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的GDPNow模型預測顯示，2025年第一季度的經濟增長率可能為-2.8%，遠低於之前的預期。
資深金融分析師Yves Smith指出：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後，美國經濟增長數據曾出現顯著修正。最初發布的GDP增長率為2.2%，但這一數據與實際經濟狀況嚴重不符。他通過與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交流，發現並無證據支持這一增長率。最終，該季度的GDP增長率被修正為0.4%，顯示最初的數據存在嚴重誤導。
遠的不談，光是拜登政府最後一年，失業/就業數據多次被校正回歸。美國政府因應政治需求造假總經數字並非一朝一夕，而是傳統陋習。
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源於1920年代末期美國農業危機。法案最初旨在通過提高農產品進口關稅來保護美國農民，但在國會審議過程中擴大到工業產品，對超過20,000種進口商品徵收20%至60%的關稅。
這項法案的通過立即引發國際報復。例如英國跟進《異常進口法案》和《進口關稅法案》(1931-1932)，對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
其他國家連鎖反應，如加拿大、歐洲等國紛紛對美國商品加徵關稅，導致全球貿易急劇萎縮。1929年至1932年間，美國對歐出口從23.4億美元降至7.84億美元。1929-1932年全球貿易總量下降約33%。
經濟學家Jakob B. Madsen研究指出貿易萎縮41%源於貿易壁壘。
這位經濟學家的研究還發現了兩個重點：
a. 關稅彈性約為價格彈性的兩倍 — 意思是貿易產品價格上漲10%，進口量下跌10%。但如果是關稅上漲10%則進口量會下降20%。
b. 競爭力變化需要兩年時間才能完全影響貿易流量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美股的表現：
我們回顧1928年、1929年美國政客推崇高關稅和高貿易壁壘的說詞：
1 保護美國農民與工業
共和黨參議員 里德·斯穆特（Reed Smoot） 和眾議員 小威利斯·霍利（Willis C. Hawley） 極力主張提高關稅，聲稱這將幫助農民和工人擺脫經濟困境，免於來自加拿大、阿根廷和歐洲的惡意競爭。
2 創造更多美國就業機會
透過提高關稅，美國製造商將有更少的外國競爭壓力，從而增加本土生產與就業機會。
當年政客口號：「買美國貨、僱用美國人（Buy American, Hire American）」。參議員 喬治·諾里斯（George Norris） 在國會發言中表示：「如果我們不對進口產品加以限制，美國工廠將被迫關閉，工人將失去生計。」
3 降低貿易逆差，讓美國變得更強大
主張提高關稅可減少美國對進口商品的依賴，降低貿易逆差，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此論點主要支持者是共和黨議員 查爾斯·柯蒂斯（Charles Curtis）。
4 關稅不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支持者聲稱，提高關稅不會顯著影響國際貿易，因為「外國仍然需要美國市場」，美國經濟強大，全球供應商不可能放棄這個市場。
此論點的主要支持者，就是一開始反對提高關稅，但後來又簽署法案同意的時任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
結果發生了什麼？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我們用五個案例分析：
汽車業最能體現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矛盾影響。1930年前，美國汽車業正處於快速發展期，大量零部件依賴進口。法案提高零部件關稅本意是促進國內供應鏈發展，保護就業。然而，其他國家的報復性關稅嚴重打擊了美國汽車出口。
當時福特、通用等美國車企正積極開拓海外市場，歐洲各國提高汽車進口關稅導致銷量驟降。同時，零部件成本上升推高整車生產成本，降低了競爭力。據統計，1929至1932年間，美國汽車出口下降超過60%，多家零部件供應商破產，反而加劇了失業。
這個案例顯示了全球供應鏈高度互聯的特點，以及保護主義政策可能產生的反效果。雖然汽車業是法案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但最終成為受害者。
該關稅法案最初是為解決農業危機而提出，但小麥農民的遭遇恰恰反映其失敗。1920年代，美國小麥產量過剩，價格持續走低。法案將小麥進口關稅提高17%，試圖提振國內價格。
然而，歐洲各國和加拿大隨即對美國農產品徵收報復性關稅。1929至1932年間，美國小麥出口量下降超過50%，農產品價格進一步崩潰。由於前期大量借貸購置農業機械和土地，眾多農民無力償債，被迫拋售資產，加劇了農業危機。
1929-1932年間美國小麥價格急劇下跌：
三年間總跌幅達63.5%，其中1929-1931年跌幅最大，反映了大蕭條初期農產品價格的崩潰。
這一案例表明，在商品高度依賴出口的情況下，單純提高進口關稅無法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相反，貿易戰導致出口市場萎縮，讓農民的處境更加艱難。
作為美國最大貿易夥伴，加拿大的反應最為激烈也最具代表性。在法案通過後，加拿大立即對16種美國商品徵收高額關稅，包括農產品、機械設備等，這些商品占美國對加出口額的30%。
為降低對美國市場依賴，加拿大加強與英聯邦國家的貿易聯繫，通過渥太華協議建立英聯邦優惠貿易體系。1932年，加拿大對美國出口較1929年下降65%，自美進口下降75%。這嚴重影響了美加邊境地區的經濟，多個工業城市失業率激增。
加拿大的報復不僅造成雙邊貿易萎縮，還推動了區域貿易集團的形成，加深了世界經濟的分裂。這個案例展示了貿易戰如何損害互惠互利的經貿關係。
而當年經濟實力尚且能與美國一搏的英國發起的英聯邦關稅優惠聯合，也說明美國以外的世界只要整體經貿體量夠大，是可以拋開美國自成體系。
經濟學研究也指出，當時英聯邦體系內的國家，受到美國大蕭條影響是相對弱很多。
美國鋼鐵業是法案最積極的遊說者之一。1920年代，歐洲鋼鐵業恢復生產，低價產品衝擊美國市場。法案將鋼材關稅提高到40%以上，初期確實減少了進口競爭。
然而，高關稅帶來連鎖反應：汽車、造船、建築等下游產業成本上升，需求下降；歐洲國家對美國鋼材徵收報復性關稅，嚴重影響出口；原材料如鐵礦石的進口成本上升。1932年，美國鋼鐵產量較1929年下降60%，就業人數減少45%。
這個案例說明，在產業鏈緊密相連的情況下，保護某一環節可能損害整體利益。鋼鐵業最終也未能從貿易保護中受益，反而陷入更嚴重的衰退。
1929至1932年間，玻璃行業產值下降40%。雖然部分大型企業通過提價維持了利潤，但總體需求萎縮導致小型廠商大量倒閉。這個案例顯示，高關稅雖然可能保護部分企業利益，但最終損害消費者福利，擾亂市場秩序。
總結：
a. 對大蕭條前的全球貿易戰研究我們可以知道，關稅提升對貿易量打擊效果遠高過單純貿易商品價格升高。其彈性係數達2倍。
而對貿易量打擊效果大約要法規實施後2年浮現。
b. 所以政客原本聲稱要保護的對象，往往成為慘痛的受害者。
c. 貿易報復是政治上不得不然的舉措，即便經濟學再怎麼指出貿易戰有害無益，民主制度下就是會讓美國這種國家不去檢討自身經濟競爭力衰退的現實（如疊床架屋的管制法規、過高的社會福利墊高的人力成本），而是採取開第一槍貿易壁壘競爭的政治手段。就算現代政客記得1920、30年代大蕭條的教訓，但民主制度的天然弊病就是會逼得他們採取愚蠢且錯誤的策略。
就像那本探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名著「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點出，當年的侷限條件和政治需求，逼得歐洲政客走向他們自己根本不想打的一次世界大戰。且直到付出3500萬人死傷的代價方才暫時停止（如果我們把二戰看成沒打完的一戰）。
我們也看到，上任美國總統拜登雖然以批評川普貿易戰為選舉主軸，但4年任期卻是加劇各種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在在說明如今的貿易戰就像一戰，是一場換哪個人來主政都阻止不了的自殺、玉石俱焚式夢遊。
參考文獻：
Trade Barriers and the Collapse of World Trade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Apr 1, 2001) by Jakob B. Madse
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 OF 1930 (November 7, 2024 ) by conimby
Tariff Act: The Tariff Act of 1930: Unpacking the Smoot Hawley Tariff (12 Jun 2024) by FasterCapital
a. 用更便宜的鏟子也能挖金礦（也可以看成某工人用同樣的鏟子效率高過其他工人，經濟學上屬於一種專屬租值），對於降不了挖礦成本的其他礦工是否會構成競爭壓力？當然會。這是說，從經濟學競爭角度看，DeepSeek立即對OpenAI和Anthropic造成競爭和收入壓力是必然。如WSJ報導，使用DeepSeek的成本比Anthropic Claude降低至少75%！
b 更便宜的鏟子也能挖一樣多的礦，是否會影響賣鏟子的收入？會也不會，這牽涉到更多侷限條件影響。
假設一：如果賣鏟子的人完全享有完全交易自由，可以自己選擇要將鏟子賣給誰，則這個能更有效率使用鏟子的DeepSeek顯然會買入更多較貴但較強力的鏟子。
對賣鏟子的人而言，收入或者收入成長性可能不變。尤其當AI服務需求曲線是向右上遷移時。
假設二：如果賣鏟子的人沒有交易自由，被限制不能將鏟子賣給使用效率更高的DeepSeek，但世界消費者都能自由地跟DeepSeek購買AI服務（尤其是包含可以免費使用其MIT條款的開放原始碼在商業用途上），則競爭之下，鏟子使用效率較低的現有AI服務商如OpenAI或Anthropic在競爭之下收入會降低，舉債或籌資能力也會降低，的確有可能間接影響賣鏟子的nVidia未來收入。
假設三：要達成nVidia收入不被影響，經濟學上必須要能成功限制DeepSeek的服務範圍和能力，使其無法正常在市場上競爭。
方法可能但不限於：長期大規模攻擊DeepSeek服務器、美國政府下場將DeepSeek列入白宮嚴選。
但基於DeepSeek採取開放原始碼且用MIT條款授權（其中一個要點就是可以自由轉為商業用途甚至可以轉為閉源），使得假設三要達成並不容易。
簡單結論：
如果美國政府放開既有的對中國技術限制和晶片戰，則nVidia收入將不減反增；反之，如美國政府繼續甚至更嚴格限制晶片銷售，則nVidia反而會因此未來收入成長性下降，更長期甚至可能衰退。
洗衣機關稅實驗
經濟學家 Betsey Stevenson 和 Justin Wolfers 研究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惠而浦(Whirlpool)投訴無法與享有政府補貼的國外競爭對手競爭，2018年川普政府將洗衣機平均關稅提高約9個百分點。
關稅實施的直接影響：
經濟效益分析：
結果：2023年2月關稅到期，價格迅速回落至正常水平，但這５年期間美國洗衣機產業並未因關稅保護而增強，無論是美國國內市場或國際市場，美國產洗衣機依然不斷衰退。
早在川普發起貿易戰時，本blog就已經以經濟分析角度預測美國貿易戰必然失敗，且絕大多數增加的成本（包含關稅）都將由美國人民承擔。隨後數年來的發展明顯證明掌握基本價格理論的科學預測力勝出。
這也表示，無論未來美國由誰執政，在不改變內部政府過度干預市場活動的法律和行政命令的條件下，美國執政者將只能繼續增加關稅來應付國內政治壓力，但結果卻只是更快耗盡美國國際經濟競爭力。
另外一個更值得參考的案例，是美國長達近百年的造船業關稅和非關稅保護措施，幾十年下來結果反而美國失去２次世界大戰前的造船能力，如今連美國自己重要軍艦保養都必須嘗試外包給韓國、日本和印度。
而幾十年美國片面封鎖抵制中國造船業的結果，卻是2023年中國造船能力是美國的200倍以上！
2020年後全世界普遍性通膨則和此文撰寫時間的侷限條件有很大不同，關鍵在於美國濫發美元的程度前所未見。
2019年9月時美國M0貨幣量3.2兆元，2021年10月來到最高點：6.41兆元！即便到2024年2月都還有5.9兆元。
考量貨幣發行量與實際通貨膨脹之間有延遲性，因此即便美國政府怎麼美化甚至造假數據，例如刻意排除食物與能源價格的CPI本身就是在粉飾太平，真實通膨現象實在地侵蝕人民財產，本質就是一種「稅」。
事實是根據WSJ調查，過去五年食品通脹導致消費者在雜貨店的購買力顯著下降。2019年價值100美元的一籃子常見商品，現在要多花36.5%才能買到。
一些商品的價格上漲幅度超過40%，如雞蛋和運動飲料。為了維持與2019年相同的開支,消費者需要從購物車中去掉近37美元的商品。
這些都是經濟學老生常談。
檯面上看得到的，有集團資源的往學習機方向走，背後其實也與大陸逐漸完善的著作權保護制度息息相關。
檯面下看不到的，以我身在北京，小孩在地唸小學的觀察，化整為零是最常見的補教老師出路，結果是無法規模經濟，家長支出的課後輔導費用大幅升高，如同經濟學預測一樣。
原本我認為新的教育政策會讓家庭財力作為決定小孩升學考試競爭力的因素比重被大大拉高，但反過來，前述檯面上的學習機卻以更規模經濟方式，把整體課後輔導費用打下去。
換言之，大陸課後輔導市場因政府干預往兩極化發展，普羅大眾走學習機、線上教育這塊，費用反而降低；富裕家庭則用更高費用享受更客製化、私人化教育服務。而後者，似乎與政策本身本來也沒有太大關係，總是有錢就有供給。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十多年前我曾在南方報系的專欄用經濟學闡釋，學習壓力與競爭程度來自於終端人力市場的競爭壓力鏈傳遞。因此那些看著歐美輕鬆教育就跟著瞎嚷嚷要學的所謂「人本教育專家」，其實根本是蠢到看不清現實世界。（當然也可能是故意裝傻好騙錢）
更細緻地談，還可以分別西方菁英教育與公立教育之間強度與品質的差異；還有西方靠許多人為壟斷利益的建立，使得人力成本享受單位溢價（例如專利、著作權制度）。這塊談起來盤根錯節，非常麻煩。但大方向上，東亞國家近50年的追趕，必然造成追趕國家勞動力面對的工作強度、壓力遠大過享受較多壟斷利益的所謂「西方先進國家」。因此相當長時間都會看到東亞國家勞工工作強度、壓力、時間都更長但「名義邊際生產力」卻看似較低的詭異現象。但實際生產線上的參與者都看不出來西歐美國勞工邊際生產力哪裡比較高。
因此，在實際人均收入拉平前，經濟追趕國家的人均工作強度/壓力，與往下傳遞各年齡層的學習強度/壓力，都會維持在一個相對較高的狀況。而這個高度，會與前述實際人均收入差值成反比。
故我們看到，先富起來的日本，是追趕國家中相對早躺平與出現宅文化社會現象的國家。
From the surface level, groups with resources are moving towards learning machines,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Mainland China’s gradually improving copyright protection system.
Below the surface, based on my observations in Beijing with my child attending local primary school, the most common exit for tutoring teachers is to break down their services into smaller parts, resulting in an inability to scale economically. This leads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after-school tutoring for parents, just as economics would predict.
I originally thought that new education policies would greatly increase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financial resources on children’s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academic examinations. However, conversely, the aforementioned learning machines on the surface level are reducing the overall cost of after-school tutoring in a more economical way.
In other words, due to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e after-school tutoring market in Mainland China is polarizing. The general public is turning to learning machines and online education, which reduces costs, while wealthy families are paying higher fees for more customized and private educational services. The latter seems to be less related to the policy itself; there is always a supply when there is money.
One thing for certain is that over a decade ago, I explained in a column for the Southern Newspaper Group using economics that the pressure and competition level in education stem from the competitive pressure in the terminal labor market. Therefore, those so-called “human-centered education experts" who blindly call for adopting relaxed Western education methods are either foolishly unaware of the real world or intentionally pretending to be ignorant to deceive people for money.
Delving deeper, we can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in intensity and quality between Western elite education and public education, and how the West relies on many artificially created monopolies to enjoy premium labor costs (e.g., patent and copyright systems). This topic is complicated and troublesome to discuss in detail. However, broadly speaking, the nearly 50-year catch-up by East Asian countries has inevitably led to a situation where the workforce in catching-up countries faces far greater intensity and pressure than those in so-called “advanced Western countries" who enjoy more monopolistic benefits. Thus, for a considerable time, we will see East Asian workers experiencing longer work hours and more pressure, yet seemingly having lower “nominal marginal productivity" compared to Western workers, which is a paradox that actual participants in the production line cannot discern.
Therefore, until per capita income levels out, the average work intensity/pressure in catching-up economies, along with the learning intensity/pressure passed down to all age groups, will remain relatively high. This level will be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aforementioned difference in actual per capita income.
Hence, we see that Japan, which became wealthy earlier among the catching-up countries, is relatively early in adopting a laid-back attitude and experiencing phenomena such as the hikikomori (social withdrawal) culture in society.
(translated by ChatGPT)
1913年發明汽車流水線生產的Ford T型車初始上市售價850美元，遠比同時期其他品牌汽車2000~4000美元價格區間便宜非常多，因此市場競爭力特別強大，很快從富裕階層向中產階層拓展客源，而更廣大的市場反哺規模經濟下的流水線生產，使得生產成本進一步降低，到了1927年Ｔ型車售價不斷下壓至290美元。
靠著成本優勢獲得強大市場競爭力，在福特汽車上是載入史冊的近現代工業傳奇。
但到了現今中國新能源汽車上，同樣的成本優勢成為兩棲動物口中「滯銷品」、「賣越多越失敗」啦～
Adam Smith經典「國富論」為經濟學開山之作，書中清楚解釋市場廣度決定專業分工的程度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同時，專業分工的程度決定生產成本優勢。更重要的是，專業分工下的成本優勢又會進一步拓展市場廣度（”the division of labor gives rise to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expands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
中國擁有世界數一數二，同文同種高度統一法規的巨大市場，必然可以容納小市場難以生存的專業分工型態，並以此取得巨大成本優勢拓展國際市場。
上述根本就是Adam Smith這位經濟學祖師爺早已闡述清楚的經濟現象：適用於20世紀初的福特汽車，當然也適用於21世紀初的中國新能源車。
偏偏總有些兩棲動物連這最基本的經濟學感受都不具備。到了他們口中，具備價格競爭力反倒是要亡國滅種囉。
In 1913, the Ford Model T, which introduced assembly line production, had an initial market price of $850. This was significantly cheaper than other brands of cars at the time, which ranged between $2,000 and $4,000, thus offering a strong competitive edge in the market. It quickly expanded its customer base from the affluent to the middle class. The broader market, in turn, fueled the economies of scale in assembly line production, further reducing production costs. By 1927, the price of the Model T had been driven down to $290.
Leveraging cost advantages for competitive strength in the market, Ford’s approach became a modern industrial legend recorded in history. However, in today’s Chinese new energy vehicle sector, the same cost advantage is paradoxically seen by some as indicative of “unsold goods" and “the more you sell, the more you fail."
Adam Smith’s seminal work, “The Wealth of Nations,"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s, clearly explaining that the scope of the market determines the extent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In turn, the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determines cost advantages. More importantly, the cost advantages under specialized division further expand the market scope (“the division of labor gives rise to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expands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China, with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markets characterized by a unified language, race, and highly unified regulations, can naturally accommodate specialized divisions of labor that small markets cannot sustain, thereby gaining significant cost advantages to expan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e aforementioned is fundamentally the economic phenomenon clearly explained by Adam Smith, the father of economics: applicable to Ford car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equally applicable to Chinese new energy vehicles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Yet, there are always some who lack even this basic economic sense. In their view, having competitive pricing is somehow equated with national doom.
1. 約莫15年前，經濟學大師張五常曾預測幾年內中國內需市場重要性將會大過出口市場，到時即便被美國貿易制裁也大可置之不理。
一個重要的經濟理論是Adam Smith 就提出的「專業分工的限度事由市場的廣度決定（Specialization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中國目前是世界140多個國家最大貿易夥伴，同時中國也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定義所有工業項目產出的國家。Adam Smith的智慧由此可證，反之也證明中國在供應面的強大已非同日而語。
市場夠大，專業分工就可以夠細且全面；反之，夠細且全面的分工本身可以帶來巨大的成本優勢，利於更進一步拓展市場。這是一個正向循環過程。
比如中國2023年前十月新車銷售量接近3000萬輛，是第二大市場美國的2倍。這充分解釋為何中國產電動車售價相對世界多數國家物美價廉，以及銷往歐美售價高過國內售價。
2. 2019年川普政府發動貿易戰初起，我就預測美國此舉會加速中國工業升級，美國在貿易戰上只會付出巨大成本而徒勞無功。都是經濟學基本定律的應用。
如今看中國在電動車的競爭力，以及美國現今真實貿易依然高比例依賴中國（無論是made in China或made by China，帳面數據上似乎美國從中國進口少了一點，但大幅增加的墨西哥或東南亞國家供應者背後幾乎都有高比例中國企業的影子），也再次證明經濟學的科學預測力。
3. 中國市場本身自由度越高，則面對貨幣緊縮/通膨的能力越強。
換言之，坊間誇誇其談中國通縮風險如何嚴重的人，99%都是經濟低手，其言論不值一看。
如同張五常多年文章反覆提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曾面臨長時間嚴重通貨緊縮，卻在同一段時間享有高度經濟成長，其關鍵在於市場自由度夠高，各種複雜的契約關係都能快速變換、定價。
因此只要中國繼續維持開放自由市場路線，則面對貨幣波動的韌性肯定是遠超市場相對非常不自由的歐美市場。
筆記：
商务部：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万亿元 同比增长7.6%
人民网北京11月22日电 （记者孙红丽）11月22日，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2023年10月我国消费市场情况时表示，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万亿元，同比增长7.6%，增速比9月份加快2.1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回升；1-10月累计38.54万亿元，同比增长6.9%。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指出，10月份，各级商务主管部门按照“2023消费提振年”总体安排，抓住国庆假期消费旺季有利时机，加快落实各项促消费政策措施，积极组织开展金秋购物节、家居焕新消费季、新能源汽车消费季等活动，优化消费供给，创新消费场景，提振消费信心，促进消费持续恢复和扩大。
商品消费增速加快。10月份，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6.5%，增速比上月加快1.9个百分点。户外运动、新型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增势较好。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通讯器材、汽车、家电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5.7%、14.6%、11.4%和9.6%，比上月分别加快15.0、14.2、8.6和11.9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33.5%，占新车销量比重达33.5%。
服务消费较快增长。1-10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19.0%。在节日效应等因素带动下，住宿餐饮、文化旅游、交通出行等服务消费需求集中释放。10月份，餐饮收入4800亿元，同比增长17.1%；电影票房收入超36亿元，增长约七成；铁路旅客运输量、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同比分别增长195.6%和55.8%。
网上零售增势较好。1-10月,网上零售额12.3万亿元，同比增长11.2%，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0.3万亿元，增长8.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26.7%。
实体零售持续恢复。1-10月,限额以上实体店零售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1-9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便利店、百货店、专业店、品牌专卖店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7.3%、7.2%、4.7%和3.6%。国庆期间，全国示范步行街日均客流量同比增长87.4%，36个大中城市重点商圈日均客流量同比增长1.6倍。
城乡消费稳步增长。10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854亿元，增长8.9%。1-10月,城镇、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分别为33.39万亿元和5.1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8%和7.6%。
元毓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