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J：「Amazon Scooped Up Data From Its Own Sellers to Launch Competing Products」

重點摘錄：

1. Amazon在國會聽證會上聲稱不會也從不蒐集網站上第三方賣家的行銷、銷售等商業資訊。因為這些商業機密依法屬於第三方賣家所有。

2. 然而根據華爾街日報密訪20位前Amazon員工發現，Amazon不但蒐集第三方賣家資訊，還會主動扒挖熱賣品的產品內容、與他牌差異、實際銷售狀況、第三方賣家的廣告內容與廣告支出…後，針對小型公司的熱賣商品推出Amazon自有品牌競品。

3. 即便Amazon內部「名義上」設有資訊柵欄 — 自有商品開發部門無法直接撈後台資料，但實際上只要該部門提出申請，都可以拿到。

4. 目前Amazon自有品牌商品種類高達24萬3千種，年營業額約$15億美元，佔該公司零售業務的1%。前員工表示公司內部目標是2022年可以達10%。

5. 本篇報導苦主之一Fortem是一家紐約的小公司，自行設計後車廂用置物籃，並於2016年3月在Amazon上架，很快成為該品項在Amazon網站的銷售第一，幾乎囊括該網站購買該品項的99.5%訂單。

前員工提供內部資料給WSJ記者，資料內容表示他們自有品牌開發部門耙梳了該產品與該公司，指出資料做成前一年Fortem牌置物籃平均售價約$25美元，年銷售額達$80萬美元，且每賣一件Amazon抽成$4美元。資料也顯示平均每件商品廣告費與運費…等等各種細節，於是在2019年10月，Amazon推出自有品牌後車廂置物籃（見圖）

6. Amazon目前自有品牌類別：（見圖）

7. 通路針對熱賣品項推出自有品牌並非新鮮事，過去幾十年來許多實體通路都這樣做過。但因實體通路的貨架有限、倉儲與展示商品空間有限，因此實體通路的自有品牌多半選擇知名品牌的產品切入，確保銷售量足以負擔土地租值，例如衛生紙、礦泉水、衛生棉、洗髮精、餅乾….等，這類商品多半背後都是超大型消費品品牌公司，例如P&G、金百利克拉克、嬌生…等。

（這個上頭租值概念我已經闡釋過許多次，不再重複）

但Amazon的網路銷售沒有這層實體空間的侷限，因此品項種類都遠超過實體通路自有品牌，且Amazon偏好選擇中小型公司的品牌商品去複製，我猜恐怕是即便存在專利、設計專利或著作權侵權現象，後者也難以與Amazon在法庭上曠日廢時對峙。

有沒有網友在Amazon上當第三方賣家的可以分享經驗或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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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2010年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working paper 「PUBLIC AVOIDANCE AND THE EPIDEMIOLOGY OF NOVEL H1N1 INFLUENZA」

三位作者明白指出，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下，公眾之間的迴避與隔離可以有效降低nHiN1的流行感染速率（見圖一：虛線為沒有公眾迴避隔離的條件；實線為有公眾迴避隔離；數點為真實統計數字）

而我還是要重複強調，我認為在台灣疫情擴大之前，醫護資源較不吃緊的情形下，針對高風險的醫護人員實施定期普檢，並開放進口大陸、韓國或越南試劑、降低稅率、降低操作者資格要求，開放檢測服務提供自由市場與定價自由，民眾可自行決定購買檢測服務，毋須由醫生通報申請。

可以更有效獲取真實資訊，更能達到有效公眾迴避，從而達到曲線緩和成長。是的，我們可能最終會像有高達65%群眾感染從而群體免疫，但趨緩的上升曲線才可以避免「醫療資源擠兌」。

稍懂流行病學基本原理都知道，對付流行病毒只有三招：公眾隔離、疫苗與抗病毒藥劑。

WHO官網目前也只能宣傳勤洗手、勿觸摸眼鼻臉部、保持與他人距離來保護自身。

而在華爾街日報這篇長文投書「Reopening the U.S. Economy Even if the Pandemic Endures（即便疫情延續也要重新開放美國經濟）」

該文作者提到：1) 疫苗與藥劑的研發遙遙無期才是真相，即便現在許多所謂專家侃侃而談預計在2年內研發成功，但歷史上人類最快研發出疫苗的病毒是伊波拉病毒（Ebola），費時5年。
2) 目前COVID-19兩種檢測方式：抗體檢測或核酸檢測雖然各自有優缺點，但如要爭取重新復工，美國無論如何都應該快速拉升每日檢測量。作者悲觀的認為美國在9月之前可能才有機會把每日檢測量拉到100萬份。

目的何在？正是我主張的–有效將感染源隔離，讓未受感染或不再具備傳染力的康復者可以投入工作。

在台灣則可以更低成本有效避免走到「封城」那步，同時也有助於恢復市場信心。可能醫護人員看不到台灣重要都市的店面倒閉潮吧～

順道補充兩點：

a.經濟學研究醫療、公衛或流行病早是一門已經存在三十年的專業，那些以為「經濟學不該談公衛醫療」的人其實很外行。

b. 我們看到很多台灣所謂的「醫療專業」跟你談偽陽性問題，卻沒跟你談西醫的「誤診率」其實並不低。根據哈佛醫學院的研究，醫生在可預防診斷錯誤（preventable erros）有17%，又根據長達40年的遺體解剖回推研究得知醫生誤診率有9％，進一步看重大錯誤率中位數是23.5%，第一型錯誤率中位數是9%。
所謂「重大錯誤」是指醫生對死者的死因根本搞錯了。
所謂第一型錯誤是指醫生判定患者沒得什麼疾病，但事實上有。

（https://psnet.ahrq.gov/primer/diagnostic-errors）

台灣醫生的誤診率呢？呵呵。我們就相信是難波萬，美國比不上吧。

試劑檢驗並非確診COVID-19唯一手段，後面還有CT等其他醫療檢測手段做double-check。

我相信目前偽陽性機率與風險都遠低於「誤診率」。當某些醫療人員高舉偽陽性問題時，我看著誤診率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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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幾個月前西雅圖尚未有疫情爆發，該區第一個案例發生在1月底。

可Bill Gates不但危言聳聽，還在幾個月捐助$105M美元嘗試擴大篩檢量以降低西雅圖地區疫情，甚至Bill Gates也主張「對第一線醫護人員優先篩檢」，都是外行人的錯誤了。

（https://www.gatesnotes.com/Health/What-our-leaders-can-do-now）

那看看專家怎麼說？

曾分離出台灣首株本土SARS病毒株的台大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副教授高全良在2/4接受訪問時說：

「要及時逮住潛在的超級感染源，就要縮短確診時間。

比起疫苗、新藥，快速篩檢試劑在急性防疫期更急迫、更有效益。高全良指出，許多呼吸道病毒檢測已朝POCT（point-of-care testing）即時檢測發展，像流感的快篩，這個若能有生技公司投入、大批製造，不用在實驗室裡排隊篩檢，一小時內可以即刻篩檢，才能儘快把疑似病例隔離，也不會讓沒有罹病者佔用病床或醫療資源。….」

（https://www.twreporter.org/a/2019-ncov-virus）

#怎麼都跟台灣綠的醫學專家說的不一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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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號稱醫學專業的真好笑，平常都要民眾做身體檢查，號稱「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但是在疫情爆發前的普篩卻東擋西擋，好似「不要發現放棄治療」的蠢樣。

猶如一個人傷口感染，這位醫生要求此人不要碰、不要看、不要觀察，等到蜂窩性組織炎惡化成全身性敗血症休克了，再來驗發炎指數。

資源不足根本是藉口，開放檢驗價格自由浮動，開放人民隨時可以自費檢驗，大幅開放進口大陸或韓國快篩劑並降低報關標準 （事實上台灣3月份以來早就進口大陸產試劑數千份，只有井蛙還在鬼扯『大陸試劑你敢用？』）

檢驗供給量很快就能提昇，這些都是經濟學的專業基礎。

補充：

根據台灣海關統計，台灣一年從中國大陸進口十幾億新台幣的內外科醫療儀器及用具，最好都沒台灣人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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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就說「管制口罩的下場就是短缺，就是方便走關係者尋租。」

也說過「疫情稍緩，中國大陸產能重新開出，產量將非常驚人。」

更說過「管制口罩價格將使廠商失去誘因也無足夠利潤負擔進口鋪貨並承擔一定風險，使得短缺現象更延長。」

#經濟學就是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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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J:「In Race for Small-Business Loans, Winning Hinged on Where Firms Bank」

摘要：

1. 美國聯邦政府$3500億美元針對中小企業的救助計畫實施結果並非「最亟需現金」或「最可能存活」的中小企業獲得補助，而是「與銀行關係最好」或「公司規模夠大」者優先取得補助。

2. 某些取得最多補助金額的根本是上市公司，與"中小企業"八竿子打不著關係。

3. 政府透過JPMorgan Chase & Co.發放的「可免償還義務借款（forgivable loans）」超過$1.15億美元都是給予與JPMorgan往來的二十幾家上市公司，例如茹絲葵牛排館的母公司Ruth’s Hospitality Group Inc.就取得$2千萬美元免償還借款。

4. 雖然說The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目標是保護員工數50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但因為法規的許多例外條款，餐廳與飯店的上市公司依然適用。此外，這些上市大公司還可以申請總預算高達$6000億美元的Main Street Lending Program，這是中小企業無福申請的。

5. 因此雖然可免償還貸款申請案金額超過$1百萬美元的案件數僅佔總體4%，但卻是耗去總預算的45% 。換個角度看，政府緊急援助資金的45%依然落到4%的大公司上。

6. Lindblad Expeditions Holdings Inc.從花旗銀行申請到$660萬美元的可免償還貸款，然而SEC資料指出，早在疫情之前該公司已經從花旗銀行借貸了$2310萬美元。

但許多從未與花旗銀行往來的小型企業如Lily Bird Inc.,，僅有6名員工，就無法通過申請。根據花旗銀行的說明，Lily Bird Inc.,的申請案資料不齊全，然該公司創辦人則稱資料老早就根據花旗銀行要求補上，但案子進度卻始終顯示「等待企業主回應（pending additional ownership responses）」。

Lily Bird創辦人表示：「沒想到在哪家銀行開帳戶會關係到金融危機時公司得否生存…」

8. 各行業申請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的狀況（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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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

a. 從訊息費用角度看風險，如今情勢變化迅猛，三個月前美國還是「有史以來最佳就業狀況」，三個月後首次請領失業補助人數超過2千萬！如此高的訊息費用之下，要求基層公務員或銀行行員判斷「誰最需要現金」或「誰存活機率最高」是不切實際也緩不濟急的。

換言之，選擇原本與銀行就有往來的客戶，才是訊息費用最低的對象。

如報導中Lindblad Expeditions Holdings Inc.這家公司本就從花旗銀行借得2千多萬美元，這說明該公司的資產真實性與信用品質都通過較為嚴格的審查，此時再借出$660萬美元的風險較低，即便這是慷政府慨、拿稅金借花獻佛，也不容易在事後因受補助企業倒閉率偏高而被納稅人或有心政客秋後算帳。

b. 銀行優先照顧自家客戶，才能優先照顧自己。

在此風雲變色、倒閉潮驚濤駭浪之時，銀行如能藉這些政府專案提高客戶的生存率，也等於保障自己已貸出款項。

雖然看似私心，但依然與此前聯邦政府的施政企圖契合。反之，唯有透過提供銀行足夠誘因，方可能夠快夠有效率地發出救急款項。事實上即便銀行有誘因，也可因協助發放這些資金賺取相當手續費，但資金發放速度其實依然不足。

c. 政客即便好心也常常只是壞事。
(1) 不清楚真實世界的各種侷限條件，特別是訊息費用這點，往往只會制定出帶來「結果出乎意料（unintentional consequence）」的政策。前述因未知風險而生的訊息費用，是最大的侷限條件，絕非政客們一廂情願設置種種法規條件可以克服。

(2) 濫發鈔票救市的結果將是無可避免的通貨膨脹與國債利率上升。換言之下一波的美國股市債市崩跌種子已經在此次危機處理中由美國政府親自播種。

如無其他重大侷限條件變化，美元地位的下跌與人民幣的國際化崛起會是未來十到二十年的主要路徑，特別是若中國人民銀行推出的國家級區塊鏈人民幣能成功，則此軌跡將越來越清晰。

(3) 過度僵化的市場法規、勞工保障制度，必然在不景氣時造成大量失業結果。這個制度經濟學的重要觀點我已經講過無數次：制度費用過高，於人就是失業、於物就是呆料廢料、於資金就是爛頭寸。

強烈建議閱讀經濟學大師 Armen A. Alchian在1969年的鴻文– 「Information Cost, Pricing, and Resource Unemployment」(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7)

就我的瞭解，美國還有許多尚在苦撐營業的餐廳，卻於2000多萬人失業的當下「請不到員工」！根據所知的美國加盟餐廳主表示，當下因為「更優渥的失業補助與更寬鬆的失業認定」，許多人選擇失業而放棄工作。

d. 尋租貪汙肯定存在，疫情平息後的未來出現各種爆料新聞我也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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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說過很多次的論點，看來也逐漸成為美國主流媒體的看法：
* 華爾街日報社論：「Trump’s Recovery Guidelines」

重點： Mr. Trump’s timing is right because the American public is beginning to see that the economic harm from lockdowns is also a disaster. Twenty million jobless in four weeks and food lines are a human tragedy. The longer the lockdowns the more long-term damage there will be in lost human and physical capital—and the weaker the recovery. Americans want to defeat Covid-19, and they have shown they will sacrifice to do it, but they don’t want poverty to be the price they have to pay for victory.
（4週內2000萬人失業是人類悲劇。封鎖時間越長則對人力資源與資本的長期傷害就越嚴重，且復原也越無力。美國當然願意為戰勝COVID-19犧牲，但絕不是以「落入貧窮」為代價）

*華爾街日報專家投書「New Data Suggest the Coronavirus Isn’t as Deadly as We Thought」

重點：
1. 以近日史丹福大學在Santa Clara郡（恰好我也在此居住過兩年）研究發現實際受感染者的數量遠大於已知，可能佔該區總人口2.5％～4.5％之間，換算推估的受感染者應是目前確診數量的50～85倍。
然而，從好的一面看，不但感染數可能更接近流行性感冒，以這個角度看COVID-19的病死率可能也遠比目前推估的來得更低且更接近流感。
2. 作者問：「Yet if policy makers were aware from the outset that the Covid-19 death toll would be closer to that of seasonal flu than the millions of American deaths predicted by early models dependent on inputs that now look inaccurate, would they have risked tens of millions of jobs and livelihoods? （若執政者了解COVID-19的死亡率初期預估是錯誤的，則他們還願意以幾千萬失業與生計為代價執行現在的隔離政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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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均是我這幾週以來，特別是「Michael Burry與我所見略同」一文明白指出的思考要點。

經濟學來看，人類行為不存在「不計一切代價」。所有的選擇都是以被放棄的最高成本選項為代價。

美國即便是世界第一強國，同樣面臨「資源有限」的天然侷限條件。

這邊我要特別點出幾個危急現況：

a. 美國前兩週才推出的預算高達$3500億美元的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搶救失業人口計畫，才兩週不到已經耗費殆盡。該計畫已燒光國會給的錢，正等的國會再通過第二筆經費。

b. 即便前述救市資金燒得這麼快，但對許多已經倒閉的中小企業依然緩不濟急。
美國47%勞工（約6千萬人）是由50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所聘僱，這些企業的現金水位無力支撐此次災難，紛紛在兩三週時間內就被迫倒閉認賠。

c. 而美國超低儲蓄率與個人儲蓄額，也加劇了疫情對人民的財務風險。

根據華爾街日報：「Lack of Savings Worsens the Pain of Coronavirus Downturn」
(1) 30~40歲這個世代的人很慘，多數10年前才因金融風暴而財富歸零甚至負債，這十年才勉強還清重新站起，卻又因此疫情再度資產歸零。

報導中一位41歲的單親媽媽已經負擔不起每月共$100美元的水電帳單。

一位在麥當勞工作25年的51歲男性，身上僅有$2200美元存款，還因疫情前大腸鏡檢查甫花費$1000元，目前恐有失去工作的風險。

(2) 根據美國聯準會自己研究報告，美國60%家庭根本沒有現金應付緊急狀況。

(3) 而如經濟學利息理論與財富倉庫理論所預測，每一次災難危機與伴隨的通貨膨脹都是財富重分配的時刻，只是因為資金、機會、智力、知識等等因素影響，結果總是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從Fed研究（見圖）我們可以看出2008年金融風暴以來，美國收入最低的20%個人財富不增反減超過25%；收入20%~60%者則僅有些微增長；但收入最高的1%增長125%！

我在「fed再度實施2.3兆美元救市」文末所強調的：「一個非美國國民需要注意的重點，是美國的印鈔救市本質都是對全球主要經貿國家徵收「美元稅」，其結果必然在許多國家引發「輸入性通膨」。有點存款或其他資產者，這幾年的投資一定要有很清醒的經濟邏輯，才不會死於通膨與經濟停滯的夾殺。」

談的就是這種財富重分配狀況。只是此次搭配瘋狂印鈔，恐怕只會更嚴重。

無知者以為政府可以克服「貧富差距」，卻渾然不知「政府往往才是惡性貧富差距的元兇」。過去我曾介紹過R. Coase的「The 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一文，Coase的研究發現那些「弭平城鄉差距政策的經濟效果只是加劇城鄉差距」。這點於此同樣適用。

回頭看美國股市，我依然保持樂觀。

你聽！巴菲特這兩週悄息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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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WSJ此篇報導「Governors Assert Authority Over Reopening States’ Economies」明白指出：美國各州州長認為自己有權力決定各自管轄的州政府是否重新開放經濟活動。

這是一個長久以來美國憲政上的難解之題。

根據美國憲法第一條第8項第3款(Article I, Section 8, Clause 3)著名的「商業條款（Commerce Clause）」設計，美國聯邦政府對於a)與外國 b)與幾個州之間和 c)與印第安部落的商業經濟活動，可以基於「必須與適當原則（necessary and proper principle ）」加以規範。

美國建國傳統認為此聯邦憲法權力僅侷限在「州與州之間的商業經濟活動」，並不包含「一州之內」。這是說，聯邦不可侵犯州權是美國建國基礎原則。

然而實際上運作早就遠非美國國父們的設想。

例如我認為最誇張的1942年Wickard v. Filburn, 317 U.S. 111 一案，該案發生在小羅斯福總統新政時代，當時聯邦政府出台小麥產量管制措施，目的是為了抑制小麥過度生產造成「榖賤傷農」的價格過低現象。

原告Roscoe Filburn是一名Ohio州的小農夫，在自家農場種小麥專用於飼養自家的牲畜，從無販賣所種小麥，更甭說與他州從未有過小麥交易。然而在大政府當道的干預下，連Filburn這樣的小農自種小麥竟然也被列為管制。

依照前述美國憲法邏輯，聯邦政府不應該對此種「純然州內事務」有行政權。但當時的聯邦最高法院竟然判決：「雖然Filburn小農所種小麥數量非常少，也從無交易故對小麥市價不生絲毫影響。但把千千萬萬美國境內這種小農加起來，還是可能間接對小麥市價發生影響，因此聯邦政府『有權』管制。」

此案被視為聯邦政府擴權到州內事務的指標性案件。

2005年的Gonzales v. Raich又是如此：

被告Angel Raich遵照加州政府通過的法律，於自家後院種植大麻並供該州合法的醫療使用。然而州法允許的行為，卻是違反聯邦法律。

聯邦政府的判決依然認為：聯邦政府有權限制大麻的使用，即便州政府立法通過允許使用。

這顯然又是一次聯邦政府侵害州權。

回到此次COVID-19疫情，我們看到美國聯邦政府的混亂無序、前後矛盾、左支右絀與到處卸責。甚至川普總統的顧問Kellyanne Conway於Fox News採訪中都說出：「這是COVID-19，不是COVID one」，指責既然是『第十九次』，WHO難道不用負責？…如此這般的蠢話。（見影片）

（此女顯然是黃泥多所描述：『堅持理性胡說八道方能在政治上兌現』）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美國華盛頓州、奧勒岡州與加州在4/13成立美國版東南互保「Western States Pact」，將自行決定何時解禁與自行處理解禁後的州政府合作。

這算不算州權回頭侵踏聯邦政府權力？從美國憲法角度來看，也算。

美國建國二百多年來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權力範疇爭吵不斷，假設未來國祚還有幾百年，那麼此問題恐怕始終揮之不去，特別是在緊急危機時期。

從制度經濟學來看，即便當初憲法本文白紙黑字，後來的政治實力與政客需求還是會扭曲制度，使得權力邊界不再清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 Coase揚名的「Coase Theorem」要求「權利有清楚的定義」，不是淺顯的學問。特別是「行政權」本就是充滿模糊空間的權力。因此如果有『普通水準」的經濟學家以為美國的州政府vs聯邦政府制度是具備經濟學所稱的「效率」，那顯然是不懂制度經濟學的普通人水平。

當然，我多次批評過那些「誤以為美國是/推崇自由市場」的無知傻蛋們，始終只會看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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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口罩經濟簡易分析我談過，類似流行病疫情這種重大客觀侷限條件改變時，需求曲線可以快速向右上方移動，這時候整體市場會變成俗稱的「賣方市場」 — 賣方比買方強勢。

賣方不但可以減少廣告費用，甚至會由買方負擔廣告費用 — 買方們奔相走告詢問何處有貨可買。

要更進一步了解這層經濟學關係的轉變，我要再次推薦我舉過的經濟學大師張五常知名論文「蜜蜂神話（The Fable of Bees）」：

“此文調查華盛頓州果農與養蜂人之間複雜的契約關係，證明傳統經濟學的外部性成本、外部性利益理論壓根只是一群象牙塔學者對真實世界無知所導致。
傳統經濟學認為養蜂人佔了果農便宜，免費從果園的花朵中取得花蜜生產蜂蜜，政府應該介入，扣養蜂人稅補貼果農；反之，果農也佔養蜂人便宜，享受蜜蜂授粉服務卻沒付費，政府也該介入，扣果農稅補貼養蜂人。對嗎？

張五常實地到盛產蘋果的華盛頓州調查後指出，真實世界是：有些植物品種，需要蜜蜂授粉但是產蜜量低，此時果農得付費購買養蜂人的「授粉服務」。有些植物品種則是不太需要蜜蜂授粉，但產蜜量很高，這時候是養蜂人要付費給果農「購買花蜜」。更多植物品種，開花初期與末期，對授粉的需求與產蜜量都會變化，這時候果農與養蜂人就有複雜的契約安排，用月結的方式來結算究竟是誰要付誰錢。

張五常甚至直言：果農與養蜂人之間甚至有「仲介」在安排媒合，而果園附近的公共電話亭電話簿中，就有這些仲介的電話廣告刊登，可供諮詢。傳統經濟學家壓根沒去過一次果園，只是在辦公室裡幻想，幻想出外部性理論。

此文另外一個重要的意涵在於A相對於B更有價值時，AB互易時存在價差時，B要額外付費；反之亦然。這是個淺顯的道理，但偏偏很多人忽略或故意忽略。"

從蜜蜂神話一文我們亦可推知，需求曲線的變動不僅僅是影響了市價的釐定，甚至可以顛倒買賣關係；其實背後「交易費用的分攤」也會隨之決定。

故真實世界我們可以看到市價雖無變動，但交易條件改變，如付款方式、付款期限、風險移轉（FOB轉為EXV或DAP）、保固條款等改變，都可以探知真實需求與供給的變化。題外話一句，許多表面上看似搭售的安排，實質都只是反應需求供給變化。

作為交易費用的一種，廣告費由誰負擔自然也適用同樣的經濟學定理。只是一般人不習慣「買方負擔廣告費」的現象，但想深一層，常見的求才廣告就是一種買方負擔廣告費用的安排。

因此我們可以說：

在全世界因COVID-19疫情需要各種醫療資源孔急，需求曲線極端地移到右上方的此時此刻，還需要廣告「Taiwan Can Help」，經濟邏輯來看很可能只代表：「Taiwan is help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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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金融時報報導：「Coronavirus exposes America’s broadband problem」

重點摘錄：
1. 目前美國仍有2100萬人口完全沒有網路可以使用。Pew Research Center研究指出美國鄉村地區約1/3人口家裡沒有網路可使用。

2. FCC製作的美國網路普及地圖準確度遠遠不足，報導的主人公Tom Egan雖然住在紐約上州，距離最近的城市僅15分鐘車程，在FCC此地圖上應該「有網路建設」，但事實是過去30年來Egan的家裡始終沒有網路可以使用。

他早已放棄向ISP業者申請網路，因為即便線路就在他的住家半英哩外，業者依然以「用戶不足以負擔成本」為由拒絕多拉半英哩。

於是他自己購買$4000美元的天線裝在隔壁山丘上友人屋頂，再把訊號轉至自家。

Egan居住區域的小孩如要使用網路，只能上圖書館或提供免費wifi的連鎖速食餐廳。

但此次COVID-19疫情讓這些提供網路的地點都停止營業，被迫困在家中的學童們其實並無網路可以使用。

3. 英國網路覆蓋率達99.5％；歐盟地區是96.7％。
（中國大陸行政村通光纖比例96%，行政村4G網路覆蓋率95%）

4. Pew Research Center研究指出家裡有網路的學童成績比沒有網路的高。

5. Pew Research Center研究亦指出美國無網路地區，從「申請網路核准」到「網路真實開通」，平均費時2年。至於申請核准要多久？不知道。

6. FCC預估要讓美國家家戶戶都有網路可用，尚需花費$800億美元投入建設；但行業顧問公司Deloitte 則評估最少也要$1500億美元。

7. 研究亦指出FCC的網路覆蓋圖資料錯誤率很高，實際上未有網路家戶數量應該是2倍以上。

8. FCC民主黨籍委員Jessica Rosenworcel指出，即便FCC內部明知他們需要重新繪製正確的「網路建設普及現況地圖」才能制定更正確的網路建設政策，但現任川普指派的主席Ajit Pai卻於內部會議明白表示：「最慢在總統大選前13日，務必花掉$160億美元預算用於網路基礎建設。」Jessica Rosenworcel認為完全本末倒置，單純就是要先花錢才回頭去蒐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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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
a. 我舉過經濟學大師Milton Friedman曾說的四種效率狀況，這裡再重複一次：

花自己錢處理自己的問題 > 花自己的錢處理別人的問題 > 花別人的錢處理自己的問題 > 花別人的錢處理別人的問題。 （見影片）

b. 美國鄉村地區基礎網路建設不足的主因源自於1984年的反托拉斯法大案–「分拆AT&T」！

此案中美國政府錯誤地認定AT&T內部複雜的「市內電話與長途電話的交叉補貼體系」是濫用壟斷地位的定價，卻忽略事實是：
(1) 電話線路這種以『網路效應』為獲利商業模式，在一定條件下同一線路越多用戶邊際利潤越高的現象使得都市用戶毛利率遠高於鄉村地區。
(2) AT&T正是以都市用戶毛利補貼鄉村地區，方得實現美國政府要求的「電話普及率政策目標」。

當法院以反托拉斯法禁止私人企業以內部補貼方式達到政府政策要求時，誘因制度改變後自然更無廠商願意或長期有能力投入鄉村電話線路基礎建設，當然也就影響後來的網路建設。

從歷史宏觀視角來看，美國聯邦政府干預了自由市場闖下的禍，現在靠政府FCC花幾百甚至上千億美元都無法彌補。

美國主流媒體（包含英國金融時報的這篇報導）都以為「是自由市場造成城鄉基礎建設差距」，但事實恰好相反：是政府干預造成城鄉差距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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