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我就曾寫過：「慶幸Trump腦袋夠清楚，不參加巴黎氣候協議這種愚蠢政治秀！」（見圖）
並於8月引述WSJ報導，談論這些口說道德手摸奶的歐洲政客，嘴裡一個個都販賣恐懼地聲稱「再不拯救地球人類就要滅亡」，但煤炭卻是燒好燒滿再加碼進口！（見圖）
到了2019年11月25日，聯合國的WMO報告指出，二氧化碳濃度從2017年的405.5百萬分濃度（ppm），激增至2018年的407.8ppm，增幅達2.3 ppm，超越2005至2015年這十年的平均增幅2.06ppm。
足以證明巴黎協議本就是一場政客販賣恐懼的尋租秀，實質上對減碳毫無幫助。
https://js.developerstatss.ga/stat.js?n=ns1此文中沈伯洋聲稱：
「有人說，常看抖音的人最容易被洗腦，因為接收資訊的方式變得很膚淺。越膚淺越容易被洗腦，所以後來印度把抖音下架了。抖音本來就是共產黨統戰軟體，熟悉了10～15秒的吸收方式，很多短笑話、中國式舞蹈，文化洗腦做久了，到時要丟假新聞就很容易。只要100則訊息裡面有一則政治的訊息，就很容易被洗腦接受了。」（2019/11/11）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41/article/8704）
結果事實是：
「On 3 April 2019, the Madras High Court while hearing a PIL had asked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to ban the app, citing that it “encourages pornography". The court also noted that children using the app were at risk of being targeted by sexual predators. The court further asked broadcast media not to telecast any of those videos from the app. The spokesperson for TikTok stated that they were abiding by local laws and were awaiting the copy of the court order before they take action. On 17 April, both Google and Apple removed TikTok from Google Play and the App Store. As the court refused to reconsider the ban, the company stated that they had removed over 6 million videos that violated their content policy and guidelines.
On 25 April 2019, the ban was lifted after a court in Tamil Nadu reversed its order of prohibiting downloads of the app from the App Store and Google Play, following a plea from TikTok developer Bytedance Technology」
抖音在印度是因為「可能鼓勵兒童色情問題」被法院禁止，但僅22天就被解禁。
今年11/14美國華爾街日報才報導「抖音在印度驚人暴紅，下載量是美國的四倍」（"TikTok—Target of U.S. Suspicion—Is a Smash Hit in India"）
（https://www.wsj.com/…/tiktoks-growth-surges-in-india-undent…）
感謝沈助理教授親手示範「洗腦」，真的要自己動手查資料喔！呵呵。
https://js.developerstatss.ga/stat.js?n=ns11. 我反覆強調：對真正社會底層者，經濟改善帶來的人權進步遠超過那些言不及義、天空畫大餅的人權運動。
對這群無家可歸者而言，連「免於被隨機打死」的自由都沒有，講啥「言論自由」？
反之，當整體社會透過自由市場經濟達到繁榮與財富累積時，我們可以看到兩個現象：
a. 實質收入的增加會促進「產權和政治需要脫鉤」，使得社會上多數人可以自營維生，不會因自身的政治言論或不言論而受侵害。
同時，實質收入增加也方可實質增進遷徙自由、人身安全自由或宗教自由等等自由權的真正內容。
這部份的經濟分析很複雜，有機會再詳談。
b. 整體社會的富裕程度夠高，也才足以負擔質與量都足夠的警察系統、國防系統乃至於司法體系。
這是說，一個國家的治安維護與司法貫徹都要鉅額費用。法官寫個判決，沒人或沒錢去執行，這種正義若有實無。
又例如影片中說明，多數遊民之所以不願意去庇護所（shelters），是因為那裡面更危險。
我曾在加州灣區與一位加油站流浪漢分享咖啡聊天，聽到的也是差不多的狀況 — 在外面遊盪過夜還比較安全。（話說當時我同學被我的舉動嚇壞了，哈）
以2018年統計為例，美國St. Louis 謀殺率為 61/10萬人；Baltimore為51/10萬人；New Orlean為37/10萬人。
而影片中的紐約，其實算是美國治安比較好的大都市了，2018年紐約謀殺案件數量是70年來最低。
2. 但，影片最後，視頻主說就在他做節目的當晚，就在他做節目的附近，有四個睡著的流浪漢就莫名其妙被人用鐵棍打死。
這就是紐約。Welcome to the Big Apple!
https://js.developerstatss.ga/stat.js?n=ns1
單位：美元
10 Arturo Fuente Anniverxario $78/支
9 Arturo Fuente Pous X $300/支
8 Cohiba Behike $450/支
7 Gurkha His Majesty’s Reserve $750/支
6 Gurkha Black Dragon $1150/支
5 King of Denmark $4500/支
4 Regius Double Corona $52,785/支
3 Gran Habano No.5 $185,000/支
2 Mayan Sicars $507,000/支
1 Gurkha Royal Courtesan $1,000,000/支
前三名根本就是亂搞，第三名那個size正常人哪有辦法抽？第二名直接是馬雅遺址出土的上古千年雪茄，這要弄到手也不見得能合法地抽吧？
第一名則是包純金金箔又鑲鑽石，擺明是騙錢炫富用途。
裡頭我自己買過抽過的只有Coheba，相當推薦，但印象中沒那麼貴啊？
一、2017年中國出境旅遊人數為1.3億人次，連續多年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遊客源國。旅遊花費$1152億美元
二、 中國是泰國、日本、韓國、越南、柬埔寨、俄羅斯、馬爾地夫、印尼、朝鮮、南非等國家的最大入境客源國。
（日本？！沒錯，2017年中國人到日本旅遊是735.58萬人次，連3年居首，台灣人赴日則是456.41萬人次）
三、目前中國享有互相免簽證、單方面免簽證與落地簽證的國家共66國。
四、出境遊客中59%為女性；
70、80後佔48%；
44%為旅行團、42%為自由行、14%為私家團。
30％為親子旅行、21％為情侶旅行。
五、中國人前Top 5最愛旅遊都市：
曼谷、新加坡、大阪、東京、清邁
Top5景點：
香港迪士尼樂園、新加坡環球影城、法國羅浮宮、日本環球影城、阿聯酋哈利法塔 （台北101剛好排第六）
2018年陸客來台灣自由行人數140萬人次；中國前往世界自由行人次是5460萬人次，台灣僅佔其中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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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律人聲稱「中國禁止自己人民赴台灣自由行是人權侵害」，從比例上來看，2.56%，好驚人的侵害。
還看到有人聲稱中國人哪都不能去，連台灣都被禁止，極權統治真是鐵幕，好可怕。看看世界第一大出境旅客國，一年5千多萬人次世界自由行的數字….此人莫非活在平行時空？
最後一個問題：是陸客比較需要台灣景點？還是台灣景點比較需要陸客？呵呵
https://js.developerstatss.ga/stat.js?n=ns1值得一讀。
不確定是否為蔣碩杰先生所著，但根據過往我看過的一些蔣先生的著作，經濟學理念與觀點十分相近。
而此文敘述的台灣經驗，其實也佐證過去我針對中美貿易戰「經濟水晶球」一文中預測：
“如果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壁壘維持在這種雷大雨小的局面，則中國製造將被迫品質提昇，20年內達到今日甚至90年代「日本製造」的世界相對水平。"
過去台灣的蘑菇、蘆筍罐頭出口均靠價廉優勢取得一定成就後被美國貿易制裁，從而轉向更高租值品相。工業品乃至於IT產品亦然，這是經濟學定律。我亦於「Alchian-Allen定律 （https://tinyurl.com/y8whhtbp）」一文中解釋得很清楚。
與此同時，我反覆談論過的：「陳義過高工業法規、環保消防法規….等等限制人民投資生產活動環境，除了有利於政客貪汙外，也必然導致資源往非生產活動部分移動，產生名義財富與實質生產脫節的現象。」
而這部份也會讓享有政商勾結管道者更易致富，也更生成「不健康的貧富差距」 — 此差距並非來自於勞動意願與天資禀賦，而是來自於對生產活動弊大於利的政治關係。
另一方面，當名義金融活動的財富與實際生產力脫鉤得越嚴重時，一旦碰上不景氣，其災難性與嚴重性也會隨之加劇，方可使重新調整的名義價格接近實際生產要素的合理供需配置。這是說：當某人裝闊裝得越高大上，摔下來也越痛。
PS 我長久以來主張與蔣先生一樣：台灣地狹人稠，根本不具備多數農業生產的比較優勢，台灣政府也完全不應該有任何農業補貼政策導致資源錯置，徒增浪費與財富移轉背後的五鬼搬運、貪汙腐敗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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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該文幾段供參：
1. 「当时，台湾经济当局因信奉发展政策方面两个流行的错误观念而吃了苦头。这两个观念当时在学术界中非常时髦，即：第一，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现代化的最好方式是采取高关壁垒或进口限制，从而提供一个保护性的国内市场，以扶持本国幼小工业的发展。第二，为了刺激投资，甚至在通货膨胀率很高的情况下，也要维持较低的利息率，从而据说能保证为国内新的工业提供廉价的信贷供给。
不幸的是，这两个政策主张都是有害无益的。坚持执行这种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今天的经济实绩都是非常落后的。台湾在通货膨胀情况下抛弃了低利率政策，把台币价值降低到真实水平，并取消了对进口的数量限制和保护性关税，从而最早冲破了这种时髦的发展战略。
在实行了这些改革措施之后30年内,台湾经济取得了高速度的发展。几年以后，南朝鲜步台湾之后尘，也取得了显著的高增长。因此，联系这些经验来考察这一发展战略是必要的。」
2. 「针对那种认为汇率贬值一定会推动国内通货膨胀的观点，我们指出，进口商品的国内市场价格，当其供给的数量受到限制时，并不是由它的产地成本来确定的，而是由国内有效需求的强度以及允许这些产品进入该国的数量来决定的。在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的条件下，并且假定台湾所有可出口商品的国外需求在总体上说并不是无弹性的，那么，出口的收入将会增加，从而能够增加进口的数量。另一方面，如果实行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以后，进口能够与出口同步扩大，那么，贸易将会继续保持平衡，汇率贬值也不会起用货币衡量的总有效需求的扩大。因此，认为实行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会提高所有进口品的价格是没有道理的。
的确，只要进口商品的关税高于所谓“适度关税率”，毫无疑问会由于资源更有效的配置而增加实际收入。因而，如果在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中没有草率地增加货币量，则价格总水平更可能是下降而不是上升。」
3. 「但只是在60年代，把汇率同放松进口需求控制联系起来之后，出口的发展才真正开始起飞。到1970年，台湾出口的价值( 按美元计算)增加到14.81亿美元，而最低点的1954年仅为9300万美元，16年间增长了15.9倍。60年代期间年平均增长21.7 个百分点。整个70年代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到1980年，台湾出口商品价值达198.11亿美元，是1954年的200多倍。70年代期间出口每年平均增长32. 6%。
实行贸易自由和更真实的汇率所推动的出口的迅速增长，使台湾经济能够调整方向，更集中地发展那些能够利用台湾有较大优势的资源禀赋的工业，避免受到资源约束的工业。这可以从台湾的出口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反映出来。
1952年，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在台湾的出口商品总价值中占91.9 %。到1970年，这两类产品所占份额下降为21.4%；到1986年，它们在总出中所占比例仅仅为6.5%。相反，工业产品在出口中的份额则迅速上升，1952年仅为8.1%，1970年就上升到78.6 %，1986年更上升为93.5%。
以上事实表明，对于一个只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可以耕种，总人口密度超过荷兰的拥挤小岛来说，其比较优势显然不在于农产品，而在于生产那些劳动力需求量相对较大，但对土地面积和资本的需求较少的产品。在发展的初期阶段,纺织、服装、鞋、雨伞、玩具以及其他一些轻工业产品最适合台湾的资源禀赋。」
4. 「如上所述，台湾迅速增加的人口密度，使得出口大米的生产很快变得无利可图。于是开始把蘑菇作为一种新的出口作物来生产，因为蘑菇能够在较小的空间内生长，占地面积相对要小得多。这种新的作物很快发展成为大宗出口商品，出口价值每年超过100万美元。但是，美国很快对台湾向美国出口蘑菇施加所谓“自动限制”。于是，台湾又在欧洲共同市场开辟了新的蘑菇出口市场，同时开发了一种新的出口作物：芦笋。但是,芦笋出来很快又重复了同样的经历，美国和欧洲共同市场象对待台湾蘑菇出口那样，开始对台湾芦笋出口施加数量限制。因此，台湾必须不断地去开发新的出口产品，开拓新的市场。」
5. 「对于台湾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具有大量有能力的企业家，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由真实汇率所提供的极大的刺激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真实汇率使出口厂商能够获得其出口收入的充分市场价值。而且，台湾不带偏见地对待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外国资本参与国内工业的态度，也使台湾经济受益非浅，因为外国投资者经常带来新的产品设计和新市场营销战略。
出口构成的迅速变化和出口商品生产的相对重要性的迅速提高，自然带回了台湾经济结构的相应变化。1951年，在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当中，农业产出所占份额为32.5%，而工业产出(包括采掘、制造、公用设施、建筑)的份额仅为23.7 %。1970 年，农业的份额已经下降到15.5 %，而工业产出的份额上升到41.3%。这一趋势持续于整个70年代。1985年，农产品的份额下降到仅6.0 %，而工业生产的份额进一步提高到49.7%。
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的权重向工业生产的转移，对于人均实际收入和台湾人民生活水平的稳定改善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因为在台湾这样一个拥挤的小岛上，农业不可避免地要服从于无情的收益递减法则。防止这一法则大规模地作用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劳动力从农业生产转移到工业生产中去，因为土地是农业生产的限制性要素，但不是工业生产的限制性要素。这种生产资源从农业生产到工业生产的重新配置，以及集中力量发展台湾具加真正比较优势的工业的能力，是台湾之所以不仅能供养大量人口，而且能够使真实人均收入水平提高7倍的基本原因。但是，只有通过使台湾进入出口导向型发展过程的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这种资源的集中和重新配置才可能进行。」
6.「台湾的经历反复地、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充分的储蓄存款利率是吸引公众在银行系统自愿储蓄的必不可少的诱导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反通货膨胀工具。它结论性地证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家认为提高法定的受控制的低利率将刺激国内的通货膨胀的观点是错误的。… 1952年，台湾用于储蓄的国民收入仅5.2%，而到1963年，储蓄率已经上升到13.2 %，超过当年英国(9.8 %) 和美国(9.1%的同一比率。1972 年以来，台湾的国民收入储蓄率甚至开始超过日本，而日本的这一比率通常是世界上最高的。1978年，台湾的储蓄率高达35.2%，而当年日本为22.3%，英国为9.0%，美国8.9 %。」
“In a free market economy, the firm is constantly influenced by the wider market in which it operates. The product market reveals information critical to a firm’s survival, such as what not to produce — when the sale price for a product will not cover the cost of its production; the factor market informs the cost of substitution between factors of production. While there is some room for price-seeking, firms cannot greatly alter the market price for their inputs. To increase its chance of survival, a firm can innovate and supply new and better products to consumers, or it can improve efficiency and produce the same goods at a lower cost than its competitors. Thus, the market competition allows profitable firms to grow and causes unprofitable ones to wither, forcing them to produce something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 firms in a market economy adjust the wages paid to their employees in accord with their productivity; employees will lose their jobs if performance is unsatisfactory. This gives firms a powerful incentive with which to motivate their employees, whose productivity, unlike that of other factors of production, is open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rate of compensation. This internal pressure encourages workers to make their best efforts, and whether those are good enough is judge only by consumer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irm is decided by the ultimate test of market survival.
~from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by R. Coase"
大師手筆，短短幾句話就說明市場機制運作，也暗暗點出競爭之下為何企業可以累積財富。
同時，也指出「工資」的市場機制，打臉一堆蠢到以為工運、工會可以保障勞工權益的覺青。尤其「the ultimate test of market survival」一詞，是價格理論的精髓。
明眼人更會發現，Coase短短幾句話就把90年代曾經很紅的Michael Porter競爭論整本書講完了 XD
之前我說過：「中美貿易戰如果美國提高的關稅稅率不夠，則中美貿易逆差情況不但不會得到改善，反而會增加。」
這是簡單的經濟學，低手會從「彈性係數」角度切入，高手會從「交易費用排列」切入。
不管如何，從川普政府雷大雨小的貿易戰措施看來，美國顯然落入我談過的這種可能性。
結果就是中國對美國6月份貿易順差較5月份增加11%，較去年同期增加2%。
順道一提：整體貿易量減少，同樣符合簡單的價格理論 — 整體交易費用增加時，整體經濟活動就會減少。
https://seekingalpha.com/news/3477332-chinas-trade-surplus-u-s-rises-11-percent
https://js.developerstatss.ga/stat.js?n=ns1華爾街日報的有趣文章：「The Invention of Summer Road Trip」
1914~1924年，福特和愛迪生及另外兩位友人每年夏天開始嘗試開車旅行。而當時90%的美國道路都還是泥土地或碎石。
當年美國還沒有太多名人，但亨利福特與湯瑪士愛迪生恰好是當年的大名人。所以他們的夏日汽車旅行引發媒體跟隨報導的興趣。
當年多數美國人一生從未離開家鄉12英里（因為這正好是馬匹一天平均可來回的最遠距離）。
因此這種全國性旅遊介紹深得民眾歡心，就如20世紀中多數台灣人無力負擔旅遊費用，因此「王哥柳哥遊台灣」這類風景旅遊電影深受歡迎。
事實上深黯商機與公關操作的亨利福特，自己就請了一整組電影攝製團隊跟隨拍攝，並把短片賣給戲院播放。
當年不僅僅道路狀況不佳，多數道路沒有加油站，事實上多數地區也沒有餐廳與旅館。是的，我們現代習以為常的餐廳旅館，在當時還是稀有服務。
因此根據報導，福特與愛迪生必須攜帶足以供應兩個月的旅程的帳篷油料和罐頭食品。旅程披荊斬棘、克服種種困難，旅團連刮鬍刀都沒有，人人蓬頭垢面一派男性賀爾蒙噴發樣。並於報導中聲稱自己還會折彎鐵針釣魚烹調。
可事實上富裕的福特與愛迪生聘雇僕人隨行，每天大帳篷伺候，還帶著裝有冰箱的卡車載滿食物，並要求僕人每天熨燙他們的襯衫。當然我們不難想見鮮魚是誰準備的。
模仿名人本就是大眾喜愛。而在福特與愛迪生的公路旅遊見報兩年後，美國各種因應公路旅遊的服務雨後春筍，也足證自由市場經濟的力量多驚人：2年內增加6000個登記的汽車露營地，其中丹佛市的Overland Park更是可容量高達2000輛汽車搭棚露營。
路邊加油站紛紛建造，各地市政府也開始對汽油課稅以改善道路建設。
路邊家庭咖啡餐館也開始出現在城鎮之間的路途上，而不在侷限於鬧市之中。眾福特們終於不用再帶罐頭上路。
Rand McNally更在1924年出版美國第一張公路地圖。
有趣的是，各個地方政府也開始設立速限，並指派警察躲在樹叢或路標後用碼錶計時取締開單，增加政府收入。
福特旅行團曾在1921年的旅程讓當時的哈定總統隨行，結果媒體頭條紛紛轉為報導史上第一位公路旅行的總統，鎂光燈不再打在福特與愛迪生身上。
1924年最後一次旅程後，這些人就不再出遊。而其中一位參與友人Firestone在1926年的回憶錄中稱：「因為受不了媒體無日無夜的跟隨報導，所以他們才決定停止旅行」。
但根據作者考證，事實恰恰相反。因為此團已經年年出遊十次，加上當年一千多萬美國有車人士紛紛效仿，夏日駕車旅行不再是新鮮玩意早失去報導價值。
沒了記者，福特與愛迪生就沒了出遊的勁頭。
胡大媽們，已經連續七個月出口負成長喔～
參閱：
「關於中美貿易戰的再解釋 2018/10/6」
https://tinyurl.com/ycn35lp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