將被迫品質提昇，20年內達到今日甚至90年代「日本製造」的世界相對水平。"

過去台灣的蘑菇、蘆筍罐頭出口均靠價廉優勢取得一定成就後被美國貿易制裁，從而轉向更高租值品相。工業品乃至於IT產品亦然，這是經濟學定律。我亦於「Alchian-Allen定律 （https://tinyurl.com/y8whhtbp）」一文中解釋得很清楚。
與此同時，我反覆談論過的：「陳義過高工業法規、環保消防法規….等等限制人民投資生產活動環境，除了有利於政客貪汙外，也必然導致資源往非生產活動部分移動，產生名義財富與實質生產脫節的現象。」
而這部份也會讓享有政商勾結管道者更易致富，也更生成「不健康的貧富差距」 — 此差距並非來自於勞動意願與天資禀賦，而是來自於對生產活動弊大於利的政治關係。
另一方面，當名義金融活動的財富與實際生產力脫鉤得越嚴重時，一旦碰上不景氣，其災難性與嚴重性也會隨之加劇，方可使重新調整的名義價格接近實際生產要素的合理供需配置。這是說：當某人裝闊裝得越高大上，摔下來也越痛。

PS 我長久以來主張與蔣先生一樣：台灣地狹人稠，根本不具備多數農業生產的比較優勢，台灣政府也完全不應該有任何農業補貼政策導致資源錯置，徒增浪費與財富移轉背後的五鬼搬運、貪汙腐敗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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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該文幾段供參：
1. 「当时，台湾经济当局因信奉发展政策方面两个流行的错误观念而吃了苦头。这两个观念当时在学术界中非常时髦，即：第一，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现代化的最好方式是采取高关壁垒或进口限制，从而提供一个保护性的国内市场，以扶持本国幼小工业的发展。第二，为了刺激投资，甚至在通货膨胀率很高的情况下，也要维持较低的利息率，从而据说能保证为国内新的工业提供廉价的信贷供给。
不幸的是，这两个政策主张都是有害无益的。坚持执行这种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今天的经济实绩都是非常落后的。台湾在通货膨胀情况下抛弃了低利率政策，把台币价值降低到真实水平，并取消了对进口的数量限制和保护性关税，从而最早冲破了这种时髦的发展战略。
在实行了这些改革措施之后30年内,台湾经济取得了高速度的发展。几年以后，南朝鲜步台湾之后尘，也取得了显著的高增长。因此，联系这些经验来考察这一发展战略是必要的。」
2. 「针对那种认为汇率贬值一定会推动国内通货膨胀的观点，我们指出，进口商品的国内市场价格，当其供给的数量受到限制时，并不是由它的产地成本来确定的，而是由国内有效需求的强度以及允许这些产品进入该国的数量来决定的。在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的条件下，并且假定台湾所有可出口商品的国外需求在总体上说并不是无弹性的，那么，出口的收入将会增加，从而能够增加进口的数量。另一方面，如果实行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以后，进口能够与出口同步扩大，那么，贸易将会继续保持平衡，汇率贬值也不会起用货币衡量的总有效需求的扩大。因此，认为实行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会提高所有进口品的价格是没有道理的。
的确，只要进口商品的关税高于所谓“适度关税率”，毫无疑问会由于资源更有效的配置而增加实际收入。因而，如果在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中没有草率地增加货币量，则价格总水平更可能是下降而不是上升。」
3. 「但只是在60年代，把汇率同放松进口需求控制联系起来之后，出口的发展才真正开始起飞。到1970年，台湾出口的价值( 按美元计算)增加到14.81亿美元，而最低点的1954年仅为9300万美元，16年间增长了15.9倍。60年代期间年平均增长21.7 个百分点。整个70年代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到1980年，台湾出口商品价值达198.11亿美元，是1954年的200多倍。70年代期间出口每年平均增长32. 6%。
实行贸易自由和更真实的汇率所推动的出口的迅速增长，使台湾经济能够调整方向，更集中地发展那些能够利用台湾有较大优势的资源禀赋的工业，避免受到资源约束的工业。这可以从台湾的出口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反映出来。
1952年，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在台湾的出口商品总价值中占91.9 %。到1970年，这两类产品所占份额下降为21.4%；到1986年，它们在总出中所占比例仅仅为6.5%。相反，工业产品在出口中的份额则迅速上升，1952年仅为8.1%，1970年就上升到78.6 %，1986年更上升为93.5%。
以上事实表明，对于一个只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可以耕种，总人口密度超过荷兰的拥挤小岛来说，其比较优势显然不在于农产品，而在于生产那些劳动力需求量相对较大，但对土地面积和资本的需求较少的产品。在发展的初期阶段,纺织、服装、鞋、雨伞、玩具以及其他一些轻工业产品最适合台湾的资源禀赋。」
4. 「如上所述，台湾迅速增加的人口密度，使得出口大米的生产很快变得无利可图。于是开始把蘑菇作为一种新的出口作物来生产，因为蘑菇能够在较小的空间内生长，占地面积相对要小得多。这种新的作物很快发展成为大宗出口商品，出口价值每年超过100万美元。但是，美国很快对台湾向美国出口蘑菇施加所谓“自动限制”。于是，台湾又在欧洲共同市场开辟了新的蘑菇出口市场，同时开发了一种新的出口作物：芦笋。但是,芦笋出来很快又重复了同样的经历，美国和欧洲共同市场象对待台湾蘑菇出口那样，开始对台湾芦笋出口施加数量限制。因此，台湾必须不断地去开发新的出口产品，开拓新的市场。」
5. 「对于台湾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具有大量有能力的企业家，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由真实汇率所提供的极大的刺激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真实汇率使出口厂商能够获得其出口收入的充分市场价值。而且，台湾不带偏见地对待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外国资本参与国内工业的态度，也使台湾经济受益非浅，因为外国投资者经常带来新的产品设计和新市场营销战略。
出口构成的迅速变化和出口商品生产的相对重要性的迅速提高，自然带回了台湾经济结构的相应变化。1951年，在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当中，农业产出所占份额为32.5%，而工业产出(包括采掘、制造、公用设施、建筑)的份额仅为23.7 %。1970 年，农业的份额已经下降到15.5 %，而工业产出的份额上升到41.3%。这一趋势持续于整个70年代。1985年，农产品的份额下降到仅6.0 %，而工业生产的份额进一步提高到49.7%。
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的权重向工业生产的转移，对于人均实际收入和台湾人民生活水平的稳定改善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因为在台湾这样一个拥挤的小岛上，农业不可避免地要服从于无情的收益递减法则。防止这一法则大规模地作用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劳动力从农业生产转移到工业生产中去，因为土地是农业生产的限制性要素，但不是工业生产的限制性要素。这种生产资源从农业生产到工业生产的重新配置，以及集中力量发展台湾具加真正比较优势的工业的能力，是台湾之所以不仅能供养大量人口，而且能够使真实人均收入水平提高7倍的基本原因。但是，只有通过使台湾进入出口导向型发展过程的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这种资源的集中和重新配置才可能进行。」
6.「台湾的经历反复地、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充分的储蓄存款利率是吸引公众在银行系统自愿储蓄的必不可少的诱导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反通货膨胀工具。它结论性地证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家认为提高法定的受控制的低利率将刺激国内的通货膨胀的观点是错误的。… 1952年，台湾用于储蓄的国民收入仅5.2%，而到1963年，储蓄率已经上升到13.2 %，超过当年英国(9.8 %) 和美国(9.1%的同一比率。1972 年以来，台湾的国民收入储蓄率甚至开始超过日本，而日本的这一比率通常是世界上最高的。1978年，台湾的储蓄率高达35.2%，而当年日本为22.3%，英国为9.0%，美国8.9 %。」

https://mp.weixin.qq.com/s/p3uIwQy32BH7BwOApdSg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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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free market economy, the firm is constantly influenced by the wider market in which it operates. The product market reveals information critical to a firm’s survival, such as what not to produce — when the sale price for a product will not cover the cost of its production; the factor market informs the cost of substitution between factors of production. While there is some room for price-seeking, firms cannot greatly alter the market price for their inputs. To increase its chance of survival, a firm can innovate and supply new and better products to consumers, or it can improve efficiency and produce the same goods at a lower cost than its competitors. Thus, the market competition allows profitable firms to grow and causes unprofitable ones to wither, forcing them to produce something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 firms in a market economy adjust the wages paid to their employees in accord with their productivity; employees will lose their jobs if performance is unsatisfactory. This gives firms a powerful incentive with which to motivate their employees, whose productivity, unlike that of other factors of production, is open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rate of compensation. This internal pressure encourages workers to make their best efforts, and whether those are good enough is judge only by consumer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irm is decided by the ultimate test of market survival.
~from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by R. Coase"

大師手筆，短短幾句話就說明市場機制運作，也暗暗點出競爭之下為何企業可以累積財富。
同時，也指出「工資」的市場機制，打臉一堆蠢到以為工運、工會可以保障勞工權益的覺青。尤其「the ultimate test of market survival」一詞，是價格理論的精髓。

明眼人更會發現，Coase短短幾句話就把90年代曾經很紅的Michael Porter競爭論整本書講完了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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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說過：「中美貿易戰如果美國提高的關稅稅率不夠，則中美貿易逆差情況不但不會得到改善，反而會增加。」

這是簡單的經濟學，低手會從「彈性係數」角度切入，高手會從「交易費用排列」切入。

不管如何，從川普政府雷大雨小的貿易戰措施看來，美國顯然落入我談過的這種可能性。
結果就是中國對美國6月份貿易順差較5月份增加11%，較去年同期增加2%。

順道一提：整體貿易量減少，同樣符合簡單的價格理論 — 整體交易費用增加時，整體經濟活動就會減少。

https://seekingalpha.com/news/3477332-chinas-trade-surplus-u-s-rises-11-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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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研究發現2014年的最低工資法案（要求將全美最低工資提高至$10每小時）可能成功幫助100萬低薪勞工脫離貧困，但也造成50萬份工作機會的消失。

最新的2019年「Raise of Wage Act」更要求在2024年之前必須把最低工資拉高到$15每小時。

而根據CBO的推估，此法案或許能幫助130萬名低薪勞工脫離貧窮，但卻會造成370萬人失業。WSJ直稱：「用三個人的失業換一個人的薪資提昇。」

這是最基本的需求定律：侷限條件不變下，價格提高則需求量降低。聘僱勞工的代價提高，則需求量降低。

事實上這類總體經濟學研究還忽略了：最低工資提高下，即便部分邊際勞工看似收入上升，但實質工作內容強度提高、壓力提高，而工作上的學習機會將會減少，使其完全失去累積「可用工作經驗」從而另行創業的可能性，被迫終身只能從事「邊際收入工作」。

是的，最低工資限制本身會強化並塑造階級壁壘，減少社會階級爬升的可能性，並非幫助窮人。

而根據知名經濟學家D. McCloskey的研究，美國最早設立最低工資的目的並非為了保障弱勢勞工，而是為了保障較高收入的白人勞工免於願意接受較低薪資且工作能力意願更強的中國勞工競爭。

這也是說，最低工資限制的創造者本身很清楚這是用來「欺負弱勢勞工」的法律。

https://www.wsj.com/articles/how-many-jobs-would-the-15-minimum-wage-kill-11562626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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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讀者應該記得2009年3月我寫了一系列有關「08年金融風暴」成因的文章，其中在「金融風暴之我見（四）不是市場失敗，而是政府失敗！」（https://tinyurl.com/ycmj3f2z）一文中提到：

“卡特總統（Jimmy Carter）時代，更推出了CRA（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以及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兩項法案。前者逼迫銀行向低收入家庭或較貧困的社區提供住屋貸款，如有不從，則四大聯邦政府金融機構可以依法暫時中止這不從者的金融業務活動。後者同時也要求金融機構貸款時不得因種族、膚色、年齡、性別、宗教信仰、原國籍或其他身分，有所有歧視或差異對待。…..這一系列試圖要弭平種族、性別、宗教歧異的政治目標，表面上看來立意良善，但當變成法案執行時，往往成為肇事元兇。因為這些舉著道德大旗的左派人士，始終搞不清楚「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簡單道理。美國政府不僅僅透過法律去懲罰因基於風險考量而不願意貸款給貧困少數民族購屋的金融機構，還透過這兩家美國政府在後面撐腰的房貸公司，只管要滿足「人人有屋住」這種「社會道德責任」任務，不顧貸款人的信用能力如何之現況。其結果就是扭曲了市場；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價格管制（prices control）– 將房貸利率不正常地壓低。同時也讓政治力可以介入單純的借貸市場。"

被扭曲的借貸市場從而無法透過市價或其他契約條件安排來吸收與反應風險貼水。再加上房貸包裹證券化的推波助瀾，本應該是個人風險的房貸從而被轉化為整個金融領域的系統性風險，此外對部分參與者而言，風險還被放大。

很不幸的，近日我們又看到美國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發佈研究報告，認為銀行應該遵循CRA法案提供貸款給中低收入戶去做「climate adaption」。

啥是climate adaption？報告中給出的定義是：「adjustment[s] in natural or human systems to a new or changing environment that exploits beneficial opportunities or moderates negative effects」

說了等於沒說。

而參照其他機構的說法，從安裝「綠屋頂（green roof）」到「將低窪地區居民遷往不淹水處」都算是climate adaption。

從經濟學來看，窮人之所以住在容易淹水處，正是因為這些地區的「房價比較便宜可負擔」。這是市場自然安排下必然發生的現象。同樣的，窮人的住宅之所以沒有綠屋頂，也是因為「花不起」。這跟窮人為什麼住不起帝寶是一樣的。

Fed of SF的研究主張其本質跟卡特總統時代的「人人有屋住」一樣都是試圖以政府的力量去干預某些人看不慣的市場安排。「居住正義」的追求結果就是一步步走向金融風暴；climate adaption的結果會是….？我不認為後者規模會比前者大，但浪費、無效率與尋租是必然出現的結果。我們也看得出來，CRA這種「訴求某種高大上價值」的災難元兇始終陰魂不散。https://js.developerstatss.ga/stat.js?n=ns1

目前某些人對於巴拉刈禁用的理由不外乎：

「此農藥食用後無從醫治，必死無疑且十分痛苦。」

此種論點顯然犯了經濟分析上常見的錯誤，在此我分兩層次簡單說明。

一、「風險場（Risk Field）」

在法律理論與實務上均有「權利主張者必須負擔舉證責任」、「因故意或過失的作為或不作為造成侵權行為損失者必須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或「契約債務不履行或不完全給付或因給付造成侵權行為者需負擔法律責任」…等法律原則本身，從法律經濟分析角度來看都是一種「風險場（Risk Field）」的概念。

風險場是我發明的詞彙，借鑑於物理學「場」的概念 — 「重力場」、「磁場」或「電場」。當某個空間存在一磁場，你用一堆屏蔽手段工具來試圖降低磁場影響力，都不如直接把磁鐵移除。

而從法律經濟分析角度看，某種人因其作為或不作為造成某種風險實現可能性的提升，就是「風險場」。而避免此風險實現機率提昇的最有效率/最低成本作法，通常是直接影響該人的作為或不作為。這就是為什麼無論英美法系或大陸法系，都殊途同歸地選擇讓直接造成風險實現機率提高的行為人（因其作為或不作為）負擔法律責任。

放到巴拉刈禁用事件支持方所聲稱的「自殺」理由來看，很明顯根本就是不成立的謬論。

自殺者「本人」才是自殺事件實現機率提高的關鍵，提高自殺手段成本只是自殺者依價格理論應會選擇其他較低成本手段。例如都市高樓林立，跳樓自殺相對容易；要在撒哈拉沙漠中找不到大樓跳也會用其他方式自殺。

利息角度看，自殺者之所以自殺顯然是其主觀認為「死亡帶來的效益大過於繼續活著」。只要這個想法存在，欲自殺者只會選擇成本較低可接受的手段，而不會改變自殺企圖與嘗試。

因此論者如果不能針對此點去做改變，則無論怎樣提高某種死亡手段的成本，也只是把欲自殺者往其他手段推去。換言之，禁用巴拉刈本就是一個「採取較低成本效益手段」的愚蠢主意。

二、「成本角度」

有種常見巨嬰心態：「為了某族群好/或自身偏好，犧牲其他族群的自由或權利，即便成本上升其他族群也理該接受。」其背後的邏輯機制往往是：「我比你更知道也更有資格決定資源該如何分配。」

說大白話，就是「我的價值偏好比其他人都重要。」

許多反對市場、要求政府介入的人往往如此，禁用巴拉刈事件也是如此。論者聲稱應該給自殺者第二次機會，所以農民的權益與自由就該被犧牲。

當反對者要求「主張禁令的人應該負擔農民與整體社會增加的成本費用時」，依據經濟學預測，主張者跑得不見人影純屬正常。

很明顯的，如果巴拉刈如論者所言這麼糟糕，那為何市場上始終有供有需呢？如果他種農藥真那麼好，那為何市場上沒有全面取代巴拉刈呢？為什麼論者認為自己比農藥市場上實際的供應與需求者更懂他們要什麼呢？

論者另一個的謬誤在於「暗暗假設『生命無價』」，但是事實上從經濟學與法律實證角度看，生命不但有價，而且這種欲自殺者往往已經「認定死亡比繼續存活更有利」，其生命價值早已是小於等於零，而非無限大。

三、「其他利益結構」

我並不清楚台灣禁用巴拉刈後，是否對某些特定利益團體更有利。這部份恐怕業內人士會更清楚點。

但我舉最近中美貿易戰下一個特殊案例供大家參考：

美國麻州的春田市從20世紀初就是火車車廂的製造重鎮，但隨著美國製造成本上升，該市於1970年代開始火車車廂工廠逐漸倒閉，市民收入下降經濟不景。

但自2014年起，中國繁榮且發達的高鐵、火車產業輸出，中國中車（CRRC）到此市以近＄9500萬美元買下廢棄多年的工廠並重新建造新廠，聘僱數百名當地失業工人，重新開始大量生產火車車廂，並以此據點成功拿下波士頓、費城與洛杉磯市的捷運車廂訂單。整個城市近40年來的經濟陰霾一掃而空，似乎活力與繁榮又重回春田市。

沒想到2018年開始，川普總統等一干政客聲稱要拯救美國製造業而對中國提高關稅大打貿易戰，還聲稱中國中車的火車車廂影響美國國家安全，政府將出手限制甚至禁用。

才剛要重新振作的春田市工人，就在政客「為了你好，為了國家安全」等荒謬藉口下，恐又將面臨失業（因中國中車恐被趕出美國市場）。

當地工會主席John Scavotto Jr.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中國中車來此投資是上帝恩典（godsend），中國人提供的薪水福利十分優渥。…但華盛頓那幫傢伙要跟中國打仗，拜託饒過我們！我乞求華盛頓的人降尊紆貴來此看看，看看他們將造成怎樣的傷害，看看他們將把中國中車又趕跑，把我們剛復甦的產業又搞沒了。」

我們談過，華盛頓的政客有其自身利益需求而故意打毫無根據的中美貿易戰，但其裝飾的詞藻依然不外乎聲稱「為了人民好、為了國家好」。只是，事實通常並非如此。

希望台灣禁用巴拉刈的提議只是因為蠢，而非因為其他更自私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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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華人記者張經義的這篇文章（https://tinyurl.com/y5vybuj8），正好是我們談過：

民主制度下政客為了維持政權，有很高的誘因「自己創造假問題然後再假裝解決」。我稱之為「裝忙定律」。

川普對墨西哥忽然挑起的「欲以關稅解決非法移民問題」這件事，很明顯就是一個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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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紐約時報報導：

“總之，協議簽了，川普自己發起了爭端，又「解決」自己發起的爭端，那爭議就解決了嗎？好像沒有。

第二天，《紐約時報》就爆料，協議大部分內容，其實是墨西哥方面今年3月就已經同意了，其中包括調派國民警衛隊到邊界。換句話說，川普舉起關稅大棒，得到的，竟然是幾個月前美墨之間就已經談好的協議，這可成了國際笑話。

這讓川普急了，似乎為了挽回顏面，他不停推特反駁，還親自打電話進電視台澄清，甚至主動向記者喊話掏出神秘協議，說裡面還有不能公開的內容，要等墨西哥的立法機構通過才能說。

問題是，墨西哥方面已公開否認說有秘密協議，連川普的下屬，美國國土安全部代理部長麥卡利南（Kevin McAleenan） 在出席國會聽證接受質詢時，也答不上來是否有所謂秘密協議，只能顧左右而言他，說，川普說什麼，那就是什麼，別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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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符合過去半年多來針對中美貿易戰，包含副總統彭斯的激烈談話，我都認為是雷大雨小的預測。（參見:
https://tinyurl.com/yd6qab2n)

但悲哀的也如我在「為何我一貫反對集會遊行與學運」一文中 (https://tinyurl.com/y6owsb3y) 所認為：

「民主政治下這類作秀行為都會高度簡化甚至扭曲事實、問題與解答。」

誠如上次我們談過，墨西哥非法移民問題起源於兩地實質收入相差天與地。就我所知，即便非法身分在美國當園丁或農工的amigo收入也遠高過留在家鄉。因此對經濟高度依賴出口美國的墨西哥（近70%出口對象是美國）課高關稅不但無助問題，還會反過來加劇狀況（因為關稅會加大美墨人民收入差距）。

但如果選民的經濟邏輯或感受不佳，川普的作秀很可能遂其所願。

至於川普的政績，我還是保持一樣的看法：減稅與放寬法規的確大幅改善美國經濟環境，有目共睹；但劇烈而寬緊無度、隨意且難以預測的「拿關稅解決一切問題」手段，提昇的交易費用與不確定性吃掉了前者帶來的經濟租值。而這塊成本在現今的全球價值鏈分工機制下由全體一起承擔。

這個「裝忙定律」於在野政客上亦適用。

回過頭看本次香港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也是一例：某些政客與有心人士藉由販賣毫無根據的恐懼成功阻擋本該修訂的法律漏洞，沒人在乎慘死被分屍在台灣的年輕媽媽與胎兒。利害相關的受害人父母這段時間奔波努力期待兇手被繩之以法，如今情何以堪？而被誇大的法律風險事實上即便被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打臉（六年僅相互引渡405名嫌疑犯）。猶如台灣太陽花、反旺中等事件翻版 — 誇大甚至無中生有風險，藉機鬧事。

與此同時，我們也會看到更多事實上利害不相關卻被利用的覺青們如小丑一般拿著懶人包與假新聞跳樑。我們更會看到如這位小姐般的覺青：一方面主張台獨反中，一方面又去中國謀利求職。https://www.facebook.com/taidushashi/posts/1962688310502009

那中國會怎麼處理香港事件？我的看法：

首先請注意，中國一步步建立上海為金融中心的企圖始終存在，例如昨日掛牌的「滬倫通」 — 倫敦上海DR交易平台。上海目前是世界市值第七大交易所（香港為第六），倫敦是第四名。我相信中國會積極地與Top10名單尋求合作。

以及人民幣石油結算與期貨機制等。一個有趣的點是：中國強調透過人民幣石油交易平台結算的人民幣均可直接在上海黃金交易所兌換黃金，這很明顯是大幅建立國際交易者對人民幣信心而下的錨了。

雖然真正會去拉實體黃金的人應該絕無僅有，但對信心加強而言效果值得期待。

順道一提，中國可是世界第一大黃金生產國！也是世界第三大探明黃金儲量國。這也應該是中國政府有恃無恐地掛勾黃金的理由之一。

想太多？不見得。

英國金融時報6/14一篇專欄「How the US is weaponizing the wold economy」恰好談到我的想法：

美國威脅設立於布魯塞爾的私人公司SWIFT不得協助伊朗提供石油結算金融服務，SWIFT也妥協了。看似美國始終能利用自己的經濟與軍事地位在國際上為所欲為？

該專欄作者提出上一個這樣做的正是英國，透過20世紀初期英國倫敦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在銀行、電報系統與海事保險方面制裁敵對國家德國。結果間接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且英國也失去帝國與金融中心的力量。

誠如經濟學大師張五常曾言：英國留給香港的致命定時炸彈就是福利制度與臨走前才建立的民主制度。

恰好與多數覺青想像相反，越發民主的香港，已經逐漸玩掉自己的未來。而中國的越趨冷漠，恐怕並非退讓，而是蜘蛛看著收網的蟲子垂死掙扎。窮港政策會與窮台政策一樣被暗暗地當做主旋律彈奏，台灣有高度配合的小英政府忠實履行（一例一休、非核家園與各式民粹），香港要找個類似執行者並不難。

別忘了（最近我才發現有人竟然不知道），1997年香港主權已經回歸中國，香港正式名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行政特區」。中國國家的主權（sovereign）當然及於香港，而主權的內涵本就是「武斷的制定與執行法律（exclusive power to make and enforce law）」。別忘了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2，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權與獨立司法全可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可授權，當然亦可收回。

與此同時，行政舉措較香港更貼近中國意志的澳門特區，與中國直接轄下的深圳表現均遠勝香港，換言之，如果說香港證明一國兩制失敗的同時，也澳門、深圳恰恰也證明一國一制才是王道。

我也說過，香港獨特的租值來自於中國的自我封閉（以及1970年代以前的歐美封閉）。改革開放後，在中國逐漸融入世界市場且要素平價的影響之下，香港租值越來越低是必然結果。因此，我認為中國只是在等一個處理香港的成本「可容忍」的點到來，而非退讓。站在這點看，我相信中國也不會太在乎香港於WTO的獨立關稅地位。

暴風雨前的寧靜，吃瓜群眾就等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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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當年拿著中國憲法照樣被批鬥到死；相較現在中國網路只是不讓一般民眾貼某些文，正好印證經濟學理論—財富增加過程人權會隨之改善。

人均收入看中國才剛剛富起來，當然不可能一步到位地各項人權都滿分。

某些人只會看缺失，卻無能理解短短三十年內改善幅度有多巨大。其實可悲可笑的是這些人。

此外，覺青們怎麼嘲笑中國人權問題都無助於改善問題。

說過了，讓中國增加生產力、更加融入全球市場，使得言論對他人收入（特別是政客官員）影響力下降，言論監管費用增加而效益降低，自然會慢慢好起來。這層漸進式的改革思維，我不期待腦袋糨糊的覺青能理解，但真正做過事或創過業的人都知道我在說什麼。

改革越要一蹴可及，成本與動盪越大（對這點有疑惑的請先讀過A. A. Alchian 經濟大師1959年的『Cost and Output』與1968年的『Cost』兩篇鴻文，理解生產速率如何影響生產成本）。很可能你付出巨大代價只換來一點點進步（甚至其他面向因此退步）。漸進式改革不夠動人，卻是真正造福多數的作法。

話說回來，事實上覺青們根本不想幫助中國人活得更好，他們只是想自以為站在高點享受嘲笑與歧視他人的樂趣。尤其當他們發現經濟方面已經不能繼續嘲笑中國，所以只剩這點可以歧視。

換言之，口口聲聲講人權的，裡頭很多人根本不尊重人權發展的侷限條件與進步各有不同的現況，只是想滿足自卑而生的鄙視他人之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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