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經濟分析

為什麼以美國石油開採業為例？記得川普無論在選前選後都強調他會讓美國石油開採迎來大爆發，張口閉口就是「挖！寶貝！挖！（Drill Baby Drill!）」顯然此行業是他特別重視，且從選舉政治獻金角度看，石油業也是川普大金主之一。

1. 川普4月初的對全世界關稅宣戰舉措，立馬讓主要機構均對全球貿易總量與經濟總量下修，美國股市、債市甚至連美元指數一起下挫這種「反常」現象，在在說明此經濟衰退預測成立可能性高度被市場認可。

因此發生的油價下跌，事實上不是「通膨緩解」，而是反應「預期經濟衰退」。

誠如我在《從Smoot-Hawley Tariff的前因後果看川普二進宮貿易戰》一文中已經指出的經濟邏輯：高關稅本質是提高交易費用，當超過一個均衡點必然導致整體交易量下降。這正是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的事實背景 — 全球貿易總量幾年內只剩1/3。

1920年代美國政客聲稱要用關稅保護的小麥，結果價格崩跌，1929從1.04美元/每蒲式耳下降到1932年的0.38美元（下跌63.46%）

頁岩油企業的現金流損益平衡點在62.5至65美元之間，當油價跌破這個水平，新鑽探與未來成長將被迫暫停。而因關稅戰會不會引發全球貿易總量下降，從而讓油價下探每桶50美元？已經有一些石油專業公司提出如此預測。較權威的模型預測油價處於60美元以下，美國總頁岩油產量的年增速可能減緩30%以上。

2. 對中關稅戰提高頁岩油開採成本

目前頁岩油開採主要設備：

1. 鑽井用鋼材和鋼管（OCTG：Oil Country Tubular Goods）：
   這類鋼管，包括鑽井管、套管、油管等，是頁岩油開採不可或缺的，美國有超過30%以上的OCTG來自中國。
2. 壓裂設備零件（如高壓泵、閥門、儀表、控制系統）：至少20%到40%來自中國製造，即使最終組裝是在美國完成。
3. 鑽探儀器、感測器、電子控制系統：
   頁岩油設備內部的電子零組件中，超過30%來自中國。

早在川普第一任期，2018年美中貿易戰加徵關稅後，OCTG鋼管成本在當時就上漲約25%至30%。（要注意當時只是增加25%關稅，但2025年川普可是對中國課以145%關稅，即便轉口貿易，川普還是對全球大部分貿易國家課以不同稅率關稅）

鑽一口水平頁岩油井的全部成本大約為600萬～800萬美元（依地區不同而成本不同，如二疊紀盆地最便宜）。如果設備成本整體上漲15%，單口井的資本開支將增加約90萬～120萬美元。

根據Rystad Energy模型，當每口井成本增加10%以上時，美國中小型油企的新井投資意願會下降約15%～20%。

川普關稅戰下，兩個因素會同時發生：頁岩油收入大幅下降但成本大幅上升。

如此不管川普口號「Drill Baby Drill」喊得再響，Baby既不願也不敢。

這也帶出另一個重點：在全球化各國間貿易合作如此深度，中國已經成為世界170幾個國家最大貿易對象，而且還具備全品項工業生產能力，難以想像現在有哪一種製造業可以完全脫離中國成立。要知道，製造業不是找一群工人來就能開始生產，而是需要大量的機器設備，如果因關稅機器設備成本高過他國，則政治力違反「比較優勢定律」強硬催生的製造業，能有多少競爭力？能存活嗎？

尤其美國政府舉債總額史無前例之高，甚至高到開始讓人懷疑後續繼續舉債的能力。一旦美國失去擴大舉債能力，則能提供多少補貼去養活前述沒有競爭力的製造業？

接著，雖然不是本文重點，但值得多談一句。美國舉債能力來自於：1 外國買家（包含外國央行）、2.國內買家和3. 最終買家（Fed）

從近日川普透過關稅威脅聲稱找來70幾個國家商談，卻未見任何成效，也未見關鍵國家如日本鬆口購買更多美國國債（亦或是謠傳海湖莊園協議之置換100年期無息美債），且近日美國國債殖利率飆升同時對G10貨幣貶值1~2%之現象（透露大量美國國債賣出後轉換為他國貨幣離境）來看，川普的不確定性動搖了外國買家對美國國債的避險信心。

如果外國和國內美債買家縮手，今年到期的數萬億美元國債多由Fed印鈔接盤，其結果必然引發更嚴重通貨膨脹。也會讓製造業回流更無希望。因為邊際利潤較低的多數製造業，預期收益率低於通膨率+風險貼水時，企業主會選擇一開始就不入局、不投資。

結論：
我們談的還不是必須從無到有重新建立的許多工業/製造業項目，而是美國近10年強勁的頁岩油開採，正是此工業項目讓美國從石油天然氣淨進口國轉為淨出口國，甚至一舉超越中東許多國家成為世界前幾名石油天然氣出口大國。

如果這樣的強勢工業都會因高關稅而受創，則其他邊際利潤率更低的製造業要回歸美國，只能說是癡人作夢。

當然，不同的製造業有不同的侷限條件，並不能完全適用同樣的分析。但本文指出的「關稅戰造成整體交易量下跌伴生產交易成本雙漲」是無法迴避的大環境條件。

又，先前我一篇文章已經說明，川普的「高關稅可以讓製造業回流」主張根本只是想要空手套白狼的政治藉口，我相信他自己也清楚此想法無論在經濟學理論或現實面均不可行。（萬一他真以為可行，那他的水平還真是低到谷底再挖三尺，真成了功在中國復興的川建國同志）

最後我進一步多談一點：

即便頁岩油、頁岩氣是美國近十年最具備競爭優勢的工業，但事實上其開採成本依然遠遠高過傳統產油氣的國家。

以美國和俄羅斯天然氣比較表如下：

我們可以發現，美國是透過發動一場俄烏戰爭、發動歐洲制裁俄羅斯、炸掉北溪管線….才成功提高自身天然氣在歐洲的市佔率。

另一方面，中東的天然氣單位出口成本約在$1.2~2.2美元，也遠低於美國的$6~8美元。這也不難解釋為何美國近十年不斷嘗試在中東地區製造更多戰爭。

回過頭我們要問：假如美國製造業真的被人為催生出來，難道美國也要為了成本更高的工業產品對全世界主要工業國家發動戰爭？

川普一說部分關稅90日要暫緩實施，市場馬上失心瘋的回彈（當然不排除軋空因素擴大漲幅）。

這幾天一些想法分享如下：

Q1 警報解除了嗎？

當然沒有，首先，川普有沒有耐心等90天是另一回事。他這麼快認聳，為何我這樣說？因為事實上從他「宣佈要課徵對等關稅到又宣佈暫緩90天」這短短不到一週內，並沒有任何國家真的和美國達成了任何協議，反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 中國 — 快速加碼報復關稅與非關稅貿易壁壘。又，川普明確表示，暫停大部分互惠關稅的決定是基於對經濟的擔憂。他用"yippy"（緊張）一詞形容市場反應，說"他們變得有點緊張，有點害怕"。這顯示金融市場的大幅波動影響了他政策制定。

我寫過幾篇文章說明：政客裝忙定律。

所有的政客都有塑造真假問題來裝忙，從而證明自己有存在價值的巨大誘因。這點在川普身上不能說比別得政客更明顯，但卻比別的政客更沒耐心，是不爭的事實。他在第一任期就很常連利害關係都沒搞清楚前就貿然出手（例如2020年普政府驟然要以國家安全為理由禁止GE的噴射機引擎出口中國，意圖阻止中國自製的 C919噴射客機量產販售，結果發現GE是自己的選舉大金主，GE公開表達不滿，川普又急匆匆在推特上否認。）

還好大喜功地、陽具崇拜性地崇尚「越大越好（the bigger, the better）」，這注定他的決策損失很容易不受控。

「不確定性（uncertainty）」是川普執政最大特色，而市場厭惡不確定性帶來的巨大訊息費用。如果不確定性始終存在，則資產定價就必然要引入一定程度的折價來規避風險。這對資產持有者來說是實打實的減損。

過幾天川普又忽然要怎樣，造成股市再次崩盤，也不會令我意外。

只是邊際效益遞減定律約束下，川普很多作為造成的震盪和效果都會越來越弱。尤其他一生其實在多次膽小鬼遊戲中孬掉。

（由他早年開發紐約地產向香港富商鄭家純和羅康瑞求助的過程可知一二，這個故事非本文重點，容我一筆帶過）

這就帶來我對川普任期的第一個預測：

期中選舉共和黨敗局可能性很大，而不管共和黨敗不敗，美國國會都會嘗試立法去約束川普的不確定性，從而順帶把總統職位的行政權限縮。因此這兩年川普跳得越歡越高，則之後被縮權的機率也越大。更甚者，擴大州權限縮聯邦行政權限都有可能。

因為美國58%家庭持有股票，尤其絕大多數的人退休金帳戶401(k)主要成分就是股票。此外，美國最富有的1% 家庭其資產配置，61%為股票。市場厭惡不確定性，必然會嘗試約束不確定性，因為這直接牽涉到多數美國公民的私有財富。

尤其，美國主流媒體已經有聲音懷疑川普及其家族是否背地裡進行內線交易，尤其此次川普在早上還在Truth Social上發帖鼓勵"現在是買入的好時機！！！"而下午就宣布重大政策調整，這種時機安排，引人遐想。

如果有時間，我會另外寫文章談談：

Q 2 川普到底要做什麼？

貿易赤字？財政赤字？製造業回流？

之所以不急著寫，一來因為自己忙，二來是因為我始終不認為這三個表面理由是川普真正的目的。一個在60天前還在計較墨西哥灣要改名為美國灣的政客，我認為他的任何表面理由和主張，其實並不太值得認真地詳細用學理去分析。

這不是說不用重視川普，而是說不要過度重視他嘴巴上聲稱的東西，而是要回到政客裝忙定律，去看他的實際行為。一旦他發現某種政治舉措裝起來的成本大過效益，他很快就會改弦易轍。看看馬斯克的「百日未滿維新」、看看他用軍事運輸機遣返非法移民不到45天就發現費用太高、效率比以前還差，已經偷偷停止了。

有機會再談經濟學怎麼看這三個問題吧。

川普全面性關稅

1 關稅的確主要是由美國人民承擔，承擔比例其實是看彈性係數，也可以更直白地說，是看買方或賣方誰面對的競爭大？

因此，不同產品服務在全面性關稅下，稅的負擔比例其實並不一樣，但可以確定的是美國人民面對的整體生存成本會上升。

2 全面性關稅最大的問題在於全面提高成本，必然導致總體交易量衰退，也就會影響供給和需求端的資源配置預期。

尤其那些低租值，原本就靠邊際利潤過活的企業，會主動選擇停止供給（離開市場）或是被市場淘汰。

而減少的供給會進一步加劇產品價格上升，就讓整體交易量更進一步萎縮，反過來讓前述的資源配置預期更悲觀，從而陷入一個惡性循環，1930年代的全球貿易量因關稅戰迅速萎縮，就是因為陷入了這個惡性循環。全球貿易量在3年內下降33%。

我們做個簡單的思想實驗，試想一下你的收入在短時間內下降33%以上，而且看不到有恢復的希望，你的消費行為、投資行為會有怎樣的變化？

當我們擴大規模，如果你是經營一家百人小工廠，忽然收入減少3成，你還能維持百人規模？每個月準時支付百人的薪資？假如你選擇裁員，那對被裁員者而言，他的收入減少就可能是100%而非33%而已，那他又會怎樣配置資源？當這樣的案例擴大到幾十萬、幾百萬人時，這個社會又會如何？身為工廠主，你連薪資都付不出來，原訂採購的機器、土地或技術授權…等，還能依約執行嗎？如果選擇違約，那上游廠商是否也碰上了營收縮水的困境？如此循環與蔓延，就是經濟蕭條（recession or depression）的開端。

當年怎麼走出此循環？其實並非靠小羅斯福總統的新政（The New Deal），而是靠二次世界大戰。而且仔細想想，因戰爭獲利的也只有直到中後期才入局的美國，美國享受參戰國家的財富和人才移轉，但參戰國人民事實上是財富大幅縮水，生活窘迫甚至無立錐之地。走出經濟大蕭條的其實只有美國，早早陷入戰爭泥淖的，整體國家和人民財富都是縮水甚至消失。

昨日美股三大指數崩盤式下挫：Dow Jones (-3.98%)、Nasdaq (-5.97%)、S&P500 (-4.84%)，其實反應的就是經濟學定律：資產價格 = 預期未來收入流的折現值總和。

經濟學界和經濟史界不少人認為，1930年代美國帶頭引發的關稅戰貿易戰導致納粹崛起、日本帝國主義興起和二次世界大戰，此次川普引發的關稅戰會不會點燃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根據近100年前的經驗，實在不太樂觀。

誠如馬克吐溫說過：歷史雖然不重複，但它會押韻（History does not repeat itself, but it rhymes.）。

（比較厲害的讀者會指出此名言並非出於馬克吐溫，這是個以訛傳訛的說法。不過名言出處並非本文重點，我就姑妄隨波逐流）

紐約時報這篇專欄值得一讀。

作者丹妮拉·J·拉馬斯醫生（Dr. Daniela J. Lamas）是《紐約時報》的特約評論作家，同時也是波士頓布萊根婦女醫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的肺部和重症護理醫師。

本文點出FDA這種藥物管理的根本性亙久問題： FDA必須在兩種統計學上的錯誤之間取得平衡：批准無效藥物（第一類錯誤）和拒絕有效藥物（第二類錯誤）。

文中分別舉例如1980年代AIDS引發的特定組織大規模抗議活動，認為該機構過於緩慢且阻礙性的藥物審批流程。這些活動人士的核心論點是：當患者已面臨必死的命運時，等待完美證據的傳統藥物審批流程變得不合理且不人道。

因此FDA創建一種加速流程，允許嚴重且無法治癒疾病患者，讓試驗藥物在完整臨床試驗結束前獲得有條件批准使用。

但這個舉措也帶來一種系統性風險，即根據事後諸葛的研究發現，超過65%這種加速流程批准的試驗用藥，事後發現藥物很可能無效且對使用者身體有危害。但已經走過流程的藥物在證明無效後仍在市場上停留數年之久。這意味著數以萬計的癌症患者可能接受了無效甚至有害的治療，同時醫療系統為這些治療支付了高額費用。

以上是該專欄作者的主要觀點。

其他還有現代FDA還必須面對墮胎藥物批准背後面對的美國支持墮胎與反對墮胎者的政治壓力。這是另一個美國等少數天主教為主國家的特有問題。

可是回到傳統法學和經濟學分析角度，我們會發現FDA管制藥物本身才是問題本質。

正因為FDA管制了藥物可否在市場上販售，形成的一種特許壟斷性，以「保護民眾健康為由」侵害了民眾選擇藥物的自由權利，才出現該專欄文章討論的困境。

事實上藥物的有效無效以及風險，並不是那麼非黑即白可以一刀切的問題。

如果我們把標準拉到必須100%確認某種藥物有某種效果才能在市場上販售，則結果恐怕是更多病患根本沒機會接觸到或許能治療疾病、拯救他們性命的藥物或方法。

然而對於未接受過法學和經濟學訓練的民眾，很容易被虛假的道德正義幻覺欺騙從而認為我們必須要有個政府機構來管理藥品，才能保護民眾。但這些人很容易忽略上述第二類錯誤的代價恐怕在某些f情境之下，危害更大。

當然更進一步我們還能談：在西醫建構的此套標準和論述橫行下，現今法院系統也採取同樣的醫療解釋框架，將使得在多數醫療糾紛的判決判例中，非西醫體系（如中醫）非常容易被認為不符合西醫SOP所以構成侵權行為責任甚至刑事責任，從而在法律層面排擠出非西醫體系的醫療系統生存。最簡單的例子：面對心臟驟停的中西醫急救方式不一樣，如果堅持採用中醫急救，即便人救活了，如果有後遺症醫者也大概率將負擔民刑事責任；但只要符合西醫SOP，即便死了大概率也免責。這樣的誘因下，必然讓醫者即便在當下狀況心中知道該患者可能用中醫急救更有效，也不會實施。久而久之，中醫急救也就消失。

所以身為一位接受專業中醫訓練的曾經法律從業人員，我認為如果中西醫面對的法律風險評價框架不一樣，在此制度下，中醫必然會逐漸被消磨直至越來越無施展空間，而一代比一代醫術更弱從而只剩邊緣市場可存活。

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的GDPNow模型預測顯示，2025年第一季度的經濟增長率可能為-2.8%，遠低於之前的預期。

資深金融分析師Yves Smith指出：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後，美國經濟增長數據曾出現顯著修正。最初發布的GDP增長率為2.2%，但這一數據與實際經濟狀況嚴重不符。他通過與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交流，發現並無證據支持這一增長率。最終，該季度的GDP增長率被修正為0.4%，顯示最初的數據存在嚴重誤導。

遠的不談，光是拜登政府最後一年，失業/就業數據多次被校正回歸。美國政府因應政治需求造假總經數字並非一朝一夕，而是傳統陋習。

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源於1920年代末期美國農業危機。法案最初旨在通過提高農產品進口關稅來保護美國農民，但在國會審議過程中擴大到工業產品，對超過20,000種進口商品徵收20%至60%的關稅。

這項法案的通過立即引發國際報復。例如英國跟進《異常進口法案》和《進口關稅法案》(1931-1932)，對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

其他國家連鎖反應，如加拿大、歐洲等國紛紛對美國商品加徵關稅，導致全球貿易急劇萎縮。1929年至1932年間，美國對歐出口從23.4億美元降至7.84億美元。1929-1932年全球貿易總量下降約33%。

經濟學家Jakob B. Madsen研究指出貿易萎縮41%源於貿易壁壘。

這位經濟學家的研究還發現了兩個重點：

a. 關稅彈性約為價格彈性的兩倍 — 意思是貿易產品價格上漲10%，進口量下跌10%。但如果是關稅上漲10%則進口量會下降20%。

b. 競爭力變化需要兩年時間才能完全影響貿易流量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美股的表現：

我們回顧1928年、1929年美國政客推崇高關稅和高貿易壁壘的說詞：

1 保護美國農民與工業
共和黨參議員 里德·斯穆特（Reed Smoot） 和眾議員 小威利斯·霍利（Willis C. Hawley） 極力主張提高關稅，聲稱這將幫助農民和工人擺脫經濟困境，免於來自加拿大、阿根廷和歐洲的惡意競爭。

2 創造更多美國就業機會

透過提高關稅，美國製造商將有更少的外國競爭壓力，從而增加本土生產與就業機會。

當年政客口號：「買美國貨、僱用美國人（Buy American, Hire American）」。參議員 喬治·諾里斯（George Norris） 在國會發言中表示：「如果我們不對進口產品加以限制，美國工廠將被迫關閉，工人將失去生計。」

3 降低貿易逆差，讓美國變得更強大

主張提高關稅可減少美國對進口商品的依賴，降低貿易逆差，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此論點主要支持者是共和黨議員 查爾斯·柯蒂斯（Charles Curtis）。

4 關稅不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支持者聲稱，提高關稅不會顯著影響國際貿易，因為「外國仍然需要美國市場」，美國經濟強大，全球供應商不可能放棄這個市場。

此論點的主要支持者，就是一開始反對提高關稅，但後來又簽署法案同意的時任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

結果發生了什麼？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我們用五個案例分析：

1. 美國汽車業

汽車業最能體現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矛盾影響。1930年前，美國汽車業正處於快速發展期，大量零部件依賴進口。法案提高零部件關稅本意是促進國內供應鏈發展，保護就業。然而，其他國家的報復性關稅嚴重打擊了美國汽車出口。

當時福特、通用等美國車企正積極開拓海外市場，歐洲各國提高汽車進口關稅導致銷量驟降。同時，零部件成本上升推高整車生產成本，降低了競爭力。據統計，1929至1932年間，美國汽車出口下降超過60%，多家零部件供應商破產，反而加劇了失業。

這個案例顯示了全球供應鏈高度互聯的特點，以及保護主義政策可能產生的反效果。雖然汽車業是法案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但最終成為受害者。

2. 小麥農民困境

該關稅法案最初是為解決農業危機而提出，但小麥農民的遭遇恰恰反映其失敗。1920年代，美國小麥產量過剩，價格持續走低。法案將小麥進口關稅提高17%，試圖提振國內價格。

然而，歐洲各國和加拿大隨即對美國農產品徵收報復性關稅。1929至1932年間，美國小麥出口量下降超過50%，農產品價格進一步崩潰。由於前期大量借貸購置農業機械和土地，眾多農民無力償債，被迫拋售資產，加劇了農業危機。

1929-1932年間美國小麥價格急劇下跌：

• 1929年：1.04美元/每蒲式耳
• 1930年：0.67美元（下跌35.6%）
• 1931年：0.39美元（下跌41.8%）
• 1932年：0.38美元（下跌2.6%）

三年間總跌幅達63.5%，其中1929-1931年跌幅最大，反映了大蕭條初期農產品價格的崩潰。

這一案例表明，在商品高度依賴出口的情況下，單純提高進口關稅無法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相反，貿易戰導致出口市場萎縮，讓農民的處境更加艱難。

3. 加拿大報復措施

作為美國最大貿易夥伴，加拿大的反應最為激烈也最具代表性。在法案通過後，加拿大立即對16種美國商品徵收高額關稅，包括農產品、機械設備等，這些商品占美國對加出口額的30%。

為降低對美國市場依賴，加拿大加強與英聯邦國家的貿易聯繫，通過渥太華協議建立英聯邦優惠貿易體系。1932年，加拿大對美國出口較1929年下降65%，自美進口下降75%。這嚴重影響了美加邊境地區的經濟，多個工業城市失業率激增。

加拿大的報復不僅造成雙邊貿易萎縮，還推動了區域貿易集團的形成，加深了世界經濟的分裂。這個案例展示了貿易戰如何損害互惠互利的經貿關係。

而當年經濟實力尚且能與美國一搏的英國發起的英聯邦關稅優惠聯合，也說明美國以外的世界只要整體經貿體量夠大，是可以拋開美國自成體系。

經濟學研究也指出，當時英聯邦體系內的國家，受到美國大蕭條影響是相對弱很多。

4. 鋼鐵產業保護

美國鋼鐵業是法案最積極的遊說者之一。1920年代，歐洲鋼鐵業恢復生產，低價產品衝擊美國市場。法案將鋼材關稅提高到40%以上，初期確實減少了進口競爭。

然而，高關稅帶來連鎖反應：汽車、造船、建築等下游產業成本上升，需求下降；歐洲國家對美國鋼材徵收報復性關稅，嚴重影響出口；原材料如鐵礦石的進口成本上升。1932年，美國鋼鐵產量較1929年下降60%，就業人數減少45%。

這個案例說明，在產業鏈緊密相連的情況下，保護某一環節可能損害整體利益。鋼鐵業最終也未能從貿易保護中受益，反而陷入更嚴重的衰退。

5. 玻璃製品關稅
   玻璃製品關稅調整體現了法案的全面保護特點。瓶子等玻璃製品關稅從35%提高到50%，造成多重影響：首先，進口玻璃製品價格大幅上漲，增加了食品、飲料等下游產業的包裝成本；其次，國內玻璃廠趁機提價，進一步推高市場價格；第三，歐洲國家的報復性關稅使美國玻璃製造商失去出口市場。

1929至1932年間，玻璃行業產值下降40%。雖然部分大型企業通過提價維持了利潤，但總體需求萎縮導致小型廠商大量倒閉。這個案例顯示，高關稅雖然可能保護部分企業利益，但最終損害消費者福利，擾亂市場秩序。

總結：

a. 對大蕭條前的全球貿易戰研究我們可以知道，關稅提升對貿易量打擊效果遠高過單純貿易商品價格升高。其彈性係數達2倍。

而對貿易量打擊效果大約要法規實施後2年浮現。

b. 所以政客原本聲稱要保護的對象，往往成為慘痛的受害者。

c. 貿易報復是政治上不得不然的舉措，即便經濟學再怎麼指出貿易戰有害無益，民主制度下就是會讓美國這種國家不去檢討自身經濟競爭力衰退的現實（如疊床架屋的管制法規、過高的社會福利墊高的人力成本），而是採取開第一槍貿易壁壘競爭的政治手段。就算現代政客記得1920、30年代大蕭條的教訓，但民主制度的天然弊病就是會逼得他們採取愚蠢且錯誤的策略。

就像那本探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名著「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點出，當年的侷限條件和政治需求，逼得歐洲政客走向他們自己根本不想打的一次世界大戰。且直到付出3500萬人死傷的代價方才暫時停止（如果我們把二戰看成沒打完的一戰）。

我們也看到，上任美國總統拜登雖然以批評川普貿易戰為選舉主軸，但4年任期卻是加劇各種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在在說明如今的貿易戰就像一戰，是一場換哪個人來主政都阻止不了的自殺、玉石俱焚式夢遊。

參考文獻：
Trade Barriers and the Collapse of World Trade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Apr 1, 2001) by Jakob B. Madse
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 OF 1930 (November 7, 2024 ) by conimby
Tariff Act: The Tariff Act of 1930: Unpacking the Smoot Hawley Tariff (12 Jun 2024) by FasterCapital

a. 用更便宜的鏟子也能挖金礦（也可以看成某工人用同樣的鏟子效率高過其他工人，經濟學上屬於一種專屬租值），對於降不了挖礦成本的其他礦工是否會構成競爭壓力？當然會。這是說，從經濟學競爭角度看，DeepSeek立即對OpenAI和Anthropic造成競爭和收入壓力是必然。如WSJ報導，使用DeepSeek的成本比Anthropic Claude降低至少75%！

b 更便宜的鏟子也能挖一樣多的礦，是否會影響賣鏟子的收入？會也不會，這牽涉到更多侷限條件影響。

假設一：如果賣鏟子的人完全享有完全交易自由，可以自己選擇要將鏟子賣給誰，則這個能更有效率使用鏟子的DeepSeek顯然會買入更多較貴但較強力的鏟子。

對賣鏟子的人而言，收入或者收入成長性可能不變。尤其當AI服務需求曲線是向右上遷移時。

假設二：如果賣鏟子的人沒有交易自由，被限制不能將鏟子賣給使用效率更高的DeepSeek，但世界消費者都能自由地跟DeepSeek購買AI服務（尤其是包含可以免費使用其MIT條款的開放原始碼在商業用途上），則競爭之下，鏟子使用效率較低的現有AI服務商如OpenAI或Anthropic在競爭之下收入會降低，舉債或籌資能力也會降低，的確有可能間接影響賣鏟子的nVidia未來收入。

假設三：要達成nVidia收入不被影響，經濟學上必須要能成功限制DeepSeek的服務範圍和能力，使其無法正常在市場上競爭。

方法可能但不限於：長期大規模攻擊DeepSeek服務器、美國政府下場將DeepSeek列入白宮嚴選。

但基於DeepSeek採取開放原始碼且用MIT條款授權（其中一個要點就是可以自由轉為商業用途甚至可以轉為閉源），使得假設三要達成並不容易。

簡單結論：

如果美國政府放開既有的對中國技術限制和晶片戰，則nVidia收入將不減反增；反之，如美國政府繼續甚至更嚴格限制晶片銷售，則nVidia反而會因此未來收入成長性下降，更長期甚至可能衰退。

洗衣機關稅實驗

經濟學家 Betsey Stevenson 和 Justin Wolfers 研究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惠而浦(Whirlpool)投訴無法與享有政府補貼的國外競爭對手競爭，2018年川普政府將洗衣機平均關稅提高約9個百分點。

關稅實施的直接影響：

• 價格轉嫁：關稅增加幾乎完全轉嫁給美國消費者
• 漲價速度：實施後幾個月內，洗衣機價格上漲幅度與關稅增加幅度基本相當
• 連帶效應：儘管烘乾機並未受關稅影響，美國洗衣機製造商依然趁機提高了烘乾機的價格

經濟效益分析：

• 消費者成本：每年增加約15億美元
• 政府收入：僅收取8200萬美元關稅
• 就業創造：創造約1800個工作崗位
• 單位成本：平均每個工作崗位成本約80萬美元

結果：2023年2月關稅到期，價格迅速回落至正常水平，但這５年期間美國洗衣機產業並未因關稅保護而增強，無論是美國國內市場或國際市場，美國產洗衣機依然不斷衰退。

早在川普發起貿易戰時，本blog就已經以經濟分析角度預測美國貿易戰必然失敗，且絕大多數增加的成本（包含關稅）都將由美國人民承擔。隨後數年來的發展明顯證明掌握基本價格理論的科學預測力勝出。

這也表示，無論未來美國由誰執政，在不改變內部政府過度干預市場活動的法律和行政命令的條件下，美國執政者將只能繼續增加關稅來應付國內政治壓力，但結果卻只是更快耗盡美國國際經濟競爭力。

另外一個更值得參考的案例，是美國長達近百年的造船業關稅和非關稅保護措施，幾十年下來結果反而美國失去２次世界大戰前的造船能力，如今連美國自己重要軍艦保養都必須嘗試外包給韓國、日本和印度。

而幾十年美國片面封鎖抵制中國造船業的結果，卻是2023年中國造船能力是美國的200倍以上！

2020年後全世界普遍性通膨則和此文撰寫時間的侷限條件有很大不同，關鍵在於美國濫發美元的程度前所未見。

2019年9月時美國M0貨幣量3.2兆元，2021年10月來到最高點：6.41兆元！即便到2024年2月都還有5.9兆元。

考量貨幣發行量與實際通貨膨脹之間有延遲性，因此即便美國政府怎麼美化甚至造假數據，例如刻意排除食物與能源價格的CPI本身就是在粉飾太平，真實通膨現象實在地侵蝕人民財產，本質就是一種「稅」。

事實是根據WSJ調查，過去五年食品通脹導致消費者在雜貨店的購買力顯著下降。2019年價值100美元的一籃子常見商品，現在要多花36.5%才能買到。

一些商品的價格上漲幅度超過40%，如雞蛋和運動飲料。為了維持與2019年相同的開支,消費者需要從購物車中去掉近37美元的商品。

這些都是經濟學老生常談。

檯面上看得到的，有集團資源的往學習機方向走，背後其實也與大陸逐漸完善的著作權保護制度息息相關。

檯面下看不到的，以我身在北京，小孩在地唸小學的觀察，化整為零是最常見的補教老師出路，結果是無法規模經濟，家長支出的課後輔導費用大幅升高，如同經濟學預測一樣。

原本我認為新的教育政策會讓家庭財力作為決定小孩升學考試競爭力的因素比重被大大拉高，但反過來，前述檯面上的學習機卻以更規模經濟方式，把整體課後輔導費用打下去。

換言之，大陸課後輔導市場因政府干預往兩極化發展，普羅大眾走學習機、線上教育這塊，費用反而降低；富裕家庭則用更高費用享受更客製化、私人化教育服務。而後者，似乎與政策本身本來也沒有太大關係，總是有錢就有供給。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十多年前我曾在南方報系的專欄用經濟學闡釋，學習壓力與競爭程度來自於終端人力市場的競爭壓力鏈傳遞。因此那些看著歐美輕鬆教育就跟著瞎嚷嚷要學的所謂「人本教育專家」，其實根本是蠢到看不清現實世界。（當然也可能是故意裝傻好騙錢）

更細緻地談，還可以分別西方菁英教育與公立教育之間強度與品質的差異；還有西方靠許多人為壟斷利益的建立，使得人力成本享受單位溢價（例如專利、著作權制度）。這塊談起來盤根錯節，非常麻煩。但大方向上，東亞國家近50年的追趕，必然造成追趕國家勞動力面對的工作強度、壓力遠大過享受較多壟斷利益的所謂「西方先進國家」。因此相當長時間都會看到東亞國家勞工工作強度、壓力、時間都更長但「名義邊際生產力」卻看似較低的詭異現象。但實際生產線上的參與者都看不出來西歐美國勞工邊際生產力哪裡比較高。

因此，在實際人均收入拉平前，經濟追趕國家的人均工作強度/壓力，與往下傳遞各年齡層的學習強度/壓力，都會維持在一個相對較高的狀況。而這個高度，會與前述實際人均收入差值成反比。

故我們看到，先富起來的日本，是追趕國家中相對早躺平與出現宅文化社會現象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